陆盈盈，历史进程中的“佛系”科学家

虎嗅注：本文是虎嗅“新女性”系列报道的第四篇文章。陆盈盈，曾因被冠以“中国最年轻博导”而名噪全国。1988年生于浙江杭州，2010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获得学士学位；2015年1月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从事能源材料领域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年2月11日，27岁的陆盈盈入选“青年千人计划”，随后回归浙大，成为博士生导师，带领课题组从事科研工作；2018年9月，陆盈盈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

虎嗅原创组作品，头图为实验室中的陆盈盈，由陆盈盈课题组提供并授权虎嗅使用，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作者丨楼台

编辑丨李拓

三年前，陆盈盈以一种自己绝未料到的方式火了。

2015年2月11日，“千人计划网”公示了共有667人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名单，其中27岁的陆盈盈成为最年轻的一员。2月25日， 浙大校友会官方微信推文，称：“陆盈盈学妹的档案在各校友微信群朋友圈疯转……88年的教授、博导，恐怕在中国也是最年轻的之一了。”

一时“美女学霸”点燃舆论，其中不乏恶意揣测。还在斯坦福处理回国事宜的陆盈盈还对此一无所知，这位时差党早上醒来后发现，一夜之间，居然有几百条有关“青千计划”的微信留言，学术邮箱也被媒体的采访需求挤爆，甚至有媒体表示要去斯坦福追访。

但她选择沉默。

回归浙大三年，在从事科研工作之余，陆盈盈也逐渐开始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但此间从未主动谈及三年前的那场风波。

“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选择决定你去哪里，而是机会决定你去哪里。”今年10月在接受虎嗅采访时，她坦言，人生很多事情不是她刻意的选择， 更多是具体情况下，自然而然的结果。比如选择化学，一开始只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再比如考入浙大，也有高考运气的使然；比如进入常春藤名校，也要感谢康奈尔在英语成绩上放了她一马；入选“青年千人”，自己也只是抱着尝试一下的心态。

三十年间，她仿佛只是做了几件小事。

1 

和陆盈盈的采访约在浙大玉泉校区的科工楼，老校区教学楼大多低矮陈旧，穿过走廊的陆盈盈右手拿着黑色的笔记本和手机，左手拿着红色的钥匙带，短暂的寒暄之后，招呼我进入她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

大概不到10平方的办公室，最靠里面墙的是灰色的金属文件柜，上面挂着许多参会铭牌，底下摆着一双黑色拖鞋，旁边低矮的双人黑色沙发顶着墙，紧挨着一个小冰箱，冰箱上靠墙立着装裱过的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证书，还没有来得及上墙，前面放着一个带玻璃罩的永生花，地上无叶风扇和加湿器挤在一起，对面墙上的公告栏用图钉钉满了英文paper，下面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办公桌，靠门的桌子上堆放着办公杂物。

陆盈盈坐在另一张办公桌后，靠在椅背上，转过椅子接受采访，就像是老师和学生在办公室谈论学术一样。她一开始就能拿出老师给学生讲课的劲头，滔滔不绝地花了15分钟科普金属锂电池的历史和现状。

相较于十多分钟的锂电池知识速成科普，她较少直接谈及自己突破性的研究，在谈及她在金属锂上突破性的研究时，陆盈盈强调：“金属锂的研究不仅仅是我的研究，而是很多人的研究。”她更愿直接将时间拉回到70年代，金属锂电池的发明开始讲起。

金属锂电池对比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优势明显，陆盈盈告诉虎嗅：“如果金属锂电池一旦实现量产，能力密度能够提升5倍，而且理论极限更高。”不过也不可过度乐观，她强调，尽管有许多企业在研究金属锂电池，量产可期，但这可能是下下一代电池，下一代更可能是特斯拉正在采用的硅碳电池。

显然，她还是首先将自己当做一个严谨的科学家或教师。当虎嗅请她尝试用简单的比喻或者类比来说明金属锂电和锂离子的不同时，她首先的顾虑是科学的准确性，担心“不全面”。 

不过，这也是她为数不多的、符合公众想象的一面：一位严谨的科学家。

2 

“科学家”并不是陆盈盈梦想的起点。

陆盈盈的爷爷、奶奶都是教授国语的高级知识分子，她的父亲也希望她能有一些文学天赋。陆盈盈也遵从父命，读了书卷气浓郁的杭州省高级中学，鲁迅、李叔同、朱自清、沈钧儒等大家都曾在此执教。但学了几年之后，高考成绩向她宣告，文学底色的家人并未令她文科增辉，在备战高考时，语文笔记做得最多，成绩反而最不理想，理科成绩反倒不错，尤其化学。人都喜欢正向心理反馈，陆盈盈也不能免俗——她爱上了化学。

陆盈盈不是才女，不是天赋型选手。她承认，在任何圈子里，她都不是最拔尖的，但却自信能够做到中上，然后很幸运的就会有可以尝试的机会被自己把握住，所以她不做太多刻意的选择。

高一那年，她觉得读浙江工业大学比较稳妥，这个目标到高三都没变。但高考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超过浙工大几十分，就这样，她考入了浙大。从那时至今，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期间，她都不是最拔尖的那一个，但她稳健得能让所有人都讶异。

她也不觉得去康奈尔读博是一个刻意选择的结果。在浙大入学的军训时，她就交了一些朋友，大家发现有三成同学要出国的读书；至于读博，她更没有感觉到过多的压力，因为在她的宿舍读博其实是一个相对主流的选择，4个人的宿舍有3个都是要读博士的，不读博的反倒是非主流。

颇有点“集体无意识”：你出国我也出国，你读博我也读博。

陆盈盈的同学中不乏哈佛、耶鲁、MIT 等名校，用她的话说，自己属于中上游。而她的英语成绩也没那么优秀，出国前考了六七次托福，成绩并不理想，还没过100分（满分120分），不过幸好口语还不错24~26分（满分30分），她戏称：“康奈尔大概看在我英语口语不错的份上，放了我一生路。”

在康奈尔，陆盈盈不缺朋友，面对科研论文的压力也能云淡风轻。

康奈尔8月开学，正值长夏日斜，又快入秋，那是康奈尔最美的日子，叶子是五颜六色的，有红的、黄的，也夹杂着绿色。不过11月之后，就是长达5个月的大雪。因为有暖气，比浙江的冬天要暖和。有热闹的同学会，定期和导师的individual meeting, 组内同学开 group meetings 时导师请客吃饭。导师经常邀请学生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去家中做客。导师非常平和，师母也会跟学生们说，出门旅行时，她会禁止导师带任何工作的书或者文件，强制其休息。

尽管之前报道有提到为了节省出中午的午饭时间，她会在早上晚上多吃，然后一直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但这在陆盈盈看来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大家都是如此。”

陆盈盈承认她随性、普通，并不愿主动做选择，人生关键性的选择就是自然而然：她既没有特殊天赋，也没有刻意而强烈的动机；她容易受到外在的影响，看着同学朋友都是如此的努力，自己也就一样努力。至于读博期间在学术期刊发论文，获得最高荣誉肯定并提前以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她仍然对虎嗅说：“有不少的同学，比我发更好、更多的论文。”

科学研究常被目为一项高度不确定的活动，科学家要在不确定中选择，这就是一场异于常人冒险。陆盈盈不惧怕失败，但也无意冒险。她对科学研究有着独到看法——科学就像是医学体检，就像医生在排除病因，不断证实或者证伪。这是个不断确定的反馈的过程，失败是一种必然，算不得什么冒险。

所以，她第一次发论文时的心情时，“其实没什么感觉，因为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这就会是努力的成果。真的到了，你不会激动的。”

如果不出意外，她的生活大概可以一直这么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下去，直到“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风波来临。

3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脱胎于“国家千人计划”，其历史背景便是中国人才智力流失严重。

资料显示，1978~2002年这25年间，中国一共大概有58万多人出国，特别是在1993年自费留学的政策窗口打开之后，出国人数骤然增加，但回国增速却大大减缓。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留归比值通常是2 : 1，即2/3的留学生滞留国外，1/3的留学生回国。但中国的情况则是归国与留在海外的比例倒挂为1 : 3。2006年，社科院劳动人事局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长期下去，可能会威胁整体人才经济安全”。中国人才外流的状况还要考虑到科研经费投入问题。实际上，2000年之前，中国R&D 强度（科研投入/GDP）长期徘徊在0.6%~0.79%之间，其峰值是在1992年，之后连续6年下降，直到1998年，回升到0.66%，同期甚至低于印度。

一般来讲，经济的发展和人才回流相关性最强， 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达到3000~4000美元，人才才会大量回流，进而出现净流入。2002年，中国 R&D 开始加速，达到1.07%，各地开始推出自己的政策争夺海外人才。

2006年，江苏省省委书记在一次考察无锡中发现了所谓“530”计划，即5年内，引进30位海外高层级人才落户无锡，于是将此经验在全江苏推广。2008年底，随着领导高升入政治局，江苏模式的人才引进计划也被吸收，由中组部出面推广，也就是之后的“千人计划”。

也是适逢其会，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人均 GDP 跨入3471美元，经济因素和政策调整双重发力，人才开始大规模回流。2011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更进一步，通过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俗称“青年千人计划”，与“千人计划”（主要已经在海外高校取得终身教职功成名就的教授）不同，“青千”主要吸收40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家，一般是博士毕业两到三年，在相关研究领域中是拔尖人才。不同于仍受海外羁绊的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潜力更大，回国的意愿更强，也更能在国内全职投入研究工作。

如果没有“青年千人计划”，陆盈盈也可能会美国申请教职，做一个 AP，或者在硅谷找一份工作。但命运还是在这个时候转了个小小的弯。

她是在2013年底了解到“青年千人计划”，2014年9月抱着尝试的心态份提交申请 ，2015年初收到面试通知，而且很快入选。

舆论漩涡随即而至。

在2015年“青千”评选中，最受争议的便是“最年轻的年轻女博导”的标签， 特别是有人质疑她的成绩幸运成分居多——她的导师是业内“大牛”林登·阿彻，康奈尔化学系的系主任，美国工程院的院士。

回应起三年前的争议，她的反应审慎而克制：“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看法，这是由每个人的认知边界决定的，我不做价值判断。 ”

当虎嗅询问她，中国是否应当学习美国的“政治正确”，比如，在教职或博士申请时，把申请人的性别纳入考量，以此鼓励女性参与科研。她立刻答道，“不考虑是正确的，你不觉得不考虑更好吗？”

但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对女性做学术仍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例如，学术圈有人公开认为招收女博士是浪费资源，因为女博士时常由于恋爱、家庭原因退出科研； 在初等教育中，许多家长仍旧认为女生缺乏在理科上的潜力，著名“哲学家”周国平仍旧认为，女性最大的责任和天赋在于照顾丈夫。

而在国外学术界，即使是诺贝尔级别的学者，如哈佛校长萨默斯和伦敦大学学院（UCL） 荣誉教授蒂姆·亨特，都会因为有类似的歧视性言论，而被踢出学术界。

陆盈盈也了解现实困境。所以在访问正式开始前， 她就肯定虎嗅“新女性”报道的价值，并举例说，即使是从耶鲁毕业的女生，在10到20年内，就业率就会下降到不到60%左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陆盈盈觉得国内状况并没那么可怕，她强调时代在进步。过去，男女读的书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则完全不同。就浙大整体来讲，女博士数量超过男博士，即使在化学系，女性博士数量也相对持平。在本科的化学班，男女比例已经比她上学时已经乐观很多，在她上学时男女不比例差不多2 : 1，现在是在1 : 1，已经接近持平。她还告诉虎嗅，在她的课题组，明年就会计划招收4名女博士，性别比例也会持平。

浙大不是孤例。从1998年到2015年，中国女博士的总体比例已经从21.9%翻了接近一番，达到 37.85%。

4

人们时常将女权和女权主义并举，仿佛它们浑然一体。尽管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呼吁女性团结起来跟男权社会作斗争，强调sisterhood（妇女协会，姐妹情谊）, 但事实上，女权理论彼此冲突不断：经典的三大女权主义流派，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彼此都相当的不满。

简单地讲，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将一切错误都归于父权制。父权制本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词，米丽特在经典的女权著作《性政治》中赋予了它性别压迫和剥削的含义。激进派将其推演到了极端，男权的压迫不仅仅是经济性的、阶级性的，女性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剥削和压迫，最为极端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攻击男性和异性恋，远离一切男性。

激进主义的代表麦金农曾强调：“性对于女性主义就是工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属于自己，又被剥夺。”波伏娃曾引述萨特的话：“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战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则强调，父权制是系统性的、是阶级压迫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都是在压迫和欺凌女性，所以女性和解放也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则最温和，他们认为女性应当争取男女平权，她们反对对于女性能力的贬低，抵制对于女性智力的歧视，认为男性和女性应当得到同等的对待，应当享有男性一样的权力，认同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

女权流派之间相互批评极其激烈，有时导致相同的形象随着时代变迁，理论的变化和分歧而变化，时常使得女性无所适从。

1975年，ABC 电视台推出了电视剧《神奇女侠》，该剧表现的是象征女权的亚马逊女战士形象，但引发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大辩论。激进派批判神奇女侠的容貌迎合男权社会，吹捧超级女性而无视普通妇女；自由派则批判激进主义幼稚，是 “一种伪平等的、充满怒火的的反智法西斯主义”。两派的争吵很大程度造成了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退潮。

再回到女性就业率下降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包括中国在内国家，妇女就业率都下降了10%左右。但诡异之处在于，由于婚内法律保护的健全，越来越多经济宽裕的高知女性离开职场，去照顾孩子和家庭，但底层女性不得不待在工作岗位，赚钱补贴家用，甚至打几份工抚养孩子。

口无遮拦、性丑闻缠身的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女权主义者大为失望， 但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本身是女性的希拉里并不比川普更吸引女性选民。很简单，当她们和他们的丈夫都失去了工作，生活都是无法维系的时候，工作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给予所有女性一个答案。

5

在接受虎嗅采访时，陆盈盈还对“青千风波”做了澄清：当时教授和博导的称呼确实不合适。自己确实是博士生导师，而博导只是一个职称。之所以会写成教授，是因为在2015年之前，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归国人员进入浙大都是教授头衔。但在2015年之后，浙大开始采纳tenure（终身职位）制度，所以她必须先工作6年，通过学校的考核之后，才能正式取得教授的头衔，不过她现在是正高待遇，与教授相同。这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并不是网络舆论压力所导致学校做出的更改。

“青千风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陆盈盈的生活。

陆盈盈开始学习如何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她强调这是作为科学家的责任，向公众宣传普及自己的科学研究。当虎嗅询问她，是否未来她是否会进一步介入公共舆论生活，她则强调现在应该先沉淀自己，但对于未来持开放态度。

在科研和教学上，她强调对待知识必须认真严肃，也看重在学生心中作为老师的威信。对于一些缺乏动力和自觉的学生，她毫不讳言会动用大棒策略。即使平时一起吃饭，她和学生也主要聊一些谁谁谁发了什么paper之类的事儿。

“你在学生心中是一个老师的形象吗？”

“当然。”这差不多是她最为直接的回答了。

陆盈盈的严肃和认真也会被误认为强势。她觉得自己对于学生相对平等、给学生更多自己的空间，甚至有些佛系——实验室的工作没有固定时间，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弹性工作。有时候，她也会请实验室的同学一起吃饭，唱K。 前一段时间，她的一位学生获得了竺可桢奖学金，这是浙大最高的奖学金，但她强调，其实从没有强迫这位同学做实验。

“很多人觉得我很强势，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但对自己，陆盈盈可没有放松。她现在还保持着高强度的专注和勤奋，依然是只吃早晚饭，节省出午餐时间。四月，她身体抱恙，需要住院手术，可是当时有一个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答辩，自己作为首席不能缺席，所以只能一个礼拜要去三次急诊，打止痛针，每天几乎不能吃饭，一吃饭就感到胃痛，体重只有90斤左右。但是，她还是鼓足勇气，坚持了下来。

“走到这里不容易，我也不愿意让其他人失望。”

不过，在人生的态度上，陆盈盈就从容许多。她认为科学有对错，而人生没有。所以，人对自己的认同并不应是外在的，而是应是内在。她还谈及平时阅读佛学，例如《六祖坛经》《金刚经》之类，深受其中的哲学启发，至于是什么启发，她则很禅宗地摇头：“不可说。”

这种内在认同让她在女性价值问题上相对开放，但不那么“女权”。

她尊重女性为他者做的牺牲，像女性作为母亲为孩子，或者作为妻子为丈夫牺牲，她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品质，只要女性自己认同这种价值。对于这些女性的传统角色，例如妻子和母亲，她也并不抗拒。

贝蒂·弗里丹认为，女权有两个阶段：走出家庭、自由选择。在选美的问题上，弗里丹也曾说，既然女性能够觉得自己是个人，也有更多的选择，那么她们有权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漂亮，组建家庭也是一样。

采访结束后，离开浙大，高大显眼的毛主席像立在开阔的广场上，高扬的右手仿佛是在发出号召。自1955年他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之后，中国妇女大规模离开家庭，投入工作一线，中国女性的中性化一度成为女权的典范。但观念大跃进之后，生活对于女性也并不容易（详见“新女性”系列序篇《谁给她出的题这么的难》）；改革开放之后，女权主义更是纷繁复杂，许多道路和价值观相互矛盾。

但好在这个时代没有标准答案，这次生活考卷可以允许女性自己来写下答案，也只有她们自己才能交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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