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数字记忆的“无机性”

在很大程度上，由计算机语言、文字数字化引发的记忆样态可称为记忆的无机性。“无机”与“有机”相对应，在社会学发展早期，很多社会学家都提出过社会的“有机”问题，这类社会学家重视人作为生命体的维度，而且其社会思想的建构也以此为初衷。当然，若简单将人类社会类比于生物界的“社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蜂蚁社会，但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生物学基础是不能被忽视的现实。

重视这一生物学基础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需要关注人作为生命体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的情感和心态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之一。当机器（计算机）被普遍运用于人类社会，随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与机器互动的）人的心态和情感议题更应该从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这也是“有机”概念在今天仍具有价值的原因所在。

在将人类社会的“有机性”着重提出，并作出较为深入讨论的社会理论中，滕尼斯的学说是尤其不能忽视的。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传统社会视为“共同体”，工业技术和商业合力构建的现代社会被他称为“社会”。他认为前者是“有机”的，后者则是相反的。前者更接近生命体的本质意志，后者建立在一种人的抽象化的抉择意志之上。人的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相对应，分别是滕尼斯构造“共同体”和“社会”概念的基础。

本质意志是指真实的或自然的统一体，而抉择意志则是想象的或人造的统一体。前者是有机的，遵循设身处地的生命统一原则；后者则是计算的、任意的自由原则。本质意志包含思维，抉择意志是思维的产物；本质意志将未来包含在胚胎中，而抉择意志则将未来描绘在画面中。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基于本质意志而建造，社会则是抉择意志的产物。人们可以任意提供社会，却不能任意提供共同体。原因在于社会具有人造性，是基于（想象的、计算性的）目的而形成的统一体，是抽象化的；共同体则是自然长成的，有着丰富的社区情境，是具体化的。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随着人的理性计算能力的日益增长和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以后又经历了几次飞跃，可简单概括为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再向人工智能社会的转变。近年来，人工智能议题被密集提出，诸如元宇宙和ChatGPT等概念流行。人类社会似乎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与之相伴的是人类的新生存处境成为热点话题。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是一种交织的存在。也可以说，人工智能社会是互联网社会的一种延伸和深化。互联网社会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力和作用力，对社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何看待这一过程及其后果？这也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记忆视角的介入，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变迁过程提供方式方法。

有关数字记忆，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从数字记忆内部的构成入手，研究数字时代记忆的特点。例如李红涛、杨蕊馨从“个体记忆”维度入手，考察数字时代个体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周海燕强调互联网实践中个体的情感实现（emotion achievement）和情感动员问题；姜婷婷、傅诗婷提出数字记忆的构成中尤其要关注人的维度，人作为记忆主体在数字化进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二，考察数字时代记忆的遗忘问题。人不具备无限记忆的能力，所以需要依靠技术作为大脑以外的记忆载体，但数字时代人们面临着“遗忘是否被允许”的问题。赵培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记忆工业化角度入手，提出数字记忆不允许遗忘的存在，个体进入了数字全景监狱中；记忆的工业化导致记忆和遗忘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人的遗忘权缺失也导致个体认同出现问题，从而引发时代精神性危机。几乎所有的技术变革都是双刃剑，大数据能够将琐碎的个人信息迅速汇聚起来，对个体和社会构成潜在危机。袁梦倩强调大数据时代的遗忘权，力图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局限，赋予信息主体对信息进行控制的权利。

第三，考察文化记忆生产机制及其危机。有学者从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机制角度入手讨论时代文化危机，探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化手段的文化生产与传统文化的精雕细琢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后者的目的是指引社会道德实践、形塑伦理秩序，前者则与此日渐背离。阿莱达·阿斯曼从文化记忆角度，提出记忆载体进入电子化时代后，由于人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丧失了深度思考的机会，进而弱化了深度思考能力，从而引发文化记忆危机。

第四，与文化记忆相关的讨论还包括广义上的数字文化研究。1995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出版，提出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的生存的著名论断；卡斯特以“信息资本主义精神”来描述数字文化的存在样式；胡泳提出“众声喧哗”是数字文化的一个特征。杨国斌指出，数字文化引发的文化变迁牵动着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连接着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其中霍斯金斯注意到，数字转型使人们对于过去的讲述出现了新的纪念结构。赵静蓉认为，从记忆主体到记忆对象、从记忆方式到记忆表征，互联网都颠覆了原有的记忆生态，创造出更多的记忆可能性。

有关数字化生存及其生产的文化记忆，是记忆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笔者引入记忆的有机和无机的视角，试图进一步认识数字时代的文化记忆危机问题。开篇所提记忆的无机性，主要是针对传统学术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机”意涵而言的。“有机”与人的生命本能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社区情境在地化的具体性。在根本上来说，记忆就是人的一种自然能力；如果没有记忆，那么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也就无从谈起。

传统学者基本都是在生命的意义上讨论记忆现象，且常将记忆定义为人作为有机体的一种普遍特性。例如，滕尼斯在人的本质意志角度下谈论记忆问题，认为记忆是人的心灵性的生命原则。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将记忆放置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尽管他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性，但研究的也是以生命为起点的记忆现象。包括198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概念的阿斯曼夫妇等，都是基于人作为生命体留下的记忆痕迹角度，去认识人类社会中的记忆现象。

但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兴起，这些基于生命体的“有机”记忆，逐渐呈现了一种“无机”的特征。后者可以看作互联网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无机”在这里是指这类记忆是由商业和科技联盟以“人造性”作为主导推进的，它与传统线下社区情境中的记忆有着很大差异。在严格意义上，“无机”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生命的征象。事实上，一切记忆，无论是传统的线下记忆，还是信息社会的线上记忆展演，都是人的头脑（和自然、社会之间交织后）发挥作用的结果。

“无机”的记忆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便是人造性以及流动性，后者具有短暂性、表层化特点。这在根本上是人的抽象化的抉择意志（即计划性思维导向）的结果，在现实层面更多体现为资本与技术的结盟，笔者将数字记忆的这一特征统称为“无机性”。这种无机的记忆带来的效应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干扰性。商业和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变得无比重要，所谓的“人造性”便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的，吸引眼球是这类记忆生产的最重要诉求。

综上，从记忆研究的角度，传统议题多涉及有关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有机”记忆，如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哈布瓦赫的记忆社会性、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等等。从记忆的有机性和无机性角度来看，记忆的有机性首先涉及身体性记忆，这是有机性记忆的第一个意涵。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及，腿和胳膊都充满了沉睡着的记忆，甚至嗅觉和味觉中都沉淀了过往的岁月，这类记忆就是有机的。说它是有机的，还意味着它是有“心理能量”的，这一记忆具有一种“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非身体性的、外在于个体的记忆都是无机记忆。这涉及“有机性”记忆的第二个意涵，这便是社会的有机性，也是滕尼斯和涂尔干的研究议题。从社会有机性的角度，那些构成一个社会可持续运转的社会底蕴和文化底蕴，就是保障社会有机性（或社会团结）的基石，是一种“社会力”。笔者认为，对于有机性的判断除了看它能否产生“社会力”之外，还包括对这一社会力的性质进行检视。“有机性”多指力的“善”的性质，这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如潘光旦的位育理论密切相关，它具有匡定迷乱、指引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意涵。

一言以蔽之，笔者对互联网记忆的“无机性”的论述，是为了探索重构“有机性”记忆路径。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

二、数字记忆的基础机理：记忆的技术性凸显

从记忆载体的角度看，由计算机语言引发的记忆现象事实上已经引发了传统文化记忆的危机。广义上记忆的媒介包括文字、图像、地点甚至人的身体。它们作为存储记忆的载体，也会影响记忆的形态和内容。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计算机的记忆存储行为挑战了传统的记忆与遗忘理论。

例如面临海量的信息，个体要涂抹（清除）一时任意而发的记忆似乎变得很难。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机制由阿莱达·阿斯曼提出，这便是计算机“大脑”把记忆的“技术”给独立了出来，但代价是牺牲了记忆的“力”的一面。也就是说，既往记忆中那种人之心理能量消失了，这种心理能量便是一种记忆的有机性，它可以生发善的社会力。

“记忆术”的脱域特征凸显了数字记忆的“无机”性。因为记忆的“术”强调“记住”这一机器技术，它是操作性的、冰冷的和机械的。而传统记忆具有的“力”则是记忆有机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源自人进行回忆的心理动力，关乎身份认同。与生命相关的记忆本身也包括遗忘，甚至相比记忆来说，遗忘更是一种常态。

这里的“力”带有一种重新回到过去的努力，由于存在这种回忆的力，一些事情变得重要起来。它还意味着记忆与遗忘之间相关交织，其中发挥作用的“认同”本身就是一种粘合的力，以及一种促成社会团结的记忆之力。这一记忆之“力”在两个层面起作用，在个人层面是一种心理能量；在社会层面，是一种发挥整合作用的社会力。这两个层面也可以被认为是传统记忆有机性的具体体现。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就是对这种促成社会团结的“社会力”的一个阐发。他指出，人们从当下情境出发去回忆，也导致了过去被召回的那一刻就发生了变形，因为这时的过去是以当下为取向被修正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于过去的追溯和取回，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记忆的“力”是人和社会固有的一种内在的力量。从这一角度出发，阿莱达·阿斯曼把记忆理解为人类拥有的想象力、创造力之外的第三种精神能力——记忆力。

记忆力意味着它不仅是复制、记住，更是一种人的生产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和情感能力。情感能力尤为关键，它是人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机器可以存储信息，但机器无法记忆，它本身不具备整合社会的力量，以及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内在的动力，更谈不上拥有“心理能量”。因此，机器的记忆是“无机”的。相比人的活的、有情感的记忆，机器所存储的仅是一个数据“坟墓”；相比人的不稳定的记忆力，它处于静止状态。

当然，在互联网中，一方面是机器在存储数字记忆；另一方面，由于参与其中的人们不断留痕，导致数字洪流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幻中，这与传统文字记忆的稳定性构成了鲜明对比。阿莱达·阿斯曼描述了这一状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印刷术的时代结束了，物质书写时代也随之彻底结束了；在新的媒介技术之下，传统文字因其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稳定性受到了数字洪流的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是科学和技术，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权威也发生了更替。在无文字时代，记忆载体主要依靠作为生命体的个人，而人所记忆的内容在时间上只能延续80~100年，即一般不超过三代。因此，只有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能流传下来。对于重要的社会记忆，人们一般借助仪式来保存。在无文字社会，老人是有权威的。

进入文字时代后，记忆的存储空间变大，不仅有用的信息被记录下来，那些暂时没有实际用处的信息也能被记录下来，甚至那些被社会孤立的声音也有了久存于世的机会，这扩大了社会的知识范畴。同时，文字记忆也提升了人的抽象化思维能力。因为在传统的记忆模式中，所记之物和回忆主体很少被分离开来，就像演出和文本的关系一样。在发明了文字的社会中，文字作为抽象的符号系统，在记录中容易将感觉的多样性转化为单一性的符号性存在，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编码。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从无文字社会到有文字社会，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发生了由具体化到抽象化的转向，这是文化记忆领域的深刻变革。文本本身是一种物质化的记忆存在形式，而且，这些文本是具有稳定性的；但是，这类载体保留下来的多是精英文化记忆。如同哈布瓦赫所说，在传统社会中平民是没有记忆的。

在文字时代，文本的经典化对文化记忆有重要影响。文字相比于口述而言，是更为稳定的存在，它也因此获得更大的威严。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学家之所以重视档案，正是因为人们有一种“纸面的迷信”，在历史中，人们也多把神圣之物都写在文字中。这是文字的一大特征，文字的稳定性使其更容易作为社会价值的准绳。费孝通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敬惜字纸”的重要性，就是“敬惜”写出或印出的文字，劝导人们在写字时要下笔谨慎，不要传播错误思想贻害社会。可以说，这是“痕迹崇拜”的积极因素，“文以载道”也带有这样的意思。

事实上，这就是文字记忆的经典化作用，其对于社会团结的构建、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人们的身心安放都提供了根基性的价值准绳。这种根基性的价值准绳是经由在地化的社区情境日积月累形成的，但数字记忆的脱域过程也导致具体化社区情境发挥作用的力度被日渐削弱，有机的社会力遭到破坏。

综上，“无机”作用的机制是，由于过度强调记忆的技术，导致记忆从具体的社区情境中脱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丧失掉了记忆发挥作用的社区情境，进而使得记忆作为一种有机性社会力的功能在日渐衰弱。可以说，数字化过度凸显了记忆作为一种技术存在的特征，这是数字记忆从有机转向无机的基本机理。

三、数字记忆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数字时代，我们处于漂浮不定的记忆洪流之中，在这一处境下，人们如何稳固或构建类似经典化（提供稳固价值准绳）时代的文化记忆？在机器存储记忆的时代，文字不再是稳定的，它转换为“字节”的跳动。

“字节”是一种计算机语言，是记忆数字化的一个表征。也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泛文字的时代。在这里，不稳固性甚至成为主流。例如，青年亚文化在中国逐渐盛行，近年来B站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它所表达的文化具有青春的特征，这类文化是未成熟的，是处于形成中的。在这里，人们更加追求新鲜的样式，有创新的冲动，但也制造了迷茫困惑的心态/价值危机。

笔者认为，计算机语言构建的无机性记忆在社会中的主要表征是记忆的技术凸显，脱离了具体化的社区情境。在作为有机性社会力、促进社会团结的功能方面，其不仅匮乏，而且强有力地“冲刷”着主流社会的有机性记忆。以下几个方面是其冲刷主流社会的主要样态，这些方面也是数字记忆无机性的具体化表征。

第一，转瞬即逝。转瞬即逝是互联网热点新闻的一大特征，例如微信朋友圈的热帖一般存活时间不超过一周，但其热度奇高，短时间内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情感高速堆积、他人的反应高度在场，最终可以轻易造就一种速度和强度空前的公共制裁形式，甚至导致涉事主体社会性死亡。这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伤害性都极大。这类热点新闻和回帖在网络上反响大、发声多元，但意见浅薄化、快餐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类数字记忆脱离了具体化的社区情境，无机的数字记忆在短时间内借助流量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第二，众声喧哗。网络平台提供了数字化的广阔开放空间，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发声，甚至每个人都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潜质，但这种趋势利弊共存，最大的弊端是严重脱离了人赖以为根基的具体化社区情境，让人无从判断真假。

比如，制作短视频背后的个体是一个怎样的人？无人知晓。但其也提供了向更多人宣讲或表演的机会，很多人依靠这种形式积聚人气，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进而达到盈利的目的。网络上不乏内容极为低劣的作品，但由于其影响力较大而占用了大量社会性资源。这些个人制作行为也就不再单纯是个体性的行为，而具有了社会性。从构建社会性的角度，其传递的价值对公序良俗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为传统的社会性价值是经过社区情境严格检视的，由人类社会经验逐渐累积而成。社会所公认的权威，是由一系列社会品质作为保证的。哈布瓦赫在论述欧洲社会贵族阶级传统的形成与存续时，就指明了这一点。但互联网制造的内容并不遵循这一原则，例如那些短视频社交平台宣称的愿景是“激发创造，带来愉悦”，这种“生财”理念势必带来缺乏检视的、轻薄的内容。简言之，数字记忆的无机性制造了种种幻象魅影，对主流的社会记忆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伤害了社会的有机性。

第三，解构主流。例如鬼畜视频的雷军版《Are You OK》，无疑是一种解构，它不是建构，也不是“原创”，事实上仅是一种娱乐文化，通过“随意为之”的方式给社会增加笑料。这类记忆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记忆，后者是为了身份认同，建构人们的意义感。“随意为之”是数字记忆无机性的一种体现，它不仅忽视和无视具体化社区情境的力量，甚至敌视和破坏这种依靠日积月累才能沉淀下来的可贵的社区情境，社区情境正是人类为了生存下去、赖以为根基的价值和意义力量所在。

解构具体化的社区情境导致文化的碎片化。在“每个人都可以做网红”的“愿景”中还蕴藏着一种底层的狂欢，这也是主流文化被冲刷的表征。网红可以无底线迎合大众的各种需求，而且至为关键的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手段运作加剧了这一趋势。平民狂欢造就的网红模式不乏搞怪成名、意外成名等，被许多人视为“喧嚣的泡沫”，存活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但其对主流的社会记忆造成极大冲击。

其中，信息碎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一个消极后果是，无视在地化的社区情境，给社会的价值建设带来危机，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陷入困顿迷茫。像“躺平”“内卷”这些反映社会心态乏力的概念之所以能迅速走红，都与这一机制有着密切关系。文化碎片化的结果是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方面给予个体和社区的安所遂生的力量。

第四，推波助澜。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商业逻辑作用于社会的花样翻新速度比以往时代更快。这里所谓商业就是滕尼斯所说的无机社会，它是一种人造社会，是在人的抉择意志推动下的后果，它是人的思维能力的一种体现，表现为计划性和抽象性，这种发展趋势愈发挣脱了具体化的社区情境和意义，甚至碾压、打碎了传统社区情境中的稳固性力量。在盈利目的驱使下，一些互联网写手为了追求高点击量不惜制造噱头。

例如互联网软文大量存在，目的就是吸引眼球、积累人气，借此获得额外的报偿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资源。网络推手带有极强的目的性的策划炒作，甚至可以让普通人迅速成名，例如“爱豆”现象。爱豆原意是歌手、演员等偶像群体，现在指一些人即使没有任何作品，也能通过炒作成为爱豆。这再次印证了数字记忆之无机性的任意妄为特征。

第五，表层浅薄。人类进入机器检索时代，“死记硬背”的记忆类型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对知识性记忆的需求在减少。然而，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多是建立在熟记的记忆类型基础上，之后才是融会贯通和创造。

有学者指出，机器的信息生产机制造了只记录、不记忆的困境，记忆是内化的、记录是外在的。前者将对象/物转化为人的认知、心理的一部分，属于有机的记忆，可以产生善的社会力；后者将对象/物交付给存储和检索技术，这样查找信息很便利，也很周全，但这类记忆是无机的，而且人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包括人在深度思考后的判断力，即什么才是真正有利于个体和社会的。人类在这方面的能力被铺天盖地的信息给扰乱了，思考变得表层化、快餐化。

可见，数字时代的文化记忆危机，最重要的表现是在“众声喧哗”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深度思考能力被干扰，人们找到价值准绳的机会（能力）减少（拉低）。甚至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有文字无教育”的时代，大众对叙事张力和表达快感的渴望，压倒了对真实性以及何为人间正道的思考，大众以数字记忆的无机性为工具快意恩仇，但同时日渐失去了来自社区情境中的安所遂生的力量，即一种有机性社会力的庇护。

事实上，互联网时代大部分所谓技术与社会互构的“创新”大多具有极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

性，例如元宇宙概念便是如此。其样式之“新奇”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们很多是在人性复杂性和商业盈利性等各种因素交织下催生出来的“怪物”。“提高某种社会效率”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商业和技术的“勾结”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善恶，我们也难以评估其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数字记忆的“无机性”对传统社会的有机性记忆构成挑战。一方面是对在地化社区情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对人的本质意志的削弱，人的本质意志是人作为有机体的基础构成，在这里体现为人脑的记忆能力，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它受到无机性数字记忆的严重冲击。

四、文化记忆危机的应对

如同阿莱达·阿斯曼所指出的，文字曾被看作永久痕迹，以及一种过去的、需要解密的现实索引和借鉴，和一种雕刻和持久意义的写入，但这一古老的隐喻在数字时代将会不知不觉消失。传统时代的书写与深度、背景、沉淀和分层等人类社会经验密切联系，但在电子时代，这种关系几乎站不住脚了，后者变成一种“脱域”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表层”，是被计算出来的状态以及1和0这两个编码的开合启闭。

当然，在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古往今来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面临着“坠入深渊”的可能性。当下，所有发表出来的东西一样都会面临这一命运，也包括互联网上的各种表达形式，如视频、音频、文字，等等。“历史的垃圾箱”在数字时代也将以一种新的形式被打开。无用的、被遗忘的东西都会被迅速推入“深渊”，这个“深渊”也会随着数字技术存储容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容。

如前所述，朋友圈的新闻热点一般不超过一周，因为电子媒介在制造新闻热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分散人们注意力的多个焦点。迅速遗忘/抛弃，又迅速提供焦点，是数字时代记忆快餐化的表征。那么，传统记忆模式还能在这个充满分散注意力的消遣世界里停留多久？显而易见，互联网上消遣文化的盛行加速了记忆消失的进程。如此看来，互联网的痕迹是记忆，还是遗忘？这让人颇费思量。

商业思维的加入，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例如，短视频具有让人尽快遗忘的脆弱性。与之密切相关，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记忆危机最为致命的是持久性注意力文化被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社会价值准绳身处飘摇不定的危机之中。对于数字记忆引发的文化记忆危机及其应对，笔者主要强调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传统的文字记录面临危机，这波及人类的深度思考能力，这种深度思考能力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人作为生命有机体，在互联网大潮下日渐钝化了其赖以生存的深度思考能力。为应对这一危机，亟须在文字使用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知识阶层的觉醒和共同努力。

在互联网语境下，注意力是指民众对于某一事件的关注时间长度。注意力不够持久首先影响的是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赫尔德提出，语言起源于思考，而思考又来源于回忆能力。但在互联网时代盛行的“感知的汪洋大海”和“图像的缥缈的梦境”，使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回忆能力面临危机。如何保留住思考能力，随之成为我们时代的议题，这是个体和社会获得真正发展的内在动力。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深谋远虑是建立在回忆和思考之上的人之能力。对于个人来说，它是特有的，也是一些人生来就有的基本能力；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它是语言和文化产生的源头。深谋远虑制造了有文化底蕴的回忆空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些既有的人类经验积累与数字记忆制造的褶皱、空洞和叠层的洪流，还可以相互对抗，或可为毁灭性危机的延迟到来创造契机。这要求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变化，但更要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文化。

那些稳固的价值有些需要适时调整，但有些则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航标，是必须要留存的价值，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知识阶层该怎样做才能保存那些好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呢？

如上所述，在互联网引发的文化记忆危机中，人类的深度思考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也应该得到保护和培育。对它的保护和培育需要借助一批人的力量，知识分子在其中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担当。以中国现代化早期的社会思想家潘光旦先生为例，他面对民国社会思潮的思考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潘光旦对潮流与时代的关系曾经有一个讨论，可以视为对“互联网时代该如何培育和保持人的深度思考能力”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和指引。潮流就是风尚，它们不一定是有价值的。尤其在只普及识字而未普及教育的民国时代，一种思想或一个物件，可以借助广而告之的方法，立刻得到大众的捧场，进而获得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影响力，且这种声势还可能历久不变。但潘光旦指出，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应当知道如何趋避取舍。

他认为对待潮流有三种态度和方法，第一种像树叶落花一样随波逐流，第二种像老树根一样坚如磐石、不为所动，第三种则像逆流而上的鱼。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时代潮流的主动引导者、选择者，而不能做被动的顺应者，至少应当做一个挣扎者。

潘光旦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就是把经过社区情境检视的好的价值传递下去。这是他在《学问与潮流》中所谈论过的，他自己也是这么践行的。面对风起云涌、思潮变幻的时代，他坚持“为了子孙后代”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绳，直言批评那些主张取消家庭制度等自由派观点。

可以说，他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坚持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构建一种有利于人性与社会性和谐共生的理论。在技术程度日益加深的互联网时代，知识阶层有责任甄选和维护那些值得坚守的价值，从传递给下一代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即便互联网大潮汹涌澎湃，但只要立场坚定，确立价值准绳也并非难事。

另一方面，数字记忆的无机性的确破坏了在地化社区情境的力量，干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绳。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介入，以起到保护社会的作用。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应该主要体现为一种规划力和执行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只有充分发挥它的力量，才可能更高效地对互联网之漫无边际、杂乱无章作出合理的规划和引导。

为应对数字记忆的无机性破坏，需要有与之抗衡的对冲力量，笔者强调对根植于社区情境的“有机性”进行保护。在这方面，政府可以起到维持善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即规范商业和市场活动，以及引导科技发展的方向。善的社会力量即有机的“社会力”。

例如，“再造附近”就是一种保护社会的设想。“再造附近”是项飙提出的一个概念，与滕尼斯守护“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意，就是要保护社会的有机性。让记忆依托于一个在地化的社区情境，从人与社会之和谐共生的具体化情态入手，维护社会的生态。而数字记忆远离社区情境，甚至抵牾、解构在地化的社区情境，因此它是无机的。

人的抉择意志导致技术和资本在追求利润/利益的目标下，让社会日益走向抽象化和计划性，例如元宇宙设想就有这样的趋势，它可以通过技术提供更多的娱乐空间，但它依然解决不了人在时间中的有限性问题。如同赵汀阳指出的，“元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广告，是资本的劫掠；如果元宇宙真的不幸成为了现实，那么其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将非常棘手，甚至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大灾难。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西方理论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被视为是三足鼎立甚至是三方抗衡的关系，既有研究也往往从这一视角切入。例如在“再造附近”的倡议中，项飙区分了最初500米和最后500米。按照他的理解，最初500米是社会有机性的一股力量，意味着社会的原生态，是“积攒”社会力的场域。而最后500米，则来自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的力量，在他的讨论中，主要来自行政的力量和市场的设计，它会引发一种社会的无机性。应该说，项飙所分析的这一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实中同时存在着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力量，二者相互促进，可以共同对抗过度化的市场和商业活动对社会的侵蚀。例如，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家国一体”的机制。周飞舟认为，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过程中，国家“顺应”社区原有的“生态”和居民的“心态”进行培育、修剪和养护，形成了一种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家国一体逻辑。

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党建引领（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呼应）之间的合力，二者间的结合点就在于党建引领（政府部门）借助了有机的社会性即在地化的社区情境和文化的力量。由此，国家的行动就与基层民众之间取得了某种利益上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并可以在危机时刻完成社会保护的任务。可见，这种社会和国家合作的力量也是普遍存在的。

与之类似，在数字项目的规划和治理领域也潜藏着这样的机制，以助推有机的社会力和国家的数字治理之间形成合力，其着力点在于通过规范数字的商业化运作，来保护社会中善的力量和价值，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构筑社会的有机团结，进而让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契机，而国家的兴盛和长远发展正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这一国家保护社会的机制，在数字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五、余论

我们身处信息的洪流中，不时被变幻的图像和符号所俘获并转移注意力。信息如此频繁地交织与“轰炸”，损伤了人的记忆和深度思考能力。而有机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保护和培育的反思能力，人们在这一基础上建构社区情境，确立价值的准绳，共同筹划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未来的走向。

笔者在涂尔干的“社会神圣”意义上界定社会的基本价值。互联网之风潮汹涌在解构秩序与维持秩序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秩序在这里并不仅仅是稳定、规训的代言词。事实上，在精神层面，它象征着一种稳定的社会心态。在传统文化记忆概念中，稳定的社会中都存在着某种类似古埃及的“玛阿特”一样的价值，它决定一个社会的正义准绳，并潜在地发挥着稳定社会以及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玛阿特是一种无形宗教，代表普遍与和谐，在宇宙中表现为秩序，在人类社会中体现为正义。

有机的文化记忆中必然蕴含着一种引领发展的价值要素，但在众声喧哗的时代由于谁都可以发声，从而使文本的经典化面临着很大的干扰，导致那些维持稳定的价值观出现危机，这是时代面临的困境。当然，文化记忆空间的形态和质量，受制于种种政治和社会的利益，不仅来自技术媒介商业化发展的影响，而且互联网也受制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样态。

也就是说，支撑互联网社会的信息技术模式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多元的，它具有全面性、复杂性与网络化的特征。其中，互联网的“实时”信息传播给人际交往带来了时间的极大“压缩”，甚至发生了时间的消失。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心灵环境中，（文化心态）可以同时指向瞬间与永恒。时间/文化变得碎片化，同时虚拟的空间也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它放大了解构社区情境的力量。伴随着互联网这一时空形式的生成过程，整个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

毋庸置疑，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社会情感等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数字技术重构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精英在文化记忆创造方面的垄断地位被弱化。在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似乎变得很容易，但彼此之间不过是相遇于当下的陌生人，个体转化为“流浪汉”“观光客”和陌生人。在这样的情境下，主流记忆被扰乱或“附近”开始消失，事实上，其背后是一种对于“敬惜字纸”的崇敬感的动摇。

总而言之，我们无法抗拒的现实是，文字记忆已经进入一个“跳动”的不稳定时代。但是，在新的时代，我们依然摆脱不了作为生物人的具身性，并仍然生活在一个具体化的社区情境之中，仍旧需要一个稳固性的价值支撑，即安所遂生的社区力量。当下支撑中国社会的一些文化基础依然坚挺，例如家庭文化，但它也面临着数字技术助力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如互联网效应加大了不婚不育等婚恋观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冲刷力度，这对于培育健全的子孙后代和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啻为一种致命伤害。

在数字时代，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处境：数字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影响着各种制度和文化，它创造了财富，同时又引发了贫困；激发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化了苦难，输入了绝望。不管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它都是一个无可逃避的新世界和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数字时代，重构记忆的有机性、强调社区情境的力量是应对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有机”记忆的强调让人和社会找回安所遂生的力量，它以人的生命体为起点，并须臾离不开这一初衷；与此同时，它潜藏着一种维护人与在地化社区情境和谐共生的力量，也即努力保存人文价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作者：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