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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6 23:30
不缺钱的女人,为什么要卖掉她的铂金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刘楚楚,编辑:王婧祎,文中插画:陈禹,视觉:aube,原文标题:《自由、理智与情感:当女人选择卖掉她的铂金包》,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探讨了为什么一些不缺钱的女性会卖掉自己的铂金包。通过采访二手奢侈品从业者和职业女性,文章展示了买卖奢侈品背后的故事和动机。

• 💰 奢侈品市场的兴盛以及二手奢侈品行业的崛起

• 💼 职业女性卖掉奢侈品包的原因,包括冲动购物、买而不用、情绪价值等

• 🔄 二手奢侈品的供需情况,以及对于不同阶层的消费者的吸引力

近年来,国内二手奢侈品行业悄然兴旺,我们访谈了若干二奢从业者,希望了解市场上被释放的大批奢侈品从何而来,以及,透过这些美丽又昂贵的东西从被渴望到被忘却的故事,来观察那些正在出售它们的职业女性。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由第一奢侈品大国转为第一二手奢侈品大国,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苗头。


处理旧包,就像割舍一段记忆和关系,黄金也有重量,负重太久,总有拿不动的时候。


想卖包的人太多了


冬日,北京长楹天街的架空走廊,临时围起了一座玻璃房,像水果集市一样展示着总价超过五千万的数百个名牌二手包。从早上10点商场开业起,玻璃房外就排起了长队,每人在进入前需要先领取一次性手套。不过,令路人纷纷侧目的是对面的一条更长的队伍,女人们拎着行李箱或大的蛇皮袋,里面都是她们想来卖掉的包。


一个穿貂的浓妆小个子女生放倒箱子,把用到褪色的数个香奈儿摆了一桌。“你这是有钱的比较早啊”,老孟摸着包像往常一样拉起家常。他是一名二奢公司老板,也是中检认证的奢侈品鉴定师,见过超过一万只香奈儿,只要看一眼包,判断它是哪一年产的,就能知道眼前的人财富的爬升点。“一只三四万,加起来几十万,那时候在北京能买个房了。”但这些旧包最后一共只卖了四万二。


买包那一刻是温情的,行业的回收估价是冰冷的。一个70后带来了一整箱LV,说起手里一只LV,是她在北京奥运会前后买的。“我人生第一个LV啊”,当年sales力荐,说这是最新款,她当场花6000买下,现在只能卖2000。年轻时候她迷恋LV,现在终于厌弃,说以后想买Celine。老孟笑了,那这比LV还不保值。


想保值买什么?买香奈儿。他笑眯眯地给了每个来客一点保值建议。


我之所以联系老孟,是在抖音上刷到了他发的回收纪录视频。在老孟的镜头里,富人家庭像堆放杂物一样胡乱堆砌着价值不菲的名包,随后,老孟用手一拈,就像回收旧纸皮一样,飞速报出数字、痛快打款。因为价格公开透明,每天,都有超过四十箱的包离开原来的主人,抵达他位于天津的办公室。



近年来,在大众因疫情无法出国购物,以及直播带货助推等诸多原因下,二奢产业悄然风靡。一些艺人开始在直播间卖二手名牌包,销量斐然,胡兵曾创下开播仅10分钟就登上抖音带货榜第一名的记录,一场销售额破千万。我想了解,这个存在已久的行业突然爆火的原因。


在长楹天街现场,我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包被放弃的理由。不少崭新的包只是冲动购物的结果。有顾客在国外购物时,跟另一个中国顾客看上同一款包,为了较劲而买下来,买下的那刻很爽,回来就没再用过。


有的包只是为了“买”,而不是“用”。一个戴着扎眼的香奈儿logo的毛帽子、穿着香奈儿全黑套装、背一个香奈儿黑包的中年女人在桌前坐下,掏出数个黑色的盒子。周围的目光聚集过来,像现场拆礼物一样,老孟依次解开盒子上的山茶花丝带、拆开垫纸,取出这些还散发着新品特有光泽的黑包,包上装饰着硕大的白珍珠。其中一个包,老孟在原价基础上减了两千就收了。


老孟说,她每次来,都卖全新的香奈儿。“她太爱买了,很多北京的顾客工作压力都很大,都是女强人、女总裁,她们就觉得,到香奈儿我就一通买,就开心,她知道赔钱,赔钱也买。她们通过消费去解压,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尝试理解下这个感觉。”我回答。


据一些业内观察,从去年开始,大量有钱人开始出清自己的闲置,使得二手市场的供给突然增多。在老孟看来,大部分富人卖包,并不是缺钱用,只是因为家里快放不下了,毕竟存放包的房子的空间价格比包更贵。


“他们极少是因为资金问题来卖包的,我一个月要收几千家,连5家这样情况的都没有。”在实现财富自由的人的资产配置里面,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他们眼下也需要维持资产的保值,“收一家货十几二十万,能解决什么事?卖点什么都比卖包钱多。”破产富豪他也见过,那是连房子、车、表也卖了。他也接触过生重病的人,她的爱马仕包是刚从专柜拿出来就卖给他了,她说,以后也用不上了。


现场,不少包被鉴定出是假的,其中不少是来自闺蜜、男友的礼物。得知是假包的那一刻,有人当场就哭出来。老孟曾经见到过有人带来二三十个包,全是假的。至于个中故事,他往往也不会过问,“有时我也会给顾客台阶下,我会故意说是不是代购弄的?为了便宜而不小心买到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心里知道这可能是假的。卖假包的人早把你心理分析得透透的,这个东西专柜一万三,卖你一万,事实上全球哪LV都不打折,但架不住你就信。



几乎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奢侈品钱包卖了,但它也是一种严重折价的商品,原价几千买来的出手只能卖几百。老孟通常把这样的货卖到国外,“中国人现在不怎么用现金了。”


这次在展会上,他三五百块钱收走不少堪称破旧的名牌包,“那都是70后的东西,如果在八年前卖,也是能卖两三千的,但就是不舍得,到明年,连三百都没有了。”如果不是绝版的中古包,普通的名牌包会随着时间而变脆、褪色,不断跌价。老孟会如实告知她们,明年再卖,更不值钱。


买包录


对有些职场新人来说,对奢侈品包的渴望可能是一座需要被翻越的山。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刚进时尚杂志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的名牌包,这一幕给了她不小的冲击。杂志楼下就是北京的SKP商场,写不出稿子的中午她时常去闲逛,半年后,她攒好钱去楼下拎回来一个Celine。这一瞬间的举动缠绕了她多年,为什么要这样花掉这2万块?


我也曾分期12个月来买一个奢侈品包,后来,我在意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诺的《服美役》里看到这段话,感到刺痛,“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花销却更大,这样一来,她们几乎将赚来的钱都扔回了市场……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针对女性的……女性一方面仍被认为是弱者,是低等的,受到轻视;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无偿家务劳动、再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巨大资源。”这本书写到广告与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虚伪,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知道,买包的人内心有更复杂的渴求。


在访谈中,我看到了女性各式各样的买包原因:辛苦工作后、签单后、出差转机期间,但不论寻常或富有,不少人都提到一个词,情绪价值。


“这个年头,能给你确定的情绪价值的东西并不多,谈一场恋爱,可能会让你心慌,买个包我会持续高兴很久,尤其是对一个工作非常多、压力很大的女性来说。”二手奢侈品平台红布林的创始人兼CEO徐薇笑着对我说,她是许多奢侈品牌的VIC。VIC的全称是Very Important Client,是一种用来区分VIP的头衔,有比VIP更高的消费门槛,可以理解为“超级贵宾”。



那么,男性如何看待奢侈品呢?我曾采访过一位专门研究汽车文化的学者,她在调研中发现,中国的男性有着超乎其他国家的对奢侈品腕表和豪华车的追求欲,但他们很少会为买了一台宝马和奔驰有罪恶感,他们甚至会说,我买这个车是为了我的家人(普通的车不能接送家人?),或者为了方便谈下客户。他们从来不承认这也是情绪价值。


不过,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职场人而言,奢侈品都是他们对自己辛勤工作的一种奖励。不少人会在攒到第一笔小钱后,去买人生第一个奢侈品包,然后,在升职加薪以后,买下第二个。


其中的悖论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朋友曾在4A广告公司做项目小组长,熬夜频繁,作为项目管理者,她常常要在一天内交付好几个项目,一度失去私人生活。而网购,成了她仅有能感受到的放风。每次付完钱,她马上感觉自己需要更努力地赚钱,包成为驴脑袋前的胡萝卜。当你年轻,能够赚很多,并相信日后会赚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去买个包,这是个自然反应。


我联系上麦小姐,是因为看到她正在闲鱼上出售几十个二手包。她今年41岁,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昆明开一家承接政府与企业活动的公司。我们打电话时是夜里11点,她还在活动现场做搭建。


麦小姐是在28岁遇到她的第一个奢侈品包的,那是街边橱窗里的一个Gucci钱夹,“那时年轻,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爱心,又是玫红的,觉得真是写着我的名字”。当时,她刚成为一个4S店的市场经理,月薪不到一万,钱包的价格是她工资的五分之一。


她从云南山区的一个县城考到昆明的大学,融入这个大城市之后,也有了努力的目标。“更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除了精神层面以外,应该用越来越好的东西。我不觉得这是虚荣,有欲望才会有动力,那句歌词怎么说的,‘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道光’。”


29岁,她辞职离开稳定的单位,开始创业,赚到了钱,也开始了自己的买包之旅。她看到一句话,如果女人一生中只能拥有一个名牌包,那么一定是Chanel 2.55。她把这句话写到了微博愿望清单里。


昆明当时没有香奈儿的专柜,三四年里,她每次去外地出差,都会去专柜看看,但都没货。直到2017年去北京,逛到王府井,一个销售突然从仓库里面拿了一个羊皮的2.55。销售说,这只包本来被人定了,那个人在国外回不来。她看了一下,上面还贴着别人的名字和电话,她立马就说我要。那时她已经创业2年,年收入涨到近30万。


“我也不完全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因为当时我赚钱能力很好,市场也很好。”那时,她经常在签了合同以后,或者年终拿到一笔钱,就去下单。旅游每到一个国家,她也会买一只包,不一定是奢侈品,也买手工包。她尤其喜欢买色彩艳丽的包——虽然这些颜色后来在二手市场都比黑色保值性差很多。


她最常背LV去见客户,它一定程度起到了社交货币的作用,“我们小地方暴发户会比较多”。她有一个做生意的老乡,谈客户时开了一辆斯柯达,客户出来看到斯柯达,头也不回就走掉了,后来他就换了宝马。老乡用这个例子劝她换台好车,但她没理会,她的武器是包,不是汽车。


不同的包为麦小姐装扮了不同的社会角色,见比较高端的客户,她会背香奈儿,“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审美的人,才敢把活动交给你。”这一度能拉近和客户的距离。有个甲方的高管很爱买包,有一次,这个高管突然对她说,以后不要让你们公司的A姑娘来做方案了,你来跟我谈。麦小姐问为什么,她说,看A姑娘背的包,都觉得她做不好。A姑娘对包没有任何追求,但其实最后做执行、写方案和报价单的都是A。


对于陌生的客户,她就会背蔻驰,或者更便宜的牌子,这样“他们就不容易朝死里跟你砍价。”


麦小姐并不喜欢昆明,她喜欢快节奏的生活,但这里的客户太悠哉了。她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毕业时,电力系统分配了她四次,她都没去。她一度向往去北京,想进时尚杂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广播电视新闻,差了8分。


“从小我就相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大于一切,我努力了,回报我是看得到的,总好过我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种信念一部分是家庭带来的——上初中,她的爸妈就离婚了,她的妈妈,一位善良坚忍的云南县城教师,没要抚养费,独自将女儿养大。大学有摄影课,老师总说,摄影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她不信,也去扛摄像机。


她谈过富二代男朋友,对方的妈妈通过旁人来游说,希望她以后在家相夫教子,她不同意,这段感情慢慢就黄了。怀孕是意外,也是她自己的决定,当时的男友执意想做丁克,而她喜欢孩子,没有花太多时间犹豫,两人和平分手。


把怀孕的消息告诉母亲之前,她踌躇了很久,因为母亲有心脏病。她劝母亲先把心脏病、高血压的药吃好,母亲不吃,让她直说。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平静的反应,母亲只说,你自己做决定,并叮嘱了一句,以后不要喝薏仁水了。


生了孩子后,她很少再有时间买包,随后,疫情到来,三年里,公司的活儿大量取消,款收不回来,却还是要持续垫款做活动,公司的资金链多次陷入焦灼,她开始考虑卖包换点钱。


环境变化后,她的心境也变了,“以前我也觉得女人就是要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实看得多了,我也动摇了。包包以前真的对我来说是激励,一种象征性的东西,觉得我的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现在我看开了。”


新的自由,是放弃带来的——“人家说断舍离,其实断舍离的不一定是物质,也可能是一段关系,旧的关系你丢掉,整个人能轻松点。”她的五六十个包里,有三分之一都拿出来卖了。



去年,58岁的吴美君决定把她的奢侈品全卖掉。当时,她刚从一家外企的总经理岗位上被裁掉,在家整理很久不穿的衣服,一下清点出价值50万的衣服、包包、钻戒,她想,卖掉还可以换点钱。


到35岁之前,她都没有好好逛过奢侈品店。1987年,她大学毕业,到29岁时就升任中国台湾某企业总经理,之后一直在不同的外企做高管,拿很多的薪水。她爱美,但她不爱消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主旋律是爱拼才会赢,赚了薪水是一定要存起来等着买房子,街上走过满身都是香奈儿的人,人们会有偏见,觉得那一定是贵妇。那时候我们觉得,拿工作所得去买奢侈品包包,不是年轻女孩该做的事。”


一直到2006年,她进入Timberland做中国台湾区总经理,有一天,在下属陪同着巡店的过程中,她忽然一个闪念,走进了香奈儿店,买下了一个香奈儿黑色漆皮包。


当时,她正要进入职业生涯的一段高光时期,公司给了她极大的发展舞台,开拓4个市场,她开始在出差期间买包。在中国香港机场转机看到香奈儿钻戒,试戴的时候她就想,自己这么辛苦,实在值得一个这么棒的礼物。在新加坡出差,她就进最大的香奈儿店,有喜欢的,当场买下。那时,她背香奈儿包包,穿香奈儿外套,配轻盈的牛仔裤和帆布鞋,在美国、欧洲开会,在老板的私人飞机上拍照,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在乎的。


那些年,同样也是全球经济繁荣、开放的时期,“那时公司业绩很好,年终奖金、升职加薪的幅度都很高,比较有安全感,觉得我肯定不可能明天就失业。”买了包,她喜欢借给团队的人背,这种快乐激励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在摸来摸去,他们就觉得,我在那个职位上做得这么游刃有余,还可以背名牌包包,那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


2014年,吴美君调来大陆工作,之后,她一个包也没买了,一是发现在上海很容易买到高仿,另一方面,她对奢侈品的新鲜感也过了。来大陆八年后,工作不太顺利,她决定卖掉奢侈品换点现金,“反正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再用它们了。”


全职做博主后,她在小红书上讲过一句话,劝所有的女生都不要去买奢侈品,“说实话我觉得,女生把钱存下来,最好的方式还是买房子,不动产。我台北跟上海各一栋房子,这给我很大的底气。要买在对的地段,它不会贬值。”


不过,底下有几千则留言都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她能这样轻松,是因为她已经拥有过了。


包包里的金字塔


过去十年里,中国人展现的惊人购买力一度占据话题的中心,自2018年起,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就占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间,全球奢侈品消费暴跌,只有中国市场相对稳健。到2023年,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下,中国奢侈品行业仍有轻微的正向增长。


只不过,这些增长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变化。过去一年,我频繁在消费市场里听到“香奈儿现象”,有人戏称,这个品牌是要“甩开中产一度狂奔”。网上有人说,上海白领喜欢背Celine,彰显格调,到东北街上看到的都是香奈儿爆款。但到现在,一个二手商业内的共识是,“有钱没钱都喜欢香奈儿。”


另一个吸引了瞩目的品牌则是LV,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香奈儿涨价了8次,LV涨价了10次。当我们聊到这里,徐薇笑了,她说,近年来,涨价的并不只是这两个品牌,其他的品牌也在涨,只是大众不知道而已,在她看来,在全球奢侈品行业不景气下,涨价是奢侈品集团的一个自救策略。


“奢侈品品牌能做到今天,在一百年前肯定是凭借产品力的,慢慢在产品力取胜以后,第二步,是形成自上而下的影响力,跟身份、社会地位形成绑定关系;再下一步,就是它的价格体系,我要保持自己的价位段,香奈儿往上涨了,爱马仕看到香奈儿涨,我也得涨,我不涨就跟你在一个档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涨价就会是一个大家之间彼此竞争的游戏。”


那为什么涨完之后用户还是买单呢?“因为没有更多选择,当他们可以买得起LV及以上产品的时候,不会再往下去做比较。”


近一年来,在红布林平台,香奈儿和LV的经典款是最受欢迎的,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各有不同,徐薇认为,前者跟近年来专柜频繁涨价有一定关系,后者则更多地与其品牌认知度广,以及相对比较保值有关。“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大家还是在买,只是更多人会选最保值、长期具有流行度的单品了。”


爱马仕也是人们追涨购买的一个典型,作为爱马仕入门款的Evelyne大象灰斜挎包,2024年相比2022年均价增长33%。“这类型的包会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成为一个保值品选择。”徐薇说。


不过,个体二手商老孟感觉,如今被关注和疯抢的包也只剩爆款,其他的货变得更难卖了,尤其难卖掉的,是那些昂扬、夸张的颜色。他有一整面墙的红色包,即使价格打了折,一个月也卖不出一个。


二手奢侈品平台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他正在减少一些小品牌的回收。大数据显示,一些便宜品牌因为不保值而流通性持续下滑,现在,人们都倾向于选择标准色(通常是黑色)、好流通的强势品牌。而花哨款式都属于扩张消费时期会选择的产品。


在长楹天街开办的为期三天的快闪店,老孟带了约五千万的货来,打了不小的折扣,最后只卖了一千万,大部分的人排队进去后,只是频繁地比价、查价,就走了。麦小姐在闲鱼卖自己的包,发现大部分时候遇到的都是二手贩子,不是真买家,“能卖掉的还是那些流通款。蔻驰、MK那些包都出不了,连Gucci都难出了。”


事实上,相比专柜,二手市场的价格往往更能反应真实的市场行情——老孟抱怨,虽然香奈儿专柜一路涨价,但它的二手价格并没有一路跟涨,相反,价格一直停留在疫情之前,毕竟,会买二手包的人还是普通中产,他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承担溢价。“这是供需决定的。”


无人问津的包就像卖不出去的房子一样,会随着卖不出去的持续而不断降价,但越降价的奢侈品,越没人敢买。这一年里,最赔钱的包之一,是爱马仕鳄鱼包——洪晃曾在一篇《只知Birkin不知Jane》的文章里写道,“我认识不止一个女人,可以为一个Birkin包去杀人。如果是个鳄鱼Birkin,那是可以开始大屠杀的。”这个故事如今已经调转过来。


2023年初,爱马仕出了一个稀缺尺寸的鳄鱼皮birkin,当时,有非常多二手商争抢囤货,甚至溢价收购,原价四五十万的包,炒作的价格一度过百万。然而,一季度之后,市场情况急转直下,这些包全部都压在二手商手里。到七八月份,她再去询价,这个包在同行交易中已回落到了60万左右。


“这跟最近一年北京、上海的大宗资产的价格变化非常类似。富人会重新对他们的一些核心资产进行梳理,包括卖掉一些房产、贵重的包包,而不是再花钱去买入。那么,等这种资产的价格掉到一定程度,水分其实也去掉了一些,也不会再往下降了,但是有价无市。富人不买了,但中产还够不到它。”徐薇说。



包的世界里,有一个稳定的财富的金字塔,最顶尖的富人几乎不卖包,再往下,是卖包的普通富人,再往下,才是买二手的人,随之财富递减、年纪递减。《2020年中国二手奢侈品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显示,76%的二手奢侈品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