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花园是完美谋杀案的理想场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姜妍、潘文捷，题图来源：视觉中国致命的植物、锋利的剪具、阴暗的角落和现成的埋尸场所，花园是完美谋杀案的理想场所。花园的照料者有时是凶手，有时是受害者，有时则是侦探本人。玛塔·麦克道尔（Marta McDowell）在2023年9月出版的《Gardening Can Be Murder》（园艺可以是谋杀）一书中指出，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版的犯罪和侦探小说中，花园是流行的场景。Gardening Can Be Murder: How Poisonous Poppies， Sinister Shovels， and Grim Gardens Have Inspired Mystery WritersMarta McDowell Timber Press从城市到花园花园和园艺对侦探小说的巨大影响一直未得到重视。长期以来，人们注重的是城市中的犯罪——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侦探小说在工业革命期间成熟，当时乡村变成了雾霾笼罩的郊区，到处都是破旧的建筑和危险的小巷。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的《莫格街谋杀案》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侦探小说，它就发生在巴黎的街道。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当中提出了“都市漫游者”的概念，“漫游者”以边缘的姿态行走于都市之中，带着颓废的不事生产者的印迹。本雅明通过爱伦·坡小说《人群中的人》指出，“都市漫游者”的凝视和侦探角色是相互勾连的。在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也和城市发展密不可分。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租界用了大约十年时间，围绕着上海苏州河开通了二十六路。街道建设使得上海原本局促狭窄的道路被切割为有序的网格型现代都市空间，这样的新空间也给“五四时期”的侦探小说带来创新。城市街道延伸出了各种各样的都市景观，例如舞厅、电影院、银行、咖啡馆等，这些都市空间也被近代的侦探小说摄入了文本。但是，玛塔·麦克道尔却向读者揭示出，不论是在城市角落，在乡村田野，还是在修道院的药草园，花园其实也是流行的犯罪场所。许多虚构的侦探，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古怪，都对植物或园艺感兴趣。花园也可以为犯罪提供环境、动力、线索乃至象征意义。麦克道尔在书中写道，第一位虚构的园艺天才侦探是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笔下的侦探克夫。克夫第一次出场，是在1868年出版的小说《月亮宝石》中，他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对玫瑰的喜爱。书中“嫁接”的概念——把一株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株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反映了小说反思帝国主义的主题。1927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马普尔小姐也是一位园艺高手，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花园都是马普尔小姐最大的快乐源泉，她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劳动，也在花园中思索出了案件的解决方案。《月亮宝石》 [英] 威尔基·柯林斯 著 潘华凌 译 漓江出版社 2019但名侦探福尔摩斯没有对园艺表现出特别的喜爱，不过他确实对植物的毒性有不全面的研究，在一起案件中，他遇到了被称为“魔鬼之足”的植物，根部像人脚又像羊蹄。作者柯南道尔本人也写过一篇关于卡罗莱纳茉莉毒性的研究论文，他可是在自己身上测试毒性的。花园在涉及毒药的谋杀悬疑案件中尤其常见。侦探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毒药，特别是因为它在凶手和犯罪现场之间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分离。有的作家偏爱士的宁/马钱子碱（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些人则选择毒芹，还有一些人则选择紫衫、蓖麻子等更难以察觉的有毒植物。除了毒药之外，花园里还有许多可以用来实施和掩盖谋杀的工具。潜在的武器比比皆是：致命的杀虫剂、锋利的修剪工具和能要人命的大铁锹，被割下的尸块还可以被塞进装树叶的棕色大袋子中。花园的文化隐喻《花园和谋杀有什么共同点？》一文作者蒂姆·布林克霍夫（Tim Brinkhof）看到，不管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在花园里犯下的每一桩罪过都会让人联想到《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在偷食禁果后，很快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因为心怀嫉妒，在田地里杀死了兄弟亚伯。因此，花园是善与恶的战场、生与死的交汇处。花园的文化隐喻不限于此。布林克霍夫认为，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后清教徒世界——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的世界——浪漫主义和哥特文学也将户外描绘成神奇或神秘的地方。森林代表着野蛮和异教；花园也在野性力量与文明的交叉点上。在题为《工人阶级的花园：维多利亚时代的实用乐趣》的文章中，历史学者S. 马丁·加斯克尔（S. Martin Gaskell）写道，花园既是上层阶级的私密空间，“无论是紧邻豪宅还是在隐蔽的伦敦广场”；又是娱乐场所，“经常与酒馆关联，几乎总是放荡不羁、声名狼藉”。花园既是隐蔽和秘密的，又可能指向声色犬马——这使得花园成为犯罪和侦探小说的合适地点。此类的小说在提供悬念和阴谋外，也一直在探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乃至人类本身的阴暗面。历史学者斯内尔（K. D. M. Snell）将侦探小说中园艺的突出地位与两次世界大战间独特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联系起来，当时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新一代女性作家的诞生。她们最熟悉的就是家庭和小镇生活。在这些封闭的社区里，马普尔小姐这样的侦探一大作用就是维持秩序——这在快速变化和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对读者极具吸引力。斯内尔称，“侦探致力于恢复谋杀前的现状——乡村田园风光、村庄的纯真感和良性的公平竞争。他们从花坛中清除那些邪恶、肮脏、恶毒的事物。”麦克道尔认为，植物成为侦探小说中隐喻和线索的原因之一是它们经常被忽视。“人们有将动物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倾向，对学龄儿童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她认为我们时常只关注鸟儿和其他生活在植物之间的动物，忽略植物本身。布林克霍夫看到，在《H庄园的午餐》中，只有赫尔克里·波洛一人能够回忆起花园里的粉红色“泽芙琳·朵格欣”玫瑰是没有刺的——而其他角色（以及大多数读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波洛由此抓住了凶手，作者也将此作为盲区“骗”过了读者。此外，花园在侦探小说中非常常见，也可能是因为侦探小说的写作过程本身与园艺类似。“故事像蔬菜一样生长，而不是像木桌一样被制造，”霍桑曾经说他的写作就像在耕地。麦克道尔则这样说：“写谋杀悬疑小说有点像在花园里工作：始于乱作一团的线索，但至少在那一刻，结束于一个有序的宇宙”。参考资料：‘Gardening Can Be Murder’ Review: Where Death Bloomshttps://www.wsj.com/arts-culture/books/gardening-can-be-murder-review-where-death-blooms-dabc9407What Do Gardens and Murder Have in Common?https://daily.jstor.org/gardens-murder-mysteries/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姜妍、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