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命运，就是一部环境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

在《大象与国王》中，托马斯·特劳特曼梳理了亚洲象的分布。

目前，印度拥有的亚洲象数量最多，约为3万头，而全世界亚洲象总数约为5万头。在南亚，印度的邻国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大象。其中斯里兰卡数量最多，不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仅有少量。

东南亚各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象，主要是那些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例如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老挝（曾被称为“万象之国”）、柬埔寨和越南。

历史记载，为了满足东南亚王国统治者“进行印度化”的需求，中世纪和近代曾经存在过以驯化大象为商品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一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时期，东南亚诸国国王仍对大象采取印度式的使用方式。

中国的野生大象大概有200至250头，主要集中于云南省，大象栖息环境类似于东南亚。有人因此误以为中国的大象来自东南亚，但这其实是误解。书中引用了文焕然的观点：

“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大象残骸，当时认为这些都是引进自东南亚的驯化大象。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野生大象曾分布于整个中国。明朝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一些来自东南亚诸国王的驯化大象曾被当作贡物敬献给中国皇帝。这大概就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如此推测的根据。

直到后来，在古生物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前文提及的大象曾在中国分布广泛的观点才建立起来。由此，人们才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野生大象在除云南外的中国各省被逐渐捕杀或驱赶。该事实已然得到充分认可，但还不为中国以外的世界所知晓。”

从文焕然的研究来看，中国野生大象一直在向西南方向退却，直至仅留存于云南。在文焕然看来，大象在中国的退却，气候是首要因素，人类活动也强化了该趋势，包括历史上的毁林耕种和猎取象牙。大象对环境十分敏感，对温度、阳光、水、食物的要求较高，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却相对较低，因此会逐步向更温暖的地方迁徙。至于无节制的猎杀，更是让大象被迫迁徙。

书中还提到两个关键点：

一是中国的土地伦理没有战象出现的空间，作为典型农业国家，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来自于农业，而不是大象生存的森林，对君主的评价，也集中于农业是否兴旺。这种思维使得农业一直在压迫森林的空间，继而影响大象生存。

二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外敌来自于北方，马在军事上的作用最大，大象也无法在草原上普遍生存。

历史学家伊懋可就从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角度看待中国大象的生存。他认为，“人类对大象发动了长达三千年的战争，而大象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

托马斯·特劳特曼在总结了这些观点后，认为：

“中国和印度在土地伦理问题上最显著的差异并不是在文学、哲学或宗教观念上，而是在君王与大象的关系上。具体说来，印度诸王国和东南亚进行印度化的各王国都会捕捉野象，训练它们作战，然而使用大象作战的制度却从未扎根于中国。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的君王曾经接触过运用大象的战争，但是他们拒绝将其作为战争手段。

就此问题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需要考察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种植农业极度依赖大量劳动力，而印度的农业则依赖于家养驯化动物和放牧畜牧动物。我们可以用战象的历史进一步解释中印之间的不同：一方面，大象在中国大规模地退却；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印度和东南亚的野象尽管也在大规模地退却，但却留存了下来。”

中国和印度并非仅有的例子，《大象与国王》以宏观视角探讨大象在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北非以及部分欧洲地区被利用的历史，将涉及大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有机地融合起来，剖析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多重关系。

大象因其庞大，自带庄严属性，也因此总能成为王权的象征。早期文明都有驯养大象的记录，以王室祭品和狩猎对象为主。而在南亚地区，还有非常特殊的战象。也正是战象这一用象制度，保证了大象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

书中回溯了战象的历史，在早期吠陀时代，人们及信仰的神祇都没有使用大象的痕迹，比如画中的神祇都驾驶战车，大象也从未成为王室赠礼，直到晚期吠陀时代，战象制度出现，大象也成为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元素。

因此托马斯·特劳特曼认为，战象是王权的发明。王权拥有先进的战争模式，可充分发挥大象优势，又因权力集中拥有庞大资源，可以为大象提供生存环境和训练条件。也正因此，拥有大象的数量也成为王权的实力证明。

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北印度地区就开始在战争中使用大象，此后，这一模式逐渐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波斯、埃及乃至欧洲，留下无数历史和遗存。

在中国历史上，大象也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外交层面。野象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国大陆，商朝青铜器就有大量大象造型的礼器，大象也在许多神话中出现。

战象制度看似残酷，但也将大象乃至大象栖息地置于王权保护之下，避免森林受到农业文明侵蚀，维系着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关系。

大象在战争史乃至王权史上的作用，随着冷兵器战争时代的结束而逐渐消亡。之后，大象广泛运用于运输、马戏团等领域，也用于各种基建，比如19世纪的铁路建设，对热带硬木需求急速上涨，大象就是将木材运出森林的最主要工具。当然，到了今天，大象所留下的最大痕迹，莫过于棋类游戏。

书中写道，“现代国际象棋源于印度的棋类游戏，这个游戏的名称正是‘恰图兰卡’，也就是四军。”所谓四军，即步兵、骑兵、战车和战象。

作者还写道：

“下棋是一种战争游戏，完美实现了公平战争的理想，因为对抗双方的兵力和兵种完全相同，且战场地形平坦，对力量的考验变成了纯粹的智力较量。自从国际象棋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四军的痕迹就以一种竞技游戏的方式被保留下来，并得到普及。即便我们不了解四军，但它在当今世界也仍然是一个鲜活的存在，可以说就隐藏在我们眼皮底下。”

恰兰图卡这一游戏，“向西传播到了波斯，在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以后很快又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再从阿拉伯传播到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区；向东则传播到了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东方和西方的象棋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在东方，印度象棋在传入地继续衍化出新的变种。但是在西方，两人制的游戏技巧演变成了单一标准并普及开来。”

大象是全书的引子，作者阐释的实际上是生态环境对于人和其他动物的重要性。大象对森林的稳定和多样性有极大作用，但人类制造的各种环境问题（包括毁林耕种和猎取象牙等），使得大象数量减少，生态环境也遭遇极大威胁。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野生大象在环境史中的特殊地位相当于‘矿工的金丝雀’”，可人类对待这只金丝雀的态度，显然是需要改进的。

书名：《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

作者：[美]托马斯·特劳特曼，译者：李天祥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品方：天喜文化，2023年11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