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惟一：把非洲人从非洲手里拯救出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李惟一，原文标题：《《读书》新刊｜李惟一：把非洲人从非洲手里拯救出来？》

（《读书》2024年6期新刊）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清早，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基什（Gich）村庄被一群手持棍棒的人包围了，他们是塞米恩（Simien）国家公园的护卫，任务是把这个位于三千八百米海拔的、有两千五百零八名村民的村庄迁走。村民只得配合，当晚，他们被重新安置在三十五公里以外的城市。当他们被强迫搬走之后，邻近村庄的人来到这里搜刮一空。基什人不得不适应城市生活，有村民说：“我受不了了，要么死，要么回去。”

塞米恩并非孤例，在非洲大约有三百五十个国家公园，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住民都被赶走了。贝宁有一半国家公园如此，卢旺达有百分之四十，坦桑尼亚和刚果（金）有百分之三十。整个二十世纪，共有约一百万居民从这些公园被撵走。而在还可以继续居住的国家公园内，很多种植业、畜牧业与捕猎活动都被禁止，违者罚款甚至坐牢。这种保护政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WWF）、世界自然保护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UICN）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制定的，试图把非洲的国家公园变成无人之地。如果说独立出来的原殖民地国家顺服于国际组织的要求尚可理解，埃塞俄比亚的有趣之处在于，除了在“二战”中被占领，它一直处于独立状态，却也遵循这套逻辑，在自己的国土上开辟不准本国人居住的国家公园。来自法国雷恩第二大学的当代非洲史专家纪尧姆·布朗（Guillaume Blanc）出版于二〇二〇年的《绿色殖民主义》，就要质询这种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使欧洲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于某种怀旧的浪漫主义情结，受到冲击的欧洲人在非洲找到了已经失去的原始生活。西方旅行文学把非洲建构为一个没有人的伊甸园。斯坦李和李文斯顿一八七二年会师于坦葛尼喀湖，大批报纸追捧他们的游记。一九〇九年，西奥多·罗斯福把乌干达描述为大花园，认为是未开化的部落摧毁了森林。一九三六年，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描绘了仙境般的非洲，狮子、猎豹、大象、野牛和黑犀牛作王。次年，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创作了《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故事发生在肯尼亚，她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景象，年老的当地人和年老的灰色大象很相似，都是风景里的大象。这些文化产品把非洲描述为处女地，自然和动物才是国王，人在其中则没有什么位置。“二战”后，无论是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天空之根》，还是一九五〇年手冢治虫的《森林大帝》，都延续了这种想象。后一部漫画即是迪士尼《狮子王》的原型。在《狮子王》中，非洲是动物的天堂，人反而成了入侵物种，打破了生态平衡。

文艺作品塑造了一个非洲伊甸园，那么，是谁破坏了伊甸园？殖民者认为当地人应负责，而实际上，殖民活动带来的破坏更大。在十九世纪，以象牙贸易为例，欧洲与非洲的捕猎者们为此杀死了约六万五千头大象。一个科学家可以一个月内往柏林自然博物馆送去六十匹斑马。欧洲人带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非洲破坏更多，铁路使得殖民者得以进入内陆，使森林消失速度加快。从一八五〇到一九二〇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共有九千四百万公顷森林变成了耕田，是之前一个世纪的四到五倍。然而，殖民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指责当地人，并建立保护区来驱逐、控制当地人。

为此，殖民者发明了一些“科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法国植物学家研究西非农村时，发现村庄被一条细的森林带环绕，村庄之间则是热带草原。学者们发明了一种“原始森林”理论：本来存在的大片茂密森林，被原住民破坏了。但实际上，在半干旱地区，是村民先通过种植作物改良土地，然后利用草原上的洪水，在村庄周围种树。因此，原住民并没有损坏生态，反而是人越多的地方树越多。“原始森林论”现在还有效果：联合国的专家就认为，在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百分之九十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实际最近两个世纪以来，该地区森林覆盖率在上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格里布地区的荒漠化也被归咎于部落放牧，事实是有些植物如果不去吃，自己也会慢慢死掉。殖民者的科学家在发明这些理论的时候大多从眼下的观察出发，对于殖民时代之前的情况并没有用数据来证明。

一八九二年起，英国和德国在各自的东非殖民地上建立了一些保护地，出售打猎许可证以保护动物。当殖民者建立狩猎保护区时，他们也发明了好猎人和坏猎人的神话：好猎人是白人，他们用枪和勇敢猎取战利品；黑人正好相反，他们不是为了战利品而是为了食物，不是用枪而是用矛和弓，不勇敢且残忍。欧洲是一个由好猎人塑造自然的国度，而非洲则是一个自然的、未被触碰的大陆，当地人都是偷猎者。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解释说，西方作家塑造了一个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东方人”形象，成为殖民主义进行干涉的意识形态理由。虽然他说的不是非洲，但他的理论在非洲也同样适用。欧洲人以亚洲和非洲为镜像构建了自己：面对亚洲，西方被描绘成东方文明的进化形式；面对非洲，欧洲也被塑造成未开化非洲的现代版。欧洲有“民族”，非洲有“族群”；欧洲人“开荒”，非洲人“毁林”；欧洲“开发”资源，非洲“破坏”资源。

英、德的做法被其他殖民列强效法。一九〇〇年春天，在伦敦，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专家们起草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约，虽然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这一行动使殖民列强纷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各自制定了保护区政策。这个会议也使得各国的保护主义者组成了网络，建立了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这些“悔改的屠夫”本来灭绝了很多的野生动物种类，然后又要通过保护区来达成平衡：一方面，欧洲人的打猎要被规范化，才不会灭绝猎物；另一方面，保护野生动物于残忍的非洲人之手。后来的国家公园在狩猎保护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第一个非洲国家公园一九二五年成立于比属刚果，今天叫维龙加（Virunga）国家公园。各国交流国家公园建立的经验，促使一九二八年国际自然保护档案与协调办公室成立，这一机构一九五六年演变为今天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一九三三年英国再次召集国际会议，与会各国签署公约，规定在国家公园内打猎、屠宰和抓捕动物，以及采集植物的行为，都应受限制或者禁止。

国家公园不仅在非洲存在，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广泛存在。在十九世纪末，北美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批国家公园，比如一八七二年成立的黄石公园。与非洲的情况类似，国家公园的设立与殖民主义有关，殖民者驱逐当地居民，重新引入各种所谓原生态的动植物，并且发明了荒野（wilderness）的观念，强调这里是无主之地。加拿大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国家建设中，选择了“自然”作为其国家身份的黏合剂：这一时期诞生了枫叶旗和海狸硬币，目的是让“自然”成为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加拿大人共同拥有的一件公共物品。当魁北克解放阵线搞恐怖袭击的时候，前总理老特鲁多（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所做的不是镇压，而是让原住民从国家公园里搬走，烧毁他们的房屋，重新绿化。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对“自然”进行了诠释，宣称它代表一个原始、永恒、没有政治色彩的加拿大。所有加拿大人都将共享这种国家性质。但是，在北美，与之有关的暴力行为到二十世纪中叶就停止了。

在欧洲的国家公园，当地人很好地融入其中，农牧业生产被认为是环境的一部分。在法国，国家要拯救或者说发明一个“传统”，让乡村成为人们的记忆之场，目的是表明，虽然法国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我们无法预知国家的未来，但人们可以依靠传统，这个传统强调的是农民、土地和农业的法国，换句话说，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濒临消失的法国。二〇一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法国塞文山区列为世界遗产时，提到了超过三千年的农牧业，塑造了独特的景观。但在二〇一六年评价埃塞俄比亚的塞米恩公园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农牧业威胁到了自然价值。

从加拿大和法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国家公园是“国族传奇”的一部分，就像博物馆一样。我们认为乡村遗产和公园是自然的，而实际上它们是权力塑造出来的空间。由于这些空间看起来完全是自然的，国家身份因此变得自然，植根于土壤之中。但是，殖民者设想的非洲国家公园是没有人的伊甸园，人类的农牧业生产生活破坏了环境；为了保护环境，需要以强制措施对待非洲人。

“二战”后，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虽然殖民地独立应该意味着与过往列强对待非洲自然的方式决裂，但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却重新采取了这种殖民意识形态。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许多殖民时代的国际组织存留了下来，与联合国一道，试图对独立后的非洲各国进行指导。一九六〇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华沙的第七次大会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设立了“非洲特别项目”。该项目分为三个阶段：与新的国家领导人会面，讨论保护原则；组织一次关于非洲自然保护的大型会议；派遣专家“帮助非洲各国政府”。一九六一年九月该项目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特别会议，来了二十多位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会上发起了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及其专家提供资金。

而且，这些国际组织中很多专家都是殖民时代的行政官员，他们虽因为非洲各国独立而失业，但在国际组织中找到了新工作，这些人使“保护自然等于驱逐当地人”这一思想延续下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些前殖民地管理者被大量派往非洲担任国际专家。他们在非洲强加各种标准和做法，并得出了没有依据的数字，例如关于森林砍伐：当埃塞俄比亚于一九六二年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建立国家公园时，后者派出的专家就认为该国森林覆盖率从一九〇〇年的百分之四十降到了“今天”的百分之四。讽刺的是，如今埃塞俄比亚还在使用百分之四这个数字。这些专家希望再造（事实上是创造）一个“非洲伊甸园”，他们承载的不再是种族主义的“白人的文明负担”，而是“西方专家的生态负担”。他们相信自己是普世真理的掌握者，可以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

但是，这种权力结构里并不只有行使权力的西方人和被行使权力的非洲人。实际上，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赋予了专家权力。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专家与统治者之间存在同盟关系。非洲领导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发展经济。坦桑尼亚前总理尤利乌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要与国际专家合作保护自然。对尼雷尔来说，西方人来看鳄鱼这个理由是荒谬的，但建设公园就是为了旅游业。有的国家公园，比如塞米恩，虽然没有带来多少门票收入，但国际组织投入了大笔环保资金，受到领导人欢迎。其二是获得国际认可，即获得国际环保组织的认可。其三，公园是将国旗插在灌木丛中的一种方式，这些灌木丛中居住着自治的游牧部落，国家难以控制。国际资助和认可为控制这些领土提供了所需的资源和合法性。在蒙博托治下的扎伊尔〔刚果（金）〕，东部边界设立的国家公园就是控制这些地区的方式。

在埃塞俄比亚，自一九六三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建议埃塞俄比亚政府把塞米恩地区变成国家公园。海尔·塞拉西皇帝听从英国顾问的建议，建立奥莫（Omo）、塞米恩、阿瓦什（Awash）三个国家公园，清空当地居民，打击当地部族，并发展旅游业。一九七二年，他宣布在国家公园内生活是违法的，并准备强制迁移原住民。当示巴女王的二百二十五代传人还在位的时候，他还可以任命埃塞俄比亚人担任要职，与西方专家保持距离。然而，到一九七四年，门格斯图领导的“委员会”（Derg）推翻了帝制，“委员会”为了国际声望，仍力图把塞米恩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邀请大批西方专家进驻公园开展研究。一九七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将在一九七八年公布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邀请会员国申报。为此，埃当局提高了在公园内生活的处罚力度，还铸造了一批硬币，刻有塞米恩的特有动物“瓦利亚野山羊”（walia ibex），中央政府也借此加强集权。一九七五年，“委员会”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对全国土地进行集体化改造，包括国家公园。在一九七八年九月，新政权如愿以偿，塞米恩与黄石公园、加拿大的纳汉尼国家公园、加拉帕戈斯群岛一道成为世界遗产。

为了保持世界遗产的地位，就要持续清空原住民。但是八十年代的迁移计划，又被内战给耽误了。一九八四年，厄立特里亚人民阵线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在塞米恩山区驻扎，这使得很多被迁走的居民回到故土，从事他们本来习惯的农牧业。一九九一年五月，提格雷人、阿姆哈拉人和奥罗莫人的联军推翻了“委员会”，建立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统治。新政权立足未稳，便遭到了国际压力：一九九六年，塞米恩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录。根据国际专家们的意见，当地居民耕种又放牧，损坏了生物多样性，新政权赶紧把国际专家请回来做规划。从一九九六到二〇〇七年，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法兰克福动物学协会和伯尔尼大学的专家来塞米恩公园考察了七次，结论都是一样的：公园正遭到破坏（荒谬的是，数字并不佐证这一点：以专家们最关心的瓦利亚野山羊为例，一九六三年的统计显示有一百五十只，在二〇〇一年专家提交给自然保护联盟的报告里是四百五十只，这一数字“体现了减少该地人类活动的必要性”。二〇一七年该组织统计到了九百五十只，但仍认为野山羊数目“看起来稳定，但仍然脆弱”。与此同时，塞米恩的居民人数也增加了三倍，看起来人与动物可以共存）。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在二〇一四年新一轮强制搬迁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把塞米恩从濒危名单中移出。

然而，绿色殖民主义能够持续下去，除了国际专家与非洲统治者的配合，也需要一以贯之的理念。一九八七年的《布伦特兰报告》，提出了经济上可持续、尊重环境和社会公平、不以子孙后代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实际上，这一理念在国家公园里效果不佳。世界银行的报告证明，在强制搬迁之后，尽管有国际组织的援助，塞米恩的大部分原住民都变贫困了。因为盲目退耕、退牧还林打击了农牧业：耕地减少使得粮食产出减少，粮食减产使得非洲国家更依赖欧美的粮食出口，而粮价则被国际大公司操纵；植树增加，削减了牧场，使剩下的牧场必须承载更多的牲畜，反而造成了环境破坏。虽然一些从事旅游业的原住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每年约五千五百名参观塞米恩的国际游客，每个人到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班就要产生超过半吨的碳足迹，这是保护公园所不能抵消的。而且，纳米比亚的例子证明，当地居民更倾向于保护能带来旅游收入的动物，动物根据吸引游客的能力，被赋予了不同的经济价值，这明显违背了保护生态、保护动植物的初衷。

1987年的《布伦特兰报告》(来源：worldcat.com)

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社区保护”的理念。该理念主张把当地居民的关切纳入环境政策，使得政策制定程序更加民主。然而，在乌干达，当地人虽然会从旅游业的收入中受益，但他们在公园管理方面没有发言权。这里存在一种知识的分层，本地人说了不算，国际专家更算数。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描述了一个“地球利维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专家、管理者、经济学家、发展专家和顾问，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深信自己代表着全世界。他们长期出差和逗留，因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他们到尽可能多的国家出差的能力。他们定义什么是全球性问题，把非洲整体视作一个伊甸园，是同质的；既然非洲到处是一样的，就会因砍伐森林—荒漠化—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而处处受到破坏，整个非洲也会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埃塞俄比亚，生活在公园内和周围的人们对于“自然”一词的定义，与今天流行的不一样，而是“我们周围正在创造的东西”（阿姆哈拉语täfätro）。他们眼中的“自然”是身边的，这更符合社区保护的理念。而且人在自然中是有位置的，他们与动物是共生关系。实际上，他们主要以自给自足的农牧业为生，除了饥荒的时候，当地人也不认为有必要猎取猴子和野山羊。

诚然，生态问题在非洲的确存在。反对绿色殖民主义并不意味着成为反环保主义者。但解决之道不在于把农牧民迁出国家公园，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发展观，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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