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十四城开放四十年，命运如何分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 （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1984年，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是这一年最具标志性的对外开放举措。

1984年3月26日到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这次会议虽然名为“座谈会”，但是规格极高，党、国家、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悉数出席。

1984年春节前夕，邓前往广东，肯定了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的实践。3月，最高层就召开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扩大沿海开放，二是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推动特区改革的深化和管理范围的扩容。

这次座谈会确定了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它们分别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单从这个名单来看，就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1980年成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位于广东和福建，深圳和珠海原来都是农业县，汕头和厦门也因靠近台海的原因，并没有什么工业基础。选择在这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探索特区建设，一来当然是“白纸上面好作画”，二来也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因为这些地方就算没搞好，对全国经济也没有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然而，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在当时的经济实力比四个经济特区要强很多。以今天各行政区划范围计，14个城市中有12个1984年GDP高于深圳。这14个城市中，还有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当时全国只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广州、福州两个省会城市，不是经济特区但后来升格为计划单列市的大连、青岛、宁波，也悉数在当时对外开放之列。

这样的名单反映了高层的决心。对外开放这件事，看准了，可以铺开了。

开放14个沿海城市，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从点到线。

从某种程度上说，沿海开放城市就是经济特区的扩容。邓就明确地讲：“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座谈会纪要提出，在14个城市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对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外商独资企业）给予若干优惠待遇，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进料加工出口等。这些政策措施大多比照经济特区，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还可以进一步放宽，“大体上比照经济特区的规定执行”。

所以，从1984年开始，“经济特区”的特殊性其实就开始减弱了（但深圳仍极具特殊性），因为特区政策已经开始覆盖到更多的区域。这对全中国，其实是一件好事。

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另一重考虑，是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面向。1980年设置经济特区，重点是吸引港澳台侨资本，而全面开放沿海城市尤其是北方沿海城市，则是为了进一步吸引日本投资（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在座谈会纪要中，大连的地位被反复单拎出来。纪要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出发，也考虑到我们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要，以及通过“大陆桥”对苏联、欧洲发展转口贸易的需要，大连市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可以更开放些。”在生产性项目审批金额、外汇使用额度等领域，大连都被赋予了仅次于上海天津，但高于其他城市的单独标准。

四十年倏忽过去，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2023年，这14个城市的GDP超过19万亿，占全国的15%。

把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1980年的4个经济特区放在一起来观察，就是中国沿海经济的缩影。

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重要节点经济总量（单位：亿元）

较上一节点排名上升的标红字，排名下降的标绿字，排名不变的标黑字。2023年排名较1984年上升的在最后一列标黄底，排名下降的标蓝底。

1984年，18个城市的GDP可以大致分为四档。第一档超过100亿，有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天津和广州。第二档在50亿到100亿之间，包括青岛、大连、南通、宁波四个城市。第三档在10亿到50亿，包括烟台、福州、温州、湛江、连云港、深圳、汕头、秦皇岛、厦门。第四档低于10亿，是珠海和北海。

2023年，18个城市的GDP仍然可以大致分为四档。第一档超过3万亿，是上海、深圳和广州。第二档在1万亿到3万亿之间，包括天津、宁波、青岛、福州、南通、烟台。第三档在5000亿到1万亿之间，有大连、温州和厦门三个城市。第四档低于5000亿，连云港、珠海、湛江、汕头、秦皇岛和北海。

在18个城市中，广州从第二档上升到第一档，天津从第一档跌入第二档。青岛、南通、宁波保持在第二档，福州和烟台从第三档升入了第二档，而大连跌到了第三档。1984年在第三档的城市中，温州和厦门继续保持，湛江、连云港、汕头、秦皇岛跌入了第四档。

我们再来看18个城市累计的增长倍数。

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累计增长倍数

2000年和1984年相较，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深圳、珠海、厦门、温州、福州。这些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薄弱，基数低，叠加特区和开放城市的政策红利，民营经济又先行一步。18个城市中，有14个跑赢了全国增速，只有南通、天津、连云港和上海跑输全国。

2010年和2000年相较，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南通、连云港、烟台、宁波和深圳，也客观反映当时江浙和山东经济的强势。而有9个城市的增速跑输了全国，占到一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外开放政策已在全国铺开，本世纪初沿海开放城市已不太有特殊的政策红利，增速和其他地区相比已无显著优势。

2020年和2010年相较，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北海、福州、厦门、南通和珠海。深圳和上海的平均增速都跑赢了全国。而18个城市中增速跑输全国的有10个。北海的高增长，和广西在北部湾开发和西部陆海大通道上的战略投入有关，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它历史上的低基数。其他的高增长城市仍然集中在东南沿海。而北方沿海城市表现全面疲软，都跑输了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正如我之前分析的，200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人口大省的省会增长强劲，而沿海非省会城市总体比较疲软。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18个城市2023年和1984年增长倍数的比较。深圳增长超过1400倍，一骑绝尘。厦门、珠海增长超过600倍。增长倍数在300倍到400倍之间的是福州、北海和宁波。增长倍数在200倍到300倍之间的是温州、广州、青岛、烟台、南通，增长倍数跑赢全国但低于200倍的连云港、汕头。增长倍数跑输全国的是湛江、大连、秦皇岛和两个基数高的直辖市天津、上海。

18个沿海开放城市，曾经有着相似的政策起点，但40年后的命运已有了重新的分野。除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宁波、福州、温州、广州表现强劲，地位显著上升。而北方城市的增速总体都处于中下游，天津和大连尤显落寞。

回溯过去四十多年沿海城市的发展史，那些基础薄弱的城市，往往是“白纸上好作画”，没有包袱轻装上阵，拥有了后发优势。反而是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基础雄厚的城市，受到了更多的掣肘，没有跑出加速度。

谁更接近世界市场，谁有更灵活的体制机制，谁才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长跑中胜出。南方北方在经济版图中的易位，反映的正是这个最基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