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辨别出身边的“做题家”？

几年前，在“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刚火时，这个带有冒犯性的问题在某个喝了点酒的席上被人提出。我对其中两个答案印象尤其深刻。

有人说，那个在某团队里最“要”的人；有人说，那个现在好友列表里几乎没有什么童年或者早年朋友的人。“当下很用力”和“来处很模糊”，是我当时留下的刻板印象。

在与社会学学者谢爱磊的对话里，我向他分享了这段往事。他说，“要”这个总结很有趣，是个不错的切入点。聊天于是从这里展开。

自2013年起，学者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从千万人的分数搏杀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踏上“社会阶梯攀爬的第一步”。

10年后，“小镇做题家”已经不再是什么新词，但我们依然时不时在公众领域看到它——以更扩散开来的面目和使用语境。也许当下无常，未来悬置，越来越多人在梦醒的当口，发现自己手中不再握有“美好未来号”快车票，而只是“社会爬梯大军”中普通的步行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做题家”。

又是一年高考结束，“高考完就好了/轻松了”已经成为年年打假的一句空话，它的姊妹篇是“教育改变命运”。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农村和小镇籍学生面临的大学教育现状？如何分析出身、心态与环境对他们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以及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以下是谢爱磊的自述。

一、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在写的、关于出路的故事

我们时刻被提醒的不同，和命运处境上的相似。

要拿来展开今天我们讨论的某些内容，“要”这个字我觉得特别好。从字眼上看，它指向某个人上进，有目标，也知道实现目标的途径，比较主动地希望获得一些东西。在它背后，则是一种普遍的意义系统的更迭。

所有青年都在共享一种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困扰，每个人都在被赋予一种期望，也就是要对自己人生的成功和失败负终极意义的责任，这是一种无限责任。如果你不做某件事，那就是你没有个体能动性，你不够努力或是聪明，社会和集体的责任义务被完全淡化了。于是你必须有清晰的目标，明确的方向，也必须奋斗，必须“要”。这跟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社会情况完全不同。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回过头看个体“社会流动”这个概念本身，过去主导性的故事版本是看结果：当你从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变更到另一阶层，你就完成了一次社会流动，个人在其中的主观情感维度很少得到关注。但如果去看近年的媒体文章，看豆瓣小组，每个在流动过程中的青年所分享出的个人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收入的范畴。

社会流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坐标位移，还有社会坐标的变化，它有更丰富与主观的情感维度，但这个情感维度在已有的研究里面很少受到关注。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怎么去把握它，然后让更多人能更好地去理解它，是我最初的研究起点。

我在很多地方讲过这个故事，我成长在安徽一个农村，上初中之前没有出过我们镇，上高中时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市里，直到高考成为省重点高中的文科第一名，误打误撞来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小时候，有一次我妈带我去镇上，给我买了一根五毛钱的雪糕，比普通的绿豆冰棒贵出五倍。我怀着想象拆开它，但发现那个味道尝上去很奇怪，“是不是它坏了（变质了）？有点苦！”那根雪糕被我失望地扔进路边一条河里，直到几年以后，上大学的哥哥从城市带回来一盒巧克力。尝到巧克力味道的那一刻，我顿时明白，原来儿时被我扔掉的雪糕是巧克力的味道。

我常想起这段童年经历。阿尔贝·加缪说：“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无非是我们事先赋予它的各种形象与图景。”出身不同的孩子赋予同一事物的文化意义可能截然不同。在刚踏进大学时，你首先看到的可能是教室和图书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是体育馆和博物馆。

那个叫做“大学”的地方有不同类型的建筑，推开每一个空间都能展开不同的活动，但你所看到的会是我所理解的吗？图书馆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图书馆？就像我曾引用过的杰罗姆·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里所说的那样，“公立学校的男孩们所置身其中的哈佛，却并非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哈佛”。其中分裂的不止是生活环境这类物理符号，还有文化和社会资源，也即社会生活。

我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发展和教育公平。博士毕业之后，我开始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里开展学术研究，我和团队选择了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这些学生中有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从几年前开始，这类来自农村与小镇的学生被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称作“小镇做题家”。研究刚开始时，其实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访谈从他们还是大一新生时开始，之后定期回访，一直到他们毕业步入社会，以及工作了一两年后。

聊天有时在学校自习室，有时是学生活动中心或者校内咖啡馆，我会问问他们每个人对当下的生活适应得怎么样，学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也会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和情况，我不会刻意去强调城市或者农村的出身，也不会为了学术上所谓严格的“价值中立”或“不介入”而羞于表露情感。

我记得一个同学在受访的几年间穿着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同学在第一次坐下尝试和我开启聊天时，就情绪失控开始流眼泪。他们会频繁向我提及，因为感受到某种差异或缺失，而“融不进去”“找不到感觉”“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或是“没有能力胜任（学生组织和社团）相关的工作”。

在做访谈的时候，不少学生都跟我反馈会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因为从中学开始会为适应应试环境而吃饭不规律，每天处在紧张的情绪里。这样的健康危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能够共情这些经历，和经历背后的困惑、迷茫或是反问。

写作的时候，我心里面向的讲述对象，其实就是处在社会流动征程当中的学生，除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出属于这个集体的故事，我也穿插了自己个人的故事，还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全球范围内的学者对于本国工人阶级“做题家”学生的研究洞察。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长，范围扩大，你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青年，他们都在这个阶段面临着相似的困扰。在全球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和刚性加剧的社会结构面前，我们的个人故事、集体故事、全球故事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感线索，也有值得追溯的、情感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原因。

把“我”放在他们中间，把“我们”放到世界里，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在写的、关于出路的故事。

二、学习“游戏感”

游戏规则是什么？超越规则会怎样？

一位学生曾经在访谈时突然问我，“老师，你有晚上十点多在路上走的时候吗？你看过十点多之后的路吗？”在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自我阐述里，他告诉我，“城里的路很干净，半夜走在城里的街道，好像除了车辆的噪音，就没有其他——没有人的声音。这是我刚来时候的感受。我本来觉得路好像就是用来走的——像我们镇上那样，但城里的路反而可以当作一个玩的地方。”

在不同环境下，路会被赋予不同的功用和意义，这正是“文化差异”的核心。在一个你被抛入的场景里，对于自己想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有多大程度的认知，我们可以引入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叫做“游戏感”的概念，即“一种在给定情形中做合适的事的感觉”——你需要知道游戏是什么，知道如何玩游戏，在社会学家这里，前者意味着文化知识，后者意味着文化技能。

而在现实情况里，“高等教育机构远非一个在文化上中立的环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层的文化规范和游戏规则。”大白话来说，正如国外语境里对于工人和低收入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群体的描述那样，对于来自中国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而言，精英大学所起到的作用并不都是“教育改变命运”，而会出现“学校再生产了我们的命运”。

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对于处于社会流动进程中的人而言，极易遇到的挑战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时常困在过去、难以接受现在，而且还体现在我们时常难以意识到，自己为过去已经形成的认识所困，会以过去的认知来判断是否和如何接受现在。基于过去的生活所形成的认知图式，极有可能成为走向新生活的无形障碍，它形塑了我们在新世界的“欲望”。

例如，在刚踏入大学校门时，相较于城市籍学生，农村籍学生参与班委工作的情况更少。在大一结束时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是否为班委成员，有近25%的城市籍同学回答为是，而农村籍同学回答为是的比例为近18%，差异显著。

再如，农村籍学生在社交性质的活动（指学校各类学生团体组织的学生活动、聚会以及聚会之外与朋友的其他类型社交活动）上所花的时间与城市籍学生相比也明显较少。如果横向对比国外，结论也是类似的——一项针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学生的研究发现，出身工薪阶层家庭的学生，在大学中的社会融合程度往往低于出身中产阶层的学生，这主要体现在前者的时间分配上——他们参与学校的正式活动（如俱乐部、社团等）和非正式社会活动（如聚会）都相对更少，同时也更少参与学术活动。

不止一位受访学生向我表达自己“除了学习，其他技能基本上没有”，或是认为自己“太过内向”“不够活跃”。这些看似指向性格的客观描述，实则是对社会能力的自我评估，我自己将与此相关的行为表现概括为“自我低估”，这种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认识论是从与城市籍学生的“外向”“开阔”和“全面”的对比中形成的，背后隐藏的是一套特定的社会关系——他们会不自觉地用城市群体学生的标准衡量自己，用自己并不熟悉的游戏规则自我设限，最后的落点也许就会是“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时时蹦出的“局外人”身份认同，有位受访同学说，“我来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那里的天气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学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离开。毕业那天，同样下了一场暴雨，与我开学时一模一样，大学四年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感觉好像多住了几晚而已。”

我的研究结束于2019年，这本书（即《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面世是2024年。2013至2019年的集体故事延续到今天来看，有撕裂感，但放进全球语境再检视一遍，其中包含的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律又是连续的：社会不平等越来越显著，社会流动越来越难，社会结构越来越刚性，教育在个体的社会流动中被赋予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结果就是，教育成为一项高风险投资，每个人都会拼命地想去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一些人生境遇，由此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就业前景并不是越来越好，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我也注意到最近关于“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的讨论。从教育研究的角度上看，在教育系统内部，跟学习有关的每分每秒，从长期来看都会指向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社会流动，收入或是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它的工具性意义特别明显。在教育之外，这套意义系统也是这样扩散开来的，好像我们每一项日常的行动，背后都必须有一个工具性的意义，它得指向一个目标，而目标之外其他的东西好像就被遮蔽了。

从理论意义上讲，教育应该既有社会化的功能，也有筛选的功能，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太过重视筛选功能，而忽视了社会化功能。理想情况是，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我们能够习得自己将来在社会中生存时，所需要掌握的一些文化技能和规范，从而能够担任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履行自己的完满生活。太过看重选拔带来的优绩主义倾向，是对大多数年轻人的一种磨损，因为最终到达“人上人”的注定只是一小部分。

在这个语境下，放弃原有的意义系统，而去追求另外一种“旷野”中的生活，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对圆满生活的理解，建立自己的规则，我想那是另一种层面的“游戏感”。在你所认同的社会群体内，那些被抑制和贬低的不一样的东西，也是值得被接受，被追求，从而让主流的声音被改变的。

三、用自己的目光，真正看见自己

从自己身上获得力量，而非从标签中获得。

我记得前两天在做讲座、交流新书的时候，有一个大概也是农村或小镇背景的学生向我提问，他会觉得很苦恼，问我能不能告诉他一些属于“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身上某些特有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那些特有的力量”，比如用功，能吃苦，是读书的料，或是别的什么。

我只能回答说对不起，我不想给你这样的认识和希望，因为事实上，“小镇做题家”既特殊也普通。有的标签本身就是虚假的，我总认为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农村的孩子事实上更不擅长做题，这是结构性原因导致的。

当我们拿一个透镜，将“做题家”作为一起前行的一个年轻人群体去看，可能一些特质可以被提取出来，让我们能够更好去理解和分析某个社会现象；但用显微镜去放大群体时，我希望视角可以变得普通一点。我记得自己告诉那个孩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专属于自己，而不是这个群体的力量？比如性格比较随和，善于社交，愿意倾听，对一切都有开放的态度？

所谓的群体专属力量是十分可疑的。如果当你发现群体赋予你的某个特质并不独属于你，会不会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比如今天早上我刚看到一篇推文说，富豪都比穷人更能吃苦。另一方面，万一你被赋予的是某个刻板印象，而这个印象成为了未来工作时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依据怎么办？比如访谈时就有人提到，领导会觉得农村来的青年特别能吃苦，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是分给他们做。

豆瓣著名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社会学家柯林斯说，“一个事物除非有一个名称，否则我们不会注意到它。”

“做题家”被扣上帽子之后，越来越多讨论开始出现，但里面大多数是刻板印象和误读。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阅读的人能够先悬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并不就“是读书的料”，或“是某种相性的人”。在撕掉了身份标签后，力量的来源也并不应该是从标签中而来，而是从自己身上寻来。通过自我赋能，每个人都将拥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对加诸自我身上的社会结构做出回应。

“小镇做题家”首先是一种生存心态，它是农村和小镇青年资本占有（书中主要关注文化资本占有）的一个结果，更受制于特定场域的游戏规则，即什么资本会受到认可；“小镇做题家”还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探索，在精英大学中的他们参与社会生活、构建身份认同、管理就业能力、走向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整个过程，以上提到的资本占有、生存心态和场域游戏规则都在综合作用于每个农村和小镇青年个体，并在每个个体身上呈现结果。

我们常说“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多人会主动对这句话进行追问和反思。教育并不决定命运，但教育拥有它的工具性作用；学习自有它的魅力所在，而大学也的确能提供看到更广天地的空间。是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一定是要有经济价值或者生产性？向上流动固然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追求成功的维度之外，追求普通是不是一定不好？

跨越社会阶层，通常意味着突破文化边界和部分的自我否定，而自我否定中常常孕育反思和改变的力量，我将此称作“反身性思考”。书面世后，很多读者反馈，自己虽然不是“小镇做题家”，但在某种意义上，书里也照见了自己。

我想，处在同一进程里，人的情感线索是共通的，在单向度的社会标准之外，“成功”的反义词应该是“例外”。当一个人不想置身于一套意义系统的评价下，他希望重新为自己估值，赋予自己独特的义务，可能平衡家庭生活很重要，照顾个人兴趣很重要，让自己快乐很重要，同时，获得财富或其他认可也可以重要。例外的出现是对主导性意义系统的反制。

就像在书的结尾，我所引用的爱丽丝·默多克提到的那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因为我们不可能突然改变自己能看到的、能期待的和能做到的。但是，（因为反思）某些不言自明的选择看起来不再重要了，它们不再具有决定性，我们的行为不再是被‘养育’出来的。”

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新书《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北京贝贝特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aike，编辑：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