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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余蕊均、余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是日资进驻苏州的第40个年头。
从中外合资到外商独资,从1到3000余家,日资企业作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一路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最强地级市”的炼成。
上世纪80年代,苏州地区生产总值不足200亿元,2023年已达2.47万亿元,全国第6,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45万亿元,名列第4,其中出口额1.51万亿元,排名第3,仅次于深圳、上海。
“外向型”无疑是苏州经济发展进程中最显著的标签,并进一步衍生出诸如“昆山与台资”“太仓与徳企”以及“高新区与日资”这样深度捆绑的关系。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共有17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投资,其中47家来自日本,为各国(地区)之最。与此同时,768家日企落子苏州高新区,约占全市日资企业的1/4、整个长三角的8%。
40年间,尽管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日资企业与苏州之间难言一帆风顺,但站在这个厚重的时间节点上看,敞开大门、坚定开放的主线没有变,互相学习、相互促进的故事还在继续。
一、起点
日企与苏州的合作,始于昆山。
1984年2月,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社长三好锐郎一行到访“本不在考察之列”的昆山,同年7月,双方共同设立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成为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最强县域”拿下“第一”,看似顺理成章,实则不然。
改革开放之初,昆山还是排名苏州全市末位的农业县,GDP仅2.42亿元,待开发的农田里蛙声阵阵。虽然自费建设了全国首个工业开发区,落后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依然令外商望而却步。
为此,昆山用账面上仅剩的财政资金火速修路,最终得以从手套、帽子等针织产品做起,加快向工业重镇转型。苏州亦由此打开外向型经济的大门,特别是1992年后,凭借地理优势、历史优势叠加亲商政策,成功吸引了包括日企在内的一批外商。
1993年,苏州高新区获批后不久,即迎来首家日商独资企业——苏州日电波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一家为汽车、手机等工业品生产精密配件的日企。
彼时,日本“泡沫经济”进入尾声,很多日企苦于国内高企的经营成本,希望到海外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日本电波公司高层到中国沿海考察一圈后,选择了苏州。
“你们只需要集中精力负责内部事务,外部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们。”公司负责人后来回忆,苏州方面在会谈时承诺给予最大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是触动他们落脚的重要原因。
资料显示,1995年前后,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一个小高峰,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1998年左右出现一个低谷,到了2001年、2002年,高峰再次出现。
不过,有研究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前,跨国公司对苏州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侧重于投向技术水平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及旅馆、餐饮等服务业,属于“试探性进入”。
一个参考是,作为昆山史上首批国际人才,苏旺你公司最初仅有3名日本员工。
二、井喷
2001年是一个“日企投资年”。
据统计,仅苏州高新区当年就新增25家日资企业,包括佳能、松下等世界500强企业,引资6亿美元,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占苏州高新区全年引资总额的一半,首次超越台资跃居第一。
当时,苏州日料店也出现了一波“井喷式增长”。苏州高新区招商局负责人介绍说,店老板大多是日本人,也有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日本企业前脚刚进,他们后脚就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长三角是外资最早登陆的区域之一,日企喜欢“扎堆”,是因为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度大,对投资环境有相同的认识,所以“以商招商”现象会比较突出。
而这种集聚效应,很快投射到地方经济数据上。
2001年,苏州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63.4亿美元,两年迅速翻倍,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3年达到128.4亿美元),2006年再创新高,达到231.2亿美元,2011年站上“300+亿美元”台阶(331.4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1年,日资在苏州新设项目达119个(签订合作项目),此后三年均保持在200+项目以上。
截至2003年1月,苏州日资企业数量已突破1千家(1160家),“日资高地”的形象开始得到强化。
公开报道显示,当年3月,苏州高新区、工业园区和昆山曾专门邀请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日资企业进行座谈,就投资环境、服务水平、生活配套等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企业总体对苏州是“满意的”,好的一面在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相对集中等,不足之处包括电力保障、服务标准不统一、本地管理型人才不够等。
也是在这次座谈中,没有可供日籍人员就医及子女就学场所的问题被着重提及。为此,2004年6月,由苏州高新区投资近2000万元的苏州日本人学校奠基开建,次年开门迎新。
作为江苏首家日本人学校,其以日本政府实施的义务教育为基准,包括小学部、中学部,教师由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派遣。
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常驻苏州的日籍人员认为这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大好事,解决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三、升级
牵手并非总是“蜜月”,跨国合作更难脱离国际大势。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最近两年,日企对华投资/增资意愿逐步下降。具象到苏州身上,2022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为326.7亿美元,2023年仅有157.0亿美元,为十年低点。
怎么办?苏州的打法是,既要寻找增量,更要挖掘存量。
事实上,2022年11月,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苏州包机出海“找客商”,第一站就是去的日本。那一次,时隔三年再与日企谈生意,苏州一举拿到超10亿元的新订单。
而近一年多时间,苏州各区接连到日本推介,希望再招引一批中小企业落地生根。
2023年3月,苏州高新区在东京举办“春季对日合作交流会暨日资企业突破700家活动”,签下15个产业新项目;
2023年5月,昆山开发区在东京举办投资说明会,签约10个项目,总投资超10亿美元;
2024年6月,吴中区在东京举行投资情况说明会,现场签下5个项目……
不过,从规模上看,中小企业还不能快速体现“产出”。当地招商部门一位负责人提到,基于过去几十年的经贸往来,日企要进入中国发展,“要来的早就来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重点是挖掘存量企业的潜能”。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上个月,苏州高新区新开工了三个项目,均为在地深耕多年的日资企业增资扩产。
其中,6月13日,住友电工(苏州)电子线制品有限公司电子线三期厂房落成投产,达产后预计新增高性能特种电子线产能6000千米/年,电线整体年产值达7亿元,将进一步完善苏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一边是愈发审慎的投资行为,一边是显著变化的市场结构,留在苏州的日资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调整布局内容。
太阳油墨(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三岛大辅此前公开表示,中国新能源车载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但要适应这个新兴产业就必须建一个研发中心,专门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
为此,他用这个理由反复说服日本总部,“不知道开了多少次跨洋电话”,最终说服这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业隐形冠军”,从当年的利润中拿出1000万美元,建设他们在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
这种变化,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是中国经济从“廉价生产者”向“高端服务者”升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
他在受访时强调,日企无法舍弃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企业同样需要与日企合作,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一起做得更好”,进而服务全球市场。
而在陈耀看来,并非只有短缺行业才需要外资进入,包括日资在内的外资,应该成为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日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余蕊均、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