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咖啡救命之恩

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我们吃完午饭，当地的朋友指着一旁炉火上的陶土大壶：要不要尝尝最传统的咖啡？

我问，需要多久，能打包带走吗？

不能。做一杯最正宗的传统咖啡，要从炒豆子开始。

炉火旁，身穿宽松长袍的阿姨支起一只平底锅，新鲜的咖啡豆在里面沙沙滚动，香气逐渐溢出，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闻到的那种咖啡香，而是来自枝头的、生而自由的香气。

只有在咖啡豆的原产地，才有可能这样做咖啡。

朋友说，我们平时喝的，即便是现磨，严格讲也属于“预制咖啡”。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吃北京烤鸭，现烤的，和真空包装的，能一样吗？

我一下就懂了。

做咖啡的阿姨将炒好的豆子放到一个筒状的杵臼里捣碎，等到一旁陶土壶里的水烧开，便倒进去煮。水再次烧开的时候，咖啡就煮好了。放置片刻，让咖啡渣略微沉淀，倒在精致的杯子里，香气浓郁奔放，犹如非洲的灵魂。

朋友说，快，趁热，喝。

我小心翼翼地浅尝了一口，味道很浓，偏苦，同时也有埃塞俄比亚咖啡豆独特的水果香。原来这就是咖啡最原始的味道，野性，自然，包括没有滤掉的咖啡渣，似乎也构成了传统口感的一部分。

感觉怎么样？朋友看着我。

渣香渣香的，一口入魂，人间完全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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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的做法已有千年历史，比这更早的，就是把咖啡当药吃，或者直接嚼。

在哥斯达黎加，咖啡就像我们的茶一样，是融入日常的传统文化，家家户户都有个用来煮咖啡的陶土壶，纯手工制作，没有科技加持，全过程返璞归真。

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有很多技术问题想要寻求个地道的答案。

“请问，你们的水粉比例是多少？……就是一壶水要放多少克咖啡粉？”

“适量。”

“咖啡豆要研磨得多细比较适合水煮？”

“差不多就行。”

“一般要煮多久？”

“都可以。”

我大为震撼，这就是文化自信啊。

当地人反问我平时怎么做咖啡，我答道：“如果用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做手冲，我一般选择中度偏粗的研磨度，水粉比例1比15，水温92度，分三次注水，冲煮时间不超过两分钟。对了，滤纸不能用漂白过的……”

为了保证精准，我有一个手摇磨豆机、一个电动磨豆机，一个控温电水壶，还有一个可以计时的电子秤。

越说越觉得羞愧。

对方高兴地说，谢谢你对我们的咖啡豆这么好，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直接煮一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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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最早为什么开始喝咖啡，是因为好喝吗？不，是为了上班。

这其实很贴合埃塞俄比亚人对咖啡的态度，就是那么的本质，喝咖啡，因为它能提神醒脑、愉悦心情。至于它的社交属性，那是13世纪咖啡被埃塞俄比亚军队带到了阿拉伯之后，才发生的故事。

穆斯林禁酒，咖啡正好给了他们聚在一起喝一杯的选择。据说，当初郑和率领庞大舰队造访阿拉伯，当地人就是拿出了咖啡招待来自遥远东方的客人。郑和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喝咖啡的中国人。

后来咖啡传入欧洲，高端社交技能大爆发。

在英国，第一家咖啡馆于1650年出现在牛津，受到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的喜爱。任何人只要花上几便士，就能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同各界精英交换知识，因此，那时的咖啡馆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便士大学”。甚至一些人组建了“牛津咖啡俱乐部”，之后晋级为英国皇家协会，成为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

咖啡在法国同样迎来过高光时刻。巴尔扎克说，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据说，他在创作《人间喜剧》时喝掉了上万杯咖啡。这不是不可能，那时喝咖啡的杯子小，伏尔泰也曾有过一天连喝四五十杯的表演。在法国，基本上你能说出名字的作家，都是咖啡馆的常客，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巴黎花神咖啡馆，就在1994年设立了花神文学奖，专门奖励那些年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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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咖啡与人文还是过于阳春白雪，只是小众群体的叙事，咖啡故事的主线，还是抓在打工人手里。

18世纪60年代，英国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催生出大量产业工人，他们工作时间长、强度高、易疲劳，因此咖啡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劳动补充剂，回到了它最初的角色中。

产业工人喝咖啡没有那么多讲究，他们也没时间泡咖啡馆，更不需要遵守什么咖啡社交礼仪，他们对咖啡的核心需求只有两个：要浓，要快。

浓度不是问题，速度是问题。

当时做咖啡还是全手工，耗时很长，可是产业工人们上班迟到要扣钱，因此等一杯咖啡等到情绪崩溃，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在提速的市场需求下，意大利米兰人贝泽拉在1901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意式蒸汽咖啡机，将一杯咖啡的制作时间成功缩短到半分钟以内，减轻了产业工人与咖啡师之间的矛盾，也令工厂主喜出望外，工人终于能够在蒸汽机旁边精神抖擞地奋斗起来了。

在我国，咖啡的发展过程有着不一样的特点。

咖啡馆先是在广州、上海、天津、北京、汉口等大城市兴盛起来。上世纪30年代中叶，仅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即如今的淮海路两侧，咖啡馆和酒吧就有125家之多。而1934年的《北京晨报》也曾描述，摩登男女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骑着脚踏车到北海公园溜冰，然后去漪澜堂吃西餐、喝咖啡。

在当时的咖啡馆里，人们很容易遇到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比如鲁迅，就常去上海四川北路998号的公啡咖啡馆和朋友们谈时事谈创作，不过他并不爱喝咖啡，会带壶茶自斟自饮。

与国外不同的是，我们的咖啡文化中途间断了几十年，咖啡馆一度被认为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1966年以前，全上海的西餐咖啡馆只剩下了13家。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咖啡才再次回到中国人日常生活。最先出现的是速溶咖啡，1984年，电视上第一次出现了雀巢咖啡广告。四年之后，在上海的南京西路，苏籍犹太人开创于1934年的马尔斯咖啡馆恢复营业，改名东海咖啡馆，成为咖啡文化复苏的标志。

因此，我们习惯喝咖啡其实并没有多久。如果从星巴克1999年在北京国贸开出第一家中国大陆门店算起来，到近两三年广大打工人开始排队点单买咖啡，我们在短短25年时间里，让咖啡完成了从精英社交到打工人神药的角色蜕变，走完了欧洲数百年的咖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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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加速。

曾有一篇刷屏文章叫《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想必很多人还记得：“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吗？”

十几年过去，答案已经变了。白领朋友们除了STARBUCKS，有了更多更具性价比的选择，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坐在STARBUCKS里喝咖啡，而是习惯打包带走。咖啡和咖啡馆，成为了两种不同的事物。

喝咖啡不必在咖啡馆，正如吃药不必在药店。工位才是咖啡因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关于星巴克的热文，已然变成了《星巴克里，坐满了失业的中年人》。

咖啡就是这样地陪伴着我们，从埃塞俄比亚的炉火旁，到阿拉伯的悠扬海湾，无论是牛津剑桥的星光闪耀、法国巴黎的诗文脉动，还是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在咖啡的香气中，都只是稀松平常的一瞬间。

当初在离开亚的斯亚贝巴之前，我们去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探访“人类祖母露西”，她生活在320万年前。某天，结束辛苦觅食，露西爬到树上歇息，那里可以远离猛兽的突袭，但她过于疲惫，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去……幸运的是，经过大自然沧海桑田的机缘变幻，露西的骨骼化石罕见地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我凝望着这位人类遥远的祖先，心里暗想，露西应该是不嚼咖啡豆的，不然也不会那么累。

我们很幸运，感谢咖啡救命之恩，也感谢人类写在基因里的自我鞭策精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食谈（ID：yishitan001），作者：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