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把自己当病人这回事，从清朝就开始了？

有时候，生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生了病，对于自己，一切都获得了解释；面对别人，一切都可以得到谅解。当人们无缘也无力于锁定在其他原因时，“生病”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最好的安慰剂。

不过热衷于表达“病”，并非现代所独有的。早在清朝的书画艺术中，放浪形骸的书法家、画家们，就已经热衷于用“病”来隐晦地表达政治上的失意与压抑，表达在“变化无常和难以应付”的时代，个体重重叠叠、过于丰富复杂的焦虑、挫折、失望与破碎感。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所著《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增订版）就谈到了这一问题，它深入探索了“疾病表达”这一艺术家被困绞于动荡社会而自然溢出的心灵低语，除此之外的另外21篇深度文章，也在中外双重视野之下，探寻了个体书法活动背后的社会史意义，多元呈现了书法跨越时空的文化魅力。

由“书法”这个小角，轻轻撬起陌生的时代里熟悉的心灵图景，茫茫的历史也变得清晰起来。

（下文摘选自《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较原文有删减）

引言

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书画创作和欣赏是愉悦而又优雅的。董其昌便是代表精致的文人艺术的一个典型。但是，董其昌去世没有多少年，亦即满族入主中原后，文人书画的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艺术家经常在署款和印章中披露自己身体的残障与疾病，有时甚至在题跋中写下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折磨他们的病痛的细节。显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比以往的艺术家更愿意向世人披露他们的身体状况。

董其昌《行草书罗汉赞等书卷》（局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Image:TNM Image Archives

陈述这些健康问题的语境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些疾病陈述可能的潜在寓意是什么？在17世纪，什么类型的艺术表现或风格和这一现象相对应？

明清鼎革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激烈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与艺术，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错位、心理创伤，以及汉族社会精英的身份危机。正像我希望揭示的，失落感与无助是表述身体病痛与普遍的不满情绪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因素，这种表述也可以和17世纪书画中的某些风格特征相对应。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满族入主中原后汉族社会精英所产生的疏离感（alienation）。

书影

关于身体问题的抱怨

董其昌的年轻友人王铎是一个历仕明、清两朝的官员和著名的书法家。他是清初最早将作品的质量和疾病联系起来的艺术家之一。1650年，在一件为弟弟王鑨所作的书法手卷的题跋中，王铎写道：“己丑十月，疟新瘥，头眩晕，体犹作楚。过三弟大隐斋，一更濡墨书此。无善笔，炬下眯瞢，亦觉不恶。”

人们在观赏这件手卷时，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王铎对自己身体病痛的陈述。在次年所作的另一件手卷中，王铎再次谈到了他的身体状况。

在抱怨身体疲惫的同时，王铎的手卷也真实揭示了那个动荡的时代里仕清汉族贰臣群体的生活状况。

孝升是龚鼎孳的字，北海是孙承泽的号，他们和王铎一样，都是在朝代鼎革之后选择仕清的前明官员。同样仕清的贰臣钱谦益在为其友人王铎作的墓志铭中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

在明朝覆亡之后，包括王铎、龚鼎孳和孙承泽在内的一批汉族官员，在北京为新朝效力，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放纵于酒色之间。王铎常常被要求在这样的场合写字。在一种不被信任、满汉关系紧张、深怀愧疚的情形下，心理压力必然寻求一个释放的渠道——当劳累过度的王铎在书法中大声抱怨时，对身体症状的描述变成一种象征性的言辞。他的抱怨象征着许多仕清汉族官员所共有的深重挫败感。

一些清初艺术家，比如三位杰出的画僧髡残、八大山人和石涛（原济），对身体问题和疾病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

和王铎、傅山在题跋中描述自己的身体问题不同，髡残、八大山人和石涛将他们生理或心理上的一些特征引入署款和印章之中。许多髡残的绘画作品，都有这样的名款或印章：“残者”“残道人”“残衲”“残秃”“天壤残者”。这些名款和印章是髡残本人对自己身体清晰的表述。作为一个和尚，髡残的头发是剃光的；但是，他是不是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真的是个残疾人？光头能否就被认为是残者呢？没有可靠的材料来确证这些。

八大山人的一些印章和署款，混合了幽默、自嘲、苦楚。但是，他对身体问题的描述还不及他的朋友石涛——另一位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旧王孙——令人刮目。大约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石涛这位天才画家开始称自己为“瞎尊者”，他还为自己取了个耸人听闻的号“膏肓子”，并刻了一枚印章“膏肓子济”。在古代医学中，心脏之下部称“膏”，隔膜称“肓”。人们称极严重而难以医治的疾病为膏肓之疾。

石涛自用印“膏肓子济”

如果说，经历了明清鼎革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直接陈述自己的身体状况，或使用和身体相关的语言别有寓意这一看法可以成立，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艺术家这么乐意描述他们的身体问题？这在历史上有先例吗？

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简单。是的，有历史先例。在为自己的外甥张大同所作的行书手卷后，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写道：

元符三年正月丁酉晦，甥雅州张大同治任将归，来乞书，余适有腹心之疾。是日小闲，试笔书此文。……时涪翁之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怀瓦石，未知后日复能作如许字否？

很显然，在17世纪以前，艺术家们就已在作品中叙述他们的身体问题。但是，在黄庭坚的例子中，这一陈述的用语节制简洁：它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个人不幸或痛苦的表达。而陈献章和文徵明则以优雅的口吻来提及自己抱疴咏梅品茶。在这里，疾病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只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偶然环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7世纪的艺术家在披露他们的身体问题时更为坦率，且经常把身体疾病当作情感问题的隐喻。

疾病、悔恨与身份危机

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一些艺术家那么愿意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陈述身体疾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身体问题的陈述进行分类。

上文讨论过的有关躯体和精神疾病的叙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真实的和象征性的。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上述题跋与印章却构成一个普遍的意图。它们对健康问题的陈述似乎传达了17世纪下半叶许多艺术家共同经历的愧疚、失望、挫折，以及由社会变革造成的身份危机。而这些艺术家所处的时代，用班宗华的话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很少有这样变化无常和令人难以应付的时代”。

动荡的明清鼎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错位。

曾受人敬重的明代重臣王铎，因改朝换代而成为清朝新贵，他将以不光彩的贰臣被载入史册。出身优渥的官宦家庭的傅山，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部分财产，此时成为一个道士，靠行医和鬻书卖画为生。

明皇族在江西（宁藩）的王孙八大山人，遁入山中，出家为僧。他的远亲石涛，在父兄去世后，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知之甚少的髡残，虽然在明王朝崩溃前就已经成为一名僧侣，但是战争的创伤也必然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这些关于疾病、残疾的叙述性和象征性的使用，发生在这个动荡年代之中或之后。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词语比“疾病”和“残疾”更能为一个动荡的年代传神。在朝代鼎革的战乱期间，艺术家们目睹了大量的杀戮、伤者的痛苦、疾病的呻吟、饥饿的哭声。

经历了这样的动荡，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变得十分敏感。早已被战乱搞得精疲力竭的王铎，在入清的最初岁月中，依然生活在一个摧残心神的环境中。

他的两个至交、同为明朝高官的黄道周和倪元璐，在这场朝代鼎革中有着和他完全不同的遭际。黄道周因领导复明军事活动，被清廷处决；倪元璐则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时，为保全自己的道德操守而自杀。想起死去的至交，王铎难道不会为自己的降清和仕清而感到深深的愧疚？正是这种愧疚导致了这位天才书法家在明亡之后沉迷于荒淫和自我毁灭的生活中。

残疾和畸形的艺术

在何种程度上，并通过何种方式，艺术作品中记录的生理残疾、缺陷、疾病与艺术品的创作和欣赏相关？这一时期艺术的风格与对身体问题的陈述之间是否具有某些对应的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从明遗民艺术家的一些批评术语开始讨论。

傅山留下了许多关于书法艺术的评论，其中广为人知并被经常引用的便是他的“四宁四毋”论。他声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其中“支离”一词可以同时用于艺术特征和肢体的残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庄子》“人间世”一章中，在那里“支离”是一个有躯体残疾的人的名字。

毫无疑问，《庄子》中的“支离”具有政治寓意。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肢体的“支离”成为“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的一种生存方式。“支离”由此暗示着逃避当代政治，更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退隐和对现政权的消极抵抗。在某些情况下，傅山把“支离”当作一种审美特质。

石涛《梅》。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傅山并不是清初唯一鼓吹“支离”和“丑拙”美学观的人。石涛在一件梅花册页的题诗中，也使用过“支离”这个词。他在册页的第一开上题道：

古花如见古遗民，谁遣花枝照古人？

阅历六朝惟隐逸，支离残腊倍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石涛像傅山一样使用“支离”来传达“残破”的意涵。而诗中的梅花，明白无误地指涉遗民，我们从中再次窥见“支离”所隐含的政治意向。

结语

福柯在其有关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的杰出研究中写道：“如果谁考虑到疾病既是一种混乱状态（亦即存在于人体这一生命的核心内的危险异类），还是一种有自己的常数、相似之处和类型的自然现象，谁就可以看到医学考古学的范围。”

福柯的观察对理解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具有启发性，因为微观个体状况有时能够反映一个更大的世界。

如果说疾病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内的“危险异类”，那么17世纪中国的异类则是双重的。在宏观层面，如同文人们所感知的那样，“危险异类”是侵入中原机体中的清廷政权，这是汉族艺术家当时所面对的政治现实。

就个人层面而言，那些声称有“疾病”和“残疾”的汉族艺术家建构了一个由他们自己提出并界定的“异类”，一种内在的“异类”，它反映出他们在心理上疏离于清廷政权统治下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在一个萦绕着挫折、愧疚、遗憾和失望情绪的环境中，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被转换成可能带有政治色彩的符号（包括艺术作品的风格面貌）。

即使17世纪艺术中有关身体问题的陈述主要是象征性的，每一个具有离异倾向（alienation）的艺术家都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正如石涛的印章可能暗示的那样，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膏肓之疾”。

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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