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组在采访过程中遭到过许多婉拒,因为许多被采访对象觉得自己没有工作,上电视会丢人现眼。57岁的佐佐木却在犹豫片刻后坚定地接受了采访:“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会对我的处境产生共鸣,但哪怕能有一位可以理解我的处境,也不赖。”
接受采访时,佐佐木的父亲已离世6年。他曾经为了看护父亲而辞去了工作,长期的看护生活让他患上了慢性病和腰痛。他曾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参与过许多马拉松大会,他在每一次刷新自己纪录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但为了照顾父亲,他还是收起了跑鞋,放弃了梦想,失去了跑步的能力。之后二十年,在名为“家”的牢笼中,只有父子二人不停辛苦鏖战,那是一段孤独不堪的岁月。
陷入了“消失的劳动者”境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赋予的自尊,有很多人最终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虽然父亲已经离世,佐佐木却无力再回职场,因为过长的就业空窗期和身体原因,他与工作之间已经砌筑起一堵高墙。完成看护使命之后,身体和心灵都已千疮百孔。他在镜头面前说着“我几乎从社会中消失了”,却又想透过节目传递“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看护20年,最后只剩无尽的孤独感。
佐佐木默默吃着没加调味料的食物,过着极端节俭的生活。(节目截图)
这是一场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吗?
53岁的原女士曾经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派遣员工,也有过一段光鲜亮丽的职业女性生活。突如其来的雷曼危机带来了就业市场寒潮,原女士在45岁时遭遇了派遣裁员,从那之后一直处在不停换工作的状态中。在老家还有92岁的父亲,虽然暂时无需全日制的照护,但她还是需要每两个月请假一段时间回老家帮忙打理照顾,这样的情况令她更难找到工作。为了看护父母不得不频繁辞职,之后为了获取收入又要很辛苦地找新工作——原女士被迫陷入了这样的窘境。
工资结构失衡的问题一直存在,本来女性的工资就较男性偏低。在传统观念中,非正式工作被认为是女性在婚后兼顾家务和育儿的热门工作形式。然而像原女士这样的“单身中年+非正式工+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所承担的风险比男性大得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情况。在一个面向非正式工的单身女性的讲座中,有一位参与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人活百岁的话,那我才活了一半,却一直在打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建立公共支持制度,在中年人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时,尽可能避免“看护离职”现象的长期化,刻不容缓。
消失的劳动者与社会孤立
为了节约看护费用,不得不自行承担全部看护工作,从而产生了被社会孤立、精神上陷入绝境、更加难以再次就业的风险,很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困境的一种情况就是父母老年痴呆。
当父母需要照顾,尤其是需要护理老年痴呆的老人时,就不得不24小时照看家人。在这种情况下,照护父母的子女连外出的机会都很难得到,更别说正常地与人交往了。他们在时间和精神上都没有空闲,当然在经济上也不宽裕,因此很容易精神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作为社交生活基础的时间、情绪以及金钱。
“长期看护,仿佛一条没有出口的隧道”——对于消失的劳动者而言,即便走出了这样的“隧道”,面临的也是眼前一片云翳、前路未知的迷茫。
豆瓣上有一个名为“独生子女养老交流组织”的小组,在这里有青年独生子女,也有年近半百的中年独生子女。在大家讨论的话题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家人生病了,如何照护和面对?”有人分享经验,有人发表困惑,互相提供点子,摸着石头过河。
“照护老人的同时,工作怎么办呢?平时请假都不敢时间长了。没有工作,就没了收入。不知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原帖下有这么一条评论,也代表了诸多背负着养老压力的打工人的心声。
一方面需要帮助解决大家在照护老人当下所遇到的难处,例如提供专业的照护服务、设立独生子女照护老人假、健全老年保险制度等等;另一方面,如何引导“由于长期照护或求职失败等原因而与社会产生隔阂”的这类人重新回归社会活动——这是全社会正在面临的挑战。
“独生子女养老交流组织”小组中的一个帖子。心力交瘁的长期看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抑制的心理问题。
《消失的劳动者》里最后一个长案例讲的并非是因为看护父母而失业的情况,但这个案例很好地证明了社会帮扶的确可以帮助“消失的劳动者”重新取得回归社会联络点。
55岁的角谷晃男在年盛时期因为过劳和压力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而不得不辞职,失业以后,由于还是单身,角谷选择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他38岁和41岁时父母先后离世,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母亲离世三年后,角谷再也受不了在非正式工作中辗转的生活,同时由于年龄增长难以继续负担体力劳动,最终放弃寻找工作,陷入了“消失的劳动者”状态。自暴自弃,加上身体不好,他的住处逐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垃圾屋”。
当地的民生委员和支援中心工作人员,联合他所在社区的20余位居民,帮助他清理了住所,与他建立交流,试图将他带回生活的正轨。角谷在大家的关心中对生活再次充满希望,终于开始进行重新工作的准备活动。经过培训和面试,他获得了一份养老机构的看护工作,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无比欣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