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这样热闹生活

本文来自豆瓣号：夜第七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一点儿乌干菜（ID：NarratorZhang），作者：章程，题图来自电影《痛苦与荣耀》

一 烫的

《痛苦与荣耀》

我观看阿莫多瓦电影的顺序，是一种倒叙。

第一部看的影片，是他半自传性的《痛苦与荣耀》。此时的阿莫多瓦，走过欲望的盛年，有过不少身心俱裂的夜晚，放逐过自己，纷纷情欲从滚烫变得冷却。事物的味道，他知道的太早。比人先知道爱和悲哀，也比人先老了。

影片以萨尔瓦多审视自己身体开始，他患慢性咽炎、耳炎、耳鸣、偏头痛、失眠症、抑郁症等。腰椎融合手术让他和脊椎的关系，好似人与希腊诸神，“要通过献祭这种方式。”他戏谑道：“多种病痛一齐袭来的夜晚，我信上帝。我向他祈祷，只有一种病痛发作的日子，我是无神论者。”一个人随年龄增长，生活便不再轻盈，他掂量生活里的负重，转向严肃、不可捉摸的生命。幽默和反讽，在它面前渺小而可怜。

《痛苦与荣耀》

《痛苦与荣耀》是阿莫多瓦的私人史。他发表心灵，而不是隐私。借由电影，他无数次退回起点，倒退着想象自己。早年经历，涵盖一个人全部经验，剩下的不过是日后观察视角的变化。他的镜头，无比抒情，依循路线，村镇地景，一一浮现。他坦白无声的、隐秘的时刻，诸如第一次见到男性裸体时的晕眩。一切沉默或迷惑的见历，都无法黜免。它们，让他追寻到人生定向。

看罢《痛苦与荣耀》后，我往上追溯阿莫多瓦作品。他太会拍身体了，年轻的，衰老的，跳舞的，哭泣的，热烈的，沉默的，病痛的，悲伤的。早期的他，更大胆地逾越禁忌。疯狂、快感和力量，几乎将身体完全吞噬。疾病和性感，是身体的两极。前者内敛隐晦，后者张扬狂欢。两者，同时构成他电影的特质。

《对她说》

《吾栖之肤》里，一边是烧毁的皮肤、疤痕、肌肉，一边是对它们细致冷静的缝合，身体的改造带来情感的错位。《对她说》开头，出现皮娜的舞蹈，梦游般的女人四处冲撞，绝望哀凄，男人仓皇地为其搬离障碍。身体，始终外溢扩张，要冲出自己领域。《欲望法则》等影片中，身体是欲望对象，人们把情人身体记得极其清楚，即便离开身体一千里，它的轻浮和威胁、怪癖、依赖感、坏毛病、移情、忽明忽暗的深沉，都在近旁。

身体，使悲欢显形。

身体的转向，意味着凝视主体的视角改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灵与肉二元对立，直至尼采，才将身体视为哲学中心。巴塔耶从尼采那发现被理性摈斥的动物性。福柯根植于尼采传统，沉迷个人体验，发明自我，探究权力对身体的压制。身体，从隐蔽到显现，成为近代哲学的工具。

《痛苦与荣耀》

阿莫多瓦以艺术家的直觉，和这种转变相通。弗朗哥时代，身体不是私己的，被高度管制和审查。他小时候，扭摆舞是禁舞，“如果一个女孩跳扭摆舞，穿长裤和吸烟，她就是妓女，这三样中占一样，她也是妓女。”性感的公共意义被抹杀。阿莫多瓦夺回身体，尤其是女性和男同性恋身体。他极具酒神精神，他眼中，身体不只是视觉，有温度，有情绪，有谵妄、幻想、癫狂等狄俄尼索斯的时刻。血和肉，比智力真实。

托尔斯泰说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我们从不可能被这样洗净。所有艺术家，欲望无不充沛满溢。巴塔耶形容色情生活的肮脏表象“是一个鲜有人不落入其中的陷阱。”身体的欢愉，必然是灰烬。灰烬将我们塑成人形。

这脏兮兮的孤独。

《对她说》

二 冷的

写作对阿莫多瓦非常重要，他遗憾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小说。

我倒觉得他像小说家。电影导演有擅长用镜头说复杂故事的，他是其中的典型。在对古怪和黑暗情节的处理上，他犹如麦克尤恩。他也像理查德·耶茨和麦科勒斯，对孤独进行细致入微描摹。以女性视角，审视婚姻与情感的危机时，他的影片像门罗小说。内心潜流，在某个时刻，成为骇人巨浪。

《胡丽叶塔》

《胡丽叶塔》改编自门罗的《机缘》、《匆匆》和《沉寂》。门罗善于心理描写，当陌生男人坐在朱丽叶对面，卑微可怜地想搭讪，她不想说话。但“她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她的不好意思，她的怜悯，都过于强烈，使得她说出了她家乡那个市镇的名字。”此段文字，是一个人在感受内在的暗涌和波折。这是小说较之于影像的优势。

影像则让人凝神屏息，更具体、更有冲击力地展现命运，固定正在逃遁的现实。小说里，朱丽叶觉得自己有点像俄罗斯小说里的一个年轻女子，“这姑娘正离家进入一片不熟悉、让人惊恐、使人兴奋的景色当中，在此处，狼群一入夜便嗥叫不已，而这姑娘也将在这里面临自己的命运。”电影将朱丽叶的心境具象化：车厢外黑黢黢一片，灯光落在峥嵘的林木间，反倒显得幽深。公鹿闻到母鹿的气味，朝着火车奔跑，神秘而忧悒。

《胡丽叶塔》

阿莫多瓦和门罗，一个热，一个冷，一个走入冷峭北方的腹地，一个经由燃烧的南方，步入激情迷宫。但两人都如此忠实于心和感知，以至着迷于逃离人生。《胡丽叶塔》里，朱丽叶在课上讲解《奥德赛》：卡吕普索欲留住尤利西斯，与他同衾共枕，还赠予青春及永生。尤利西斯拒绝，仍然选择回大海冒险。希腊神话，与朱丽叶和苏安的爱情，遥相对照。诸神亦在逃离，他们之上，有最高的命运，无从反抗。更何况人。门罗的《逃离》中，卡拉出走，在第三个站口不顾一切下车，打电话给克拉克，要求带她回家。奔向未知，克拉克温和的暴政，前者更让她恐惧。她选择用日复一日的隐忍，抵抗埋在心底的刺痛。

《回归》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里的马德里，《痛苦与荣耀》里的哈瓦那和墨西哥城，共同构成别处的想象。往昔和彼地，构成对此时此地的慰藉。而《回归》是例外，它讲述回来。电影放至三分之一，我以为这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式的故事：曼查总在刮大风，人们生前就买好墓地。此地有许多寡妇，男人们相继死去，因为杀夫成为女人们的宿命。这是颇有死亡意味，又不乏幽默的开头。但魔幻没有喧宾夺主，阿莫多瓦还是在叙述世俗故事。雷蒙黛和索尔的母亲，并未死去，回归的不是她的鬼魂。

阿莫多瓦完全可以他的高明，来嘲弄他镜头下的人们。他们用聪明，而非心灵，去接近所爱的人们。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让女儿和母亲和解。能在阴郁底色里，见识到这样的阿莫多瓦，实在让人欢喜。

《回归》

先知巴兰，被利诱诅咒以色列人，却最终为在山巅祝福起来。一连三次。尽管贪财的本性未变，但这个举动让人动容。人，不是确定的常数，有时堕落、有时向上。敌人身上，有我们欢喜之处。爱人身上，也有我们厌恶之处。

阿莫多瓦认真观看过人，他从声色中走出，比门罗热烈。但和门罗一样，他无限宽容，无限温柔。一如康德的人类学理想：少点残酷，少点痛苦，多点善意，多点尊重，多点人性。

《回归》

三 明的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我开始思考词与物这件事，是在读研时的概念设计课上。

老鲁要求我们提一个词作为概念，重构物质场所。那次经历，让我认识到，话语是被制造出来的，可以发展成错综复杂的理念。我开始对一些词语产生迷恋，乐于探究它们与物隐而未显的联结，例如：迷宫。

阿莫多瓦电影，于我，就是迷宫。我思忖过，他何以给我这种感受。除了他深受希区柯克影响，叙事一贯嵌套、反转外，和他总在拍女人不无关系。她们像植物，盘根错节，叶和枝干往更远处延伸。他电影的全部逻辑，能建立在她们喋喋不休的对话上。他以卡内蒂式的“获救之舌”，把她们的细碎和繁复说出，无所隐瞒，无所忽略。

《恐惧吞噬灵魂》

我会将阿莫多瓦和法斯宾德比较。法斯宾德也执着于爱与性、生与死。他把人物推到后景，被门框、窗框、墙壁、管道等阻隔，隔阂永远无法被消弭。《恐惧吞噬灵魂》中，两人坐在黄椅子间，镜头移动，树影，鸟鸣，情话，眼泪，要与孤独为敌的爱情，一切都恰到好处。艾米说：“我们好有钱，我们应该去买一小块天堂。”多么虚无的浪漫。

命运，很早就在斯宾德的生活里，投下巨大阴影。父母离异后，他流窜街头，崇拜女性，又对其轻蔑且冷酷。《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中，女性被时代撕裂。信念崩塌后，玛丽娅用自杀解决困境。《莉莉玛莲》中维莉，也试图以死亡摆脱道德束缚。与之不同，阿莫多瓦的镜头下，女人们苛求、独立，有痛楚，却不是值得被哀悼的、受难式的悲惨。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阿莫多瓦形容《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是“一部关于女性团结的影片。”他从未在男人身上发现类似情感。他影片中的母亲，总是与他母亲十分相似。摄影师Catherine Chabrol拍过一张照片：阿莫多瓦坐在公园长凳，给母亲绕毛线。他记得她生活中的每个时刻。淹没在马德里前，他住在拉曼恰和埃什特雷马杜拉，家境拮据，母亲充满创造性，“能从油壶中挤出奶来。”为邻居读信时，她会杜撰部分内容。这点必定影响过他。现实与虚构，在他作品里交织。

生活本质上是混乱和喧嚣。所有身在其间的人，都面对一个永恒问题：怎么才能走出去？女性面对的尤其甚，她们被“变成”女性。因为社会秩序是父权的，它压制她们，让她们被愚弄，被耗尽，在失败中冒险。但正如门罗小说《激情》中，特拉弗斯太太说的：“女人总有内在的力量能让自己活下去。”女人比男人更勇敢。母性是保护。母亲以外，姐姐们给他买的书，他收集的电影女星卡片等，都带给他最早的审美觉醒。

《痛苦与荣耀》

《痛苦与荣耀》的开场，很欢欣。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唱着歌，没有愁苦和悲情。阿莫多瓦说：“我必须要让主人公有一条活路，这样的话，我自己才能有活路。如果我把他给逼死了的话，那等于也逼死了我自己。”他将童年时听到的、看到的事物，从中拉出，来看，来呼吸。命运是庞大的织物，残破不堪里能找到富有意义之物。他的创作，色彩绚烂，光线耀眼，诡谲热闹，从头到尾，都带着炎炎夏日的闷热，既腐朽又迷人。人，仿若随时都能沉湎于泛滥的感情和吵嚷的市井，并钟情于作恶多端。

从孩子视角看出去，那些实际上糟糕的记忆，都明灿灿，闪着光。女性带给他灿烂无比的东西，固定成他无意识的一部分，令他陷入世俗这张大网。到头来，一个人的风格就是他灵魂的样子。

《痛苦与荣耀》

四 暗的

阿莫多瓦

《锵锵三人行》有一期，谈论李银河老师和她伴侣的话题，窦文涛说前半夜，他不能理解李银河的描述，但到后半夜，他感觉到她伟大的勇气，因为“文明意味着分类的复杂”。

我很认可窦文涛说的这句话。在和阿莫多瓦的影片必然与偶然的遇合后，我有了更细微的立场，认识到人类情感的麻烦和古怪。他的灵魂大概雌雄同体，他电影里角色的性别身份，真伪混淆，模糊错乱。同性恋者，变性人，男扮女装者，由男身变为女身的父爱，在他叽叽喳喳的影像世界出现。而这些最怪诞的场景，全部来自现实。

《斗牛士》

阿莫多瓦说：“我拒绝负罪感。我能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但我不忏悔。”他情欲地生活，情欲地创作。痛苦和快乐，不过是同一渴望的不同形式。他关心爱的心理过程的发生，而非把它道德化。它不是犯罪，也不是疾病，更不是道德问题。一桩爱情发生，就是发生了，即便有狭窄、粗糙和仇恨，也不能受责备。《斗牛士》、《捆着我，帮着我》等影片里的爱，令人忧郁不安，太不合常理，似乎唯有死亡，才能让欢悦永恒。偏执，赓续在我们身内。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迫害异端，蔑视少数。能够容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举步维艰。弗朗哥时代，人们把同性恋者送到精神病院。阿莫多瓦性身份的殊异，让他对周遭更加敏锐。他从不表现边缘人的身份焦虑，而是分享生命的愉快和荒诞，作为反抗。他对弗朗哥主义的报复，就是不承认它的存在：“我希望它既不成为记忆，也不成为阴影。”

《痛苦与荣耀》

他体验过绝望和窘困。少年时代，他厌倦牧师们用宗教培育他灵魂，更愿意读黑塞、兰波、萨冈的书，看伯格曼的《处女泉》，看丽兹·泰勒和保罗·钮曼，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絮语产生共情。表现教会恶行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使他了解自己，“我想：‘我属于这个罪恶的，堕落的世界。’我当时十二岁，当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我回答道：‘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艺术家大多都早熟。

十七岁的阿莫多瓦，在一场争吵后离家，来到马德里。他曾写道：“教会学校、宗教的不良教育、地理、电影，所有这些混合在我的生活里，就像马德里的一道菜，菜里有鹰嘴豆、咸猪肉和土豆。”结束四十年独裁的静默后，世界变得光明而新鲜。八十年代，对于阿莫多瓦这样的年轻人，意味着混乱和放纵。他们厌倦政治，谈论电影、音乐、服装和海报。健康不是必需品。但自由的代价，是安全感缺失，人一旦没有强大意志和对某些事物的渴求，就容易沦为无所适从。因而，那一代年轻人，很多毁于毒品。

《痛苦与荣耀》

他体验过爱情，体验过永失所爱的痛不欲生。伟大的艺术家是最敏感的，他最快乐时，最难受时，最紧张时，都能在所见、所爱、所遗失的事物里，看到存在的荒谬。临近教会学校的电影院，拯救过他。在马德里，依然是电影救了他。他说：“我喜欢把电影院想象为凶手和孤独者最好的藏身所。”死亡和孤独，在他看来，是同一回事。孤独形成巨大缺口，爱情好像能填补。但两个人在一起时，释放出的孤独可能更大。《痛苦与荣耀》里，萨尔瓦多怯懦不安，借阿尔贝托之口，他自白道：“我以为我对他的爱，能战胜他的瘾，可并非如此。爱还不够。爱或许能移山倒海，却不足以拯救你爱的那个人。”

这段恋情，来自阿莫多瓦真实经历。他说“那根本就不能说是一种结束，那就像是把自己的手臂硬生生给砍下来了。”

《痛苦与荣耀》

《痛苦与荣耀》中的欲望，是微暗的火，不如旧日那般无忧无虑。生活中不再有伟大事件，一切都彻底空虚，毫无意义。自身的浓度开始降低，喧扰从旁走过，寂寞渐渐扩大。怨憎会使人杀人，唯有寂寞面前，人毁灭自己。而毁灭不掉的，将愈合成新的自我。我相信，阿莫多瓦将步入另一阶段。他曾热闹生活，唤醒被挤出生活的感官，耽于情感和身体。而今，他更沉静地走进生命，用成熟与忍耐，去等待豁然贯通的时刻。智极成圣，情极成佛。

阿莫多瓦行至半程。

阿莫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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