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名人袒露生活B面的新赛道？

电视纸媒时代，在作品之外了解名人生活的真实面，大多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

此后互联网打破了纸媒、广播和电视的传统媒体三分格局，让信息的传递变得更为扁平——直至当下，我们已经很习惯在热搜里看到明星新闻，名人社交媒体中的文字声明也早已是寻常操作。但在冗杂且真假难辨的讯息中，一段被多方仔细审核过的文字，又多少缺了些温度。

那么，播客这一媒介，会是名人得以袒露生活B面的媒介新选项吗？

流行音乐天后Taylor Swift的全球巡演直接带动了席卷全球的“泰勒经济学”，3月份她在新加坡的演出直接为当地带来5亿新币（约合人民币26.7亿元）的旅游收入，到场观众数量相当于新加坡总人口的5.3%。早前美联储甚至在“褐皮书”中提到，Taylor Swift的演唱会对费城酒店业带来了疫情后最强劲的月收入。

与巡演同样受全球瞩目的大概就是她的新恋情了。

去年9月，Taylor Swift与橄榄球明星Travis Kelce恋情曝光，而在后来披露的更多细节中，大家发现，此前毫无交集的时代天后与体坛明星，居然是通过一档播客结缘的。

时间拉回去年7月。Travis Kelce与哥哥一同发起了一档名为“New Heights”的播客，在当时的一期节目中，Travis不无遗憾地说，他也去了Taylor的巡演，还认真做了条写着自己联系方式的友谊手链，想去和Taylor交换——结果失败了。

巧合的是，后来Taylor Swift听到了这期播客，通过共同好友联系了他，两人开始外出游玩，也有了我们后来在各大媒体头条见到的故事。

名人做播客，在全球并非新鲜事。2022年初，播客行业媒体Podcastle就曾报道了九档当时最受欢迎的名人播客节目。主播来自各行各业，有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前NBA篮球运动员奥尼尔等。他们的播客并不局限于其公众身份，话题涉猎电影、时尚、电视、音乐、政治、经济等任何人们感兴趣的领域。

Taylor Swift的新恋情多少只是藉由巡演与播客契机诞生的巧合，但当下，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名人入驻播客——无论是担任嘉宾，还是发起一档播客，已然成为时下风潮。

名人表达自我的媒介正在发生转变。

正如Podcastle此前所分析的，“也许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名人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遥远的人’，但现在，粉丝只能通过电视或杂志广告了解他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粉丝和普通听众有机会通过名人播客与他们建立联系。”

卸下名人身份，播客中的私密表达

英国演员荷兰弟（Tom Holland）第一次透露自己想暂时淡出银屏的消息，是在播客“On Purpose”中。他在节目中分享最近一部作品的拍摄过程——在那部作品里，他出演了一位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自己一度受到拍摄环境的影响，心理状态不佳，需要休息。

播客所营造的私密而柔软的沟通氛围，天然地令人更愿意袒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Charlie Munger（查理·芒格）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留给了播客“Acquired”。节目中芒格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投资者提供经验建议。他还坦言说自己对时尚业没什么好感，但觉得LVMH集团这样的时尚行业头部集团的商业运营模式、运作与扩张方式值得称赞。这些他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谈起过。

美国头部YouTube网红、播客主播Alex Cooper主持的节目“Call Her Daddy”则成了不少明星讲述生活琐碎、吐露心声的地方。Gwyneth Paltrow曾在这档播客里评价她的名人前男友，Hailey Bieber则聊到她视角中与Justin Bieber、Selena Gomez的“北美意难忘”。

时尚媒体The Kit曾评论说，“明星们在播客这个媒介上都出奇地健谈”——没有对准你的摄像机，私密的对话环境，这些都是播客独有的条件，促使名人们敞开心扉，与话筒和听众建立更深刻联系的原因。

你常能在播客中发现名人跳脱常规印象的另一面。鲁豫首次以非主持人身份出现在播客中是在《落选沙龙》与祝羽捷聊天。卸下主持工作的鲁豫放松了许多，她坦言“主持人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社交技能”。她和祝羽捷从最近在追的影视剧集谈起，分享二人对剧中塑造的女性角色以及女性形象的理解与思考。而鲁豫主持的《岩中花述》里也曾邀请张静初、曾黎等女演员做客，荧幕中的她们优雅克制，但在节目中，曾黎也说，自己有“傻大姐”的一面，相信顺风而生的力量。

播客的媒介特性：用声音重塑表达框架

回归声音这一媒介本身，它与视觉媒介、文字媒介有何不同？

德国感官哲学家Wolfgang Welsch（沃尔夫冈·威尔什）曾在《重构美学》中明确指出， 与视觉相比，听觉的信息诉求呈现出“更全面、更网络化的特征”。

相较于强调“短平快”的短视频，或是斟酌克制的文字稿，声音能够覆盖更多信息种类。在播客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如同抛接球一样呈现由问题串联的“网络化”信息，也能够借助剪辑加入背景音乐或者对白，使播客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场景”，听众则通过互联网流媒体或数字应用来参与其中。

同时，播客熄屏收听的场景与其所营造的亲密场域，也令听众更愿意在不同主播营造的声场中寻找灵魂共振。

现代城市的架构几乎都以视觉引导为主，十字路口分出黑马路与斑马线，建筑设计也会最大程度地考虑人的肢体活动限制，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钢筋水泥丛林所给予的指示——用眼睛观察，用视觉思考。

播客以一种“中间者”的方式，在这个原子化个人时代，为使用者提供声音陪伴、分享知识经验，搭建公共讨论空间。“播客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孤独、倦怠等社会情绪的回应，是一种深度媒介化的实践。”西南交通大学王媛与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梅雨浓联合发布于《当代传播》杂志的《播客复兴何以可能：情感、知识与流动的声音建构》一文中这样说道。

创作者也有类似的感受。

今年2月，李诞上线了其个人播客《李诞》，在节目详情中他是这么写的：“播客让我有种使用古早互联网的感觉，真诚的分享，遥远的共鸣，匿名般的交流......我由于说话太多，对自己的话究竟有没有人想听早已失去了判断。”

公众人物的职业底色是演绎。说话太多，又或是表演太多，那“真实的我”到底有没有人想听？或许，这也是时下播客制作、名人扎堆“开口对谈”渐渐兴起的内在逻辑。

个人表达VS商业价值，播客是打造名人IP的新解法吗？

2022年10月，Kim Kardashian（金·卡戴珊）在Spotify上线了播客“Kim Kardashian's The System: The Case of Kevin Keith”。

当时正值Spotify的独家播客签约潮，从2020年起Spotify就陆续与哈里梅根、卡戴珊等圈内外名人签约独家播客；尽管在今天看这一独家策略以不及预期收场，各大主播也纷纷结束Spotify独家，但某种意义上，Spotify当时的独家策略多少也折射了名人入局播客的商业前景与价值。

譬如卡戴珊的播客，不聊家族内的戏剧八卦——而是聊司法。她的播客围绕一名俄亥俄州男子Kevin Keith的真实故事展开：他在1994年因三起杀人案被捕，但Kavin的哥哥Charles一直坚信他是无辜的：“没有任何物证能将他与这起凶杀案完全联系起来，但他却在狱中度过了28年的人生，其中很多时间都是在死囚牢中度过的。”

卡戴珊选择做法律议题播客，多少是为了强化她的另一重身份：2019年卡戴珊宣布要继承父亲衣钵，从零学习法律，之后她重考了四次终于通过律师考试，此外她也一直致力于倡导监狱改革。

这档播客多少有卡戴珊的愿景在—— “揭露刑事司法系统中的裂缝”；但这又何尝不是卡戴珊通过播客建立个人另一重形象的尝试？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播客独特的私密感与真诚的表达促使名人愿意在这里敞开心扉；如果我们将名人当做一个“商业IP”，推出自己的播客、展现生活B面，也是打造其多元IP的方式，带来的则是更长期的、更稳定的无形资产。

此前小宇宙CEO舒玉龙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播客对打造个人IP、积累粉丝有重要助力。对于一部分擅长口头表达的名人来说，播客有潜力成为他们重要的商业化渠道。

由此你也会发现，在中文播客市场，有越来越多的名人入局播客。

壹心娱乐CEO、Plusmall创始人杨天真在公司十周年之际开通了个人播客《天真不天真》，和听众分享那些她生活中那些或“天真”或“不天真”的故事。她说：“录制播客可以让我深度地讨论对于世界的看法并给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在节目里杨天真和朋友们聊了聊自己的创业故事、成长经历、自我认知、人生信仰......

去年底，前短道速滑国家队选手、冬奥四金得主王濛的“唠嗑”播客《透一透》上线。东北方言的“透一透”指的是一场混沌后的回魂酒，节目里的“透一透”则是濛主和听众“唠唠”自己在涉足的体育圈、娱乐圈、电商圈等等大小圈后，直指内心和事物本质的清晰剂。该节目自上线以来，用3个月的时间达到了1万的订阅量。

无论是倾诉的想法，还是收听的渴望，播客通过它特有的形式，搭建了一座双向的桥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主播与听众因此在节目里悄悄地相遇。以更广泛的方式来说，公众人物打破他们的固有形象，这何尝不是建立新的IP影响力的可能？

客观而言，当我们把商业IP价值纳入名人播客的考核标准时，播客这一媒介显然不如短视频更能实现“量”的突破。

但播客的垂直性也意味着更精准的、更愿意接受深度长内容的受众，而其媒介特性也说明了，即使不能带来即时转化与巨大的流量，播客始终是一个能精准触达同温层的媒介。

目前，国内的名人播客尚有发展空间，但我们已经可以在中文播客里听到不少名人从未在其他场合提及的真诚表达，就像李诞说的，人与人更显亲密——我好像也不是那么“李诞”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播客一下（ID：bokeyixia），作者：元、米粒、晴海，编辑：Jennie、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