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邓稼先

文章来自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作者： 馒头大师，题图来自：东方IC。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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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25日，安徽省怀宁县的“铁砚山房”，诞生了一个男婴。

“铁砚山房”是怀宁县邓家的祖宅，占地接近2000平方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份基业，是因为怀宁邓家在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位大书法家和大篆刻家——被称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的邓石如。

邓家传到第五代，有子邓以蛰，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后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和美学，归国后在北大、清华、厦大等多所高校任教，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

邓以蛰与当时的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

邓以蛰与妻子王淑蠲先是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取名叫邓仲先，一个取名叫邓茂先，然后就在1924年的6月25日，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邓以蛰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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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出生后8个月，全家就来到了北京。

出身书香门第，邓稼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三岁时，邓稼先就已经认识很多字，并能背诵不少古文名篇。五岁时，邓稼先入读北平武定侯小学，随后又考入了崇德中学。

在小学的时候，邓稼先被父亲要求在学习之余，还要自学“四书五经”，所以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而到了中学，邓稼先又被家人鼓励一定要学好英语和数理化，因为必须要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那时候的邓稼先，不仅自己热爱学习，由于家族和父亲的关系，经常到家里来串门的，也都是一些学问大家。

比如常到邓家来拜访的一位姓许的教授，年少的邓稼先只知道他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学生领袖，后来还知道他曾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女科学家的学生，邓稼先花了些心思才会写他的名字——许德珩。

许德珩（左）与邓小平在一起。许德珩，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曾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新中国建国后历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又比如父亲的好朋友杨武之教授，邓稼先只知道他是一名很有名的数学家。因为邓稼先和杨教授的儿子年龄相仿，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杨家的儿子也在崇德中学读书，比邓稼先高两级，名字叫杨振宁。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邓稼先的人生轨迹就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有很大的概率子承父业，成为高校的一名教授。

但是，在邓稼先13岁的那年，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事情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面侵华的日军，很快就攻入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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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初中生的邓稼先，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国难家仇”。

当时的北大和清华都撤往了后方，但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为恰好身患肺病，咳血不止，所以全家都留在了北平。

邓稼先每次在街上看到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心里都不是滋味。

有一次，邓稼先看到父亲的一位老友到家中拜访，一向儒雅的父亲那次怒发冲冠，叫那位老友滚出去。那是邓稼先第一次看到父亲发那么大的火，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位老友代表的是伪政府，来请父亲出山为伪政府教书。

但不久后，父亲邓以蛰却要为儿子担心了。

已经读到高一的邓稼先，有一次在操场上当众将一面日本国旗扯碎，踩在了脚底下。

当时中学的校长悄悄找到了邓以蛰，出于好心劝他：

“以你儿子这个脾气，早晚会有汉奸告密到日本人那里，肯定要出事的。不如让他早点先出去避一下。”

邓以蛰闻言后觉得有理，决定让邓稼先先随姐姐到大后方昆明去读书。

1940年5月，还没读完高二的邓稼先随姐姐经上海、香港和越南，抵达了昆明。临行前，父亲的一句话让邓稼先印象深刻：

“你以后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祖国有用！”

带着父亲的嘱托，邓稼先来到昆明后，先是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考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王竹溪（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开拓者）、郑华（著名光谱学家）等著名物理学家。

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

当邓稼先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他先是去一所中学做了数学老师，由于教学口碑非常好，经人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此时的邓稼先才22岁，年纪轻轻已经当上了北大的助教，可谓是前程似锦。但他却做出自己的选择：去美国留学，因为更先进的科学在那里，要去那里学。

曾有他的身边人劝他：

“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

邓稼先的回答是：

“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并在第二年选择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留学——这个大学是先他一步赴美留学的好友杨振宁帮他选的，因为学费相对便宜，但学术能力很强。

在美国，邓稼先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学业上，只用了23个月，就以本科学历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

此时的邓稼先才26岁，所以被称为“娃娃博士”。

邓稼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的照片

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和当时诸多在美国留学的学子一样，邓稼先立刻就开始准备回国事宜。

平心而论，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邓稼先，选择回国并不会遭受钱学森那样的巨大阻力，但导师和同学对他的挽留肯定还是有的。而以邓稼先的学历和聪慧，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也绝非难事。

但是邓稼先还是决定放弃一切，在1950年8月2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就像当初他承诺的那样。

回国后，曾有朋友开玩笑问邓稼先带回来了什么礼物。

邓稼先笑着回答：

“带了几双尼龙袜子给我爸爸，因为这个东西国内还生产不出来。”

然后他又接了下半句：

“还有，就是我一脑子的核物理知识。”

1949年，杨振宁兄弟（左、右）和邓稼先合影于芝加哥大学

4

回国之后，邓稼先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1952年，28岁的邓稼先晋升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一年之后，他和自己恋爱多年的女友许鹿希结婚——这个许鹿希，就是当年那位“许教授”许德珩的长女。

邓许两家本就是世交，邓稼先和许鹿希也是从小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最关键是教育程度相仿，脾气相投，所以这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姻缘。

那可能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下班后，邓稼先经常会和许鹿希一起去戏院听京戏，或一起去看芭蕾。每到周末，小夫妻俩会去颐和园观湖，去万寿山徒步。邓稼先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小花样”逗许鹿希开心：会在菊园闭园后央求看门人放他们进去参观一下，也会带着许鹿希在戏院外等便宜的退票进去看戏。邓稼先还抖得一手好“空竹”，经常在公园露一手，引来一群孩子围观，许鹿希就在一旁安静微笑地看着。

有一次，邓稼先和许鹿希手牵手在散步赏月，邓稼先忽然对许鹿希说了一句：

“如果我们俩能永远这样，该多好？”

许鹿希后来回忆，当时有一种非常甜蜜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如同拍电影一样，一般主角说出这种台词后，剧情就会发生转折。

邓稼先与许鹿希

1958年，转折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34岁的邓稼先，和他说了一句话：

“国家准备要搞一个大炮仗。”

那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里后，许鹿希就觉得他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

邓稼先对许鹿希说：

“我的工作要有调动。”

许鹿希问：

“调到哪去？”

邓稼先回答：

“这不能说。”

许鹿希又问：

“那做什么工作？”

邓稼先回答：

“这也不能说。”

许鹿希说：

“那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和你通信。”

邓稼先回答：

“这也不行。”

许鹿希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你是要去做什么呀？做什么事情要下那么大的决心？”

邓稼先回答：

“家里的事我都管不了了，从此就托付给你了！”

那天晚上，夫妻两人躺在床上，各自彻夜无眠。

许鹿希隐隐约约觉得，丈夫被委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她当时又怎会想到，那个任务有多重要，又有多隐秘。

邓稼先、许鹿希和自己的两个孩子

5

邓稼先的新岗位，是新筹建的中国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成立这个研究所的最核心任务，在内部大家都心知肚明——尽快造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新中国面对一片茫然空白，先建立起原子弹研究的理论体系，是重中之重。

最初，中国人依靠的是苏联老大哥。

但是，苏联专家其实在核武器方面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邓稼先只能从高校选拔组织的一批大学生成立理论研究小组，自己学习外国相关书籍，边学边译边讨论。当他们整理出一堆问题去提问的时候，却发现苏联专家漫不经心，不少给出的数值都是随口一说，一经验证是错的。

1959年6月，中苏之间的矛盾终于摆到了台面上：苏联单方面毁约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233名核工业系统的苏联专家。

但是，面对一片未知的未来，中国却定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时间表：八年之内，一定要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大家甚至拟定了将来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那是苏联撤走专家的时间。

而这自信的背后，源于邓稼先牵头的原子弹理论研究的突破：他经过苦苦思索和无数次实验计算，终于决定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作为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事后证明，这三个主攻方向完全正确，有人甚至称邓稼先是率先“扼住了原子弹的咽喉”。

邓稼先在工作中

“咽喉”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扼住的，是邓稼先和各路团队（包括被邓稼先尊称为“三大菩萨”的郭永怀、王淦昌和彭桓武三位顶尖物理学家加入）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投入换来的。在一没经验，二没图纸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当时的电动手摇计算器和一台苏制计算机，再辅以计算尺、算盘以及纸和笔，日以继夜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演算：算累了，倒地就睡；睡醒了，吃点干粮喝口水再继续干。当时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填满了好几个仓库。

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家科研人员的基本供给还能维持，但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让人饥肠辘辘，甚至一些科研人员已经饿得身体浮肿了。邓稼先就拿来自己家的粮票换成食品分给大家，没粮票了，他甚至会把自己省下来的瓜子放到办公桌上请大家吃。所以那时候，在邓稼先的办公室会出现一幕奇特的景象：

谈工作的人，每人泡一杯白开水，滴两滴酱油，然后磕几颗瓜子，就着“酱油汤”聊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邓稼先的团队通过“九次运算”，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数值，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称完成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运算是“数学上的奇迹”。

根据许鹿希的回忆，当时邓稼先的回家时间开始变得非常不固定，要么很晚回来，要么早回来，但是凌晨3点忽然就出门了，也不说去哪（其实是进中南海汇报）。即便在家，很长时间也就是将被子叠得老高，靠在被子上，双眼望向前方，不知在思考什么问题，问他话也魂不守舍。

许鹿希信任自己的丈夫，知道他在参与一项重要的机密工作。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就连这样所谓的“回家”，很快也做不到了。

6

1962年9月，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形成，一切终于将转向实战。

1963年，邓稼先和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一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青海金银滩——这个地方随即从中国的地图上神秘消失了。不过对于邓稼先他们来说，这种“隐姓埋名”算不了什么，比如“邓稼先”这个名字，早就从中国的所有理论刊物和公开报道中消失了好几年了。

在无法通信的那些岁月里，妻子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的生活环境有多艰苦。

在3000多米的戈壁滩上，馒头一捏就是死疙瘩，米饭像沙子一样根本煮不熟，荒无人烟，连一棵树都种不活。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邓稼先和千千万万名同事一起，日以继夜，忘乎生死地工作着。

他们把“发奋图强”改了一个字，叫“发愤图强”。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离计划设定的试爆时间越来越近。

在戈壁滩的基地上，每一名工作人员的神经都绷到了最紧，而作为方案的主要设计人，邓稼先的压力更是大到了极点。每一次实验，他都要面临无数人的提问和征询：“怎么样？”“有把握吗？”“还存在什么风险？”

在戈壁滩上奋斗的中国科研人员

而最紧张的，是每次都要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实验结果。越到临近正式实验，邓稼先的压力就越大，在向周恩来汇报的时候，双手都会忍不住发抖。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

“稼先同志啊！如果你都这么紧张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要心脏病发作啦！你要负责的啊！”

邓稼先自己也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

所有的努力，在1964年10月16日收到了回报。

这一天的下午3点，戈壁滩上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中国成功试爆了自己第一颗原子弹。

从无到有，中国人只花了五年的时间。

就在举国一片欢腾的时候，邓稼先却悄悄坐专机赶到了医院——他的母亲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邓稼先跪在病床前，拉着母亲的手痛哭失声。他无法告诉母亲，这几年自己都去干了什么——因为无不能给家里的亲戚一一回信，邓稼先甚至已经被有些亲戚骂“眼睛长到天上去了。”

已经无法说话的母亲，轻轻捏了一下邓稼先的手。

同样无法知道丈夫究竟去干嘛的，还有妻子许鹿希。

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某一天，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来到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家中做客（两人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许德珩拿着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对严济慈说：

“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

严济慈回答：

“你去问问你的女婿！”

在两人的哈哈大笑声中，许鹿希才隐隐证明了自己的猜测：

丈夫应该是去搞原子弹了。

7

但邓稼先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

当时，全中国只有两台每秒运算可以达到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邓稼先留守北京，派于敏坐镇上海。随后于敏在上海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热核燃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一举解决了氢弹原理的重要问题。

随后，邓稼先也赶赴上海，和于敏以及团队一起，通宵达旦地推演和计算，最终奠定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基础。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和于敏（右）在一起。

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

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他也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而中国这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不容易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文革爆发后，周恩来第一时间请示毛泽东，随后中央做出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到冲击。

但是，当时间到了1971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失控了。邓稼先所在的九院开始出现了“大字报”，出现了“造反派”，出现了批斗院领导和科学家的情况。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作为北京医学院教授也被批斗，他的二姐因为无休止的批斗，含恨自杀。

而邓稼先也自身难保，他和于敏、胡斯得等人被押到了青海基地接受批斗。有的“造反派”怀疑科学家是外国间谍，要求他们把中国核试验的关键数据都“如实交出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稼先和一批科学家顽强反抗，一字不吐。

2009年上映的《邓稼先》电视剧（巫刚饰邓稼先）。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邓稼先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科研工作正常进行，也用了很多“小手段”。比如当时院里分成两派互相斗，邓稼先就先把一派叫到办公室说“要有机密传达”，另一派立刻闻讯赶来。邓稼先就当着大家面说：“法国马上就要研制出氢弹了！我们很可能要落在他们后面了！”

于是两派人马都挥舞手臂高喊口号，要“坚决超过法国！”然后就携手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就在邓稼先也深陷“被批斗”泥潭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71年，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受中国政府邀请，在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探亲。

杨振宁下飞机后，中方接待人员问他想见什么人。杨振宁开了一份名单，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邓稼先。

杨振宁不知道，自己这份怀念友情之举，无意中救了邓稼先。

周恩来接到杨振宁的要求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招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批斗中救了出来。邓稼先作为“主要批斗对象”一离开，于敏、胡斯得等一批科学家也就“得救”了。

杨振宁与邓稼先两人见面后，都是无比激动，几乎无话不说——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杨振宁知道有一个领域的话，是不能多问的。

197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前的合影。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核物理学家），杨振宁，张文裕（高能物理学家）

在杨振宁回国前，邓稼先送他上飞机，都走上舷梯了，杨振宁实在忍不住，转身轻声问邓稼先：

“稼先，我实在还是忍不住想问，你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一愣，想了一下，回答：

“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

随后，邓稼先立刻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回复是：

“可以说，如实说。”

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给杨振宁的信。由于杨振宁是从北京转上海再回美国，那封信在杨振宁离开上海回国之前，就托民航专门送到了。

当时杨振宁正在参加一个饯别宴会，他拆开了专门送到的这封信，看到邓稼先在里面写着：

“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当场泪流满面。

8

1979年，邓稼先出了一件事。

当时中国做了一次氢弹的空投试验，但是降落伞发生了故障，氢弹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爆炸。

基地立刻派出了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最终终于找到了残骸——弹体都已经碎裂了。邓稼先坐不住了，自己穿上防护服立刻赶往爆炸核心区——他当时已经是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是领导，完全可以不用去的。

但是邓稼先不听旁人劝阻，一定要去。不仅去了，他还直接进入了弹坑，把那颗已经破裂的氢弹捧在了手里，仔细研究了原因，最终确认了原因——是因为降落伞包设计发生了问题，设计并没有出错。

虽然邓稼先当时穿着防化服，但是学医的许鹿希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让邓稼先去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许鹿希后来在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一直没带回过家里——照片里，邓稼先和赵敬璞穿着防护服，一起合影。

而那张照片，就是邓稼先检查破裂的氢弹的那次拍的。

许鹿希知道，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但那次他忽然破例主动要求拍一张照，很可能是知道这次经历将会对他之后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就是这张照片，左为邓稼先

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有关联，但邓稼先的身体状况确实从此之后每况愈下。

但是，邓稼先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就连那次被辐射后的疗休养都不愿去，认为是“浪费时间”。很多场实验，不拿到最后结果坚决不走。当时邓稼先已经预感到，已经掌握实验室模拟核爆炸能力的美国和苏联，很快就会宣布全面停止核试验，以此限制中国核试验——中国尚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能力。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要抓紧啊！”

1984年，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终于实验成功。

邓稼先在兴奋之余，却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了。

那一年有一次开会，当着全体参会者的面，邓稼先说了一句：

“我现在是强弩之末了。”

全场听了以后一片笑声。

笑声中，邓稼先纠正了自己的说法：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自称‘强弩’的……”

9

1985年，还想坚持工作的邓稼先被“勒令”送进医院。

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医院，因为，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

其实当时直肠癌已并非绝症，但由于邓稼先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所以一做化疗，他的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就跌到零，然后就引发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挽救也近乎不可能。

在住院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邓稼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都非常痛苦。给他止痛用的杜冷丁，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支，后来发展到要一小时一支。

守在邓稼先病床前的许鹿希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985年的国庆节，邓稼先还是提出想去看一看天安门。

在得到批准之后，邓稼先如愿成行。看着天安门，他对自己年轻的警卫员说：

“到了2049年，我们国家建国100年了，肯定非常强盛了，到时候你可多要来看看我。”

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和于敏一起合作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将来规划的《建议书》。

在《建议书》上交之后，“邓稼先”这个隐姓埋名28年的名字，也终于开始解密。世人通过媒体的报道，终于知道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背后，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1986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署任命，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同月，邓稼先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是在病床前得到这份奖状的。

1986年6月，杨振宁探望病重的邓稼先，邓稼先和他合影留念，面容保持微笑——但嘴角边还有一丝血迹没有擦干

一个多月后的7月29日，邓稼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

“苦了你了。”

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

“永不后悔，死而无憾。”

第三句，是对后人对嘱托：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去世时，只有62岁。

10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

随后，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

“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正是邓稼先逝世的十周年忌日。

结语

其实，邓稼先有着很多人未必知道的一面。

我在文中提了一句：“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这不是随口一说，事实真的如此。

邓稼先喜欢艺术。从芭蕾到京剧，他都很爱看。以他的职位，完全可以通过关系弄到一些门票，但他从不，也不提前买，而是专门去剧院门口等退票。他等退票还特别有经验，有时候带几名学生一起去看，还能帮他们都等到退票。看完也从来不要专车送，都是自己坐公交或步行回家。

邓稼先讲究吃。他在自己收入范围内，总是力所能及吃到最好，而且喜欢请客，一直请同事和学生吃好吃的。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周末要到岳父许德珩家吃晚饭。在去之前的路上，他总会找一家好馆子先吃个半饱，既满足自己口舌之欲，去岳父家也显得礼貌。而且堂堂核物理大科学家，每次就挤在饭店大堂里，瞅人家快吃完的一桌，乖乖等在旁边，有时一等就一个小时。

邓稼先好喝酒。只要不影响工作，每餐必饮酒。但每次二两为限，从不贪杯。

邓稼先也好抽烟。在他办公桌上，一直是拆开请大家抽的烟。很多人找他谈事情，进办公室头一句话就是：“老邓，来一根。”研制氢弹期间邓稼先第一次去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的同事们都知道邓稼先有好烟抽，“规定”他必须每人发一根中华香烟，才告诉他计算结果。邓稼先哈哈大笑，每人一根点上，还带他们去吃好吃的。

我曾经说过，不少人心目中喜欢的“科学家”形象可能是这样的：

绝顶聪明但穷困潦倒，离群索居且满身怪癖，愤世嫉俗但热爱人类……

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如此一个鲜活的邓稼先，似乎还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但事实上，恰恰是这样一个知道生活情趣的邓稼先，愿意义无反顾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而投身到一项事业中去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让人震撼。

那整整一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都是这样让人震撼的。

张爱萍曾给邓稼先写过一幅挽联，其中有：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国士，当如是！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共藏多少意,不说两相知!”——许鹿希怀念邓稼先》（叶娟，《中国核工业》，2014年12月31日）

2、《邓稼先院士：许身国威壮河山》（童璟，《今日科苑》，2017年1月20日）

3、《共和国脊梁之邓稼先:隐姓埋名三十年的两弹元勋》（完颜亮，《党史博采》，2012年8月5日）

4、《邓稼先：永恒的骄傲》（天津电视台《中国人》栏目组，《中国电视》，2009年6月15日）

5、《翻译回忆：邓稼先好喝酒爱抽烟 保密意识强》（口述：任传勤 整理：侯艺兵 吴明静，中国网，2017年5月23日）

6、《大音希声邓稼先》（陈光，《人民公仆》，2015年7月15日）

7、《邓稼先轶事》（许良廷，《党史纵览》，2004年7月28日）

8、《惊心动魄！邓稼先经历的一次失败空投核试验》（陈瑜 通讯员 吴明静 沈晏平 王燕，《科技日报》，2018年7月26日）

9、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邓稼先”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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