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机会窗口还是深坑？

过去十年间，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吸引了包括中国以及不少其它资本竞相涌入。

笔者曾在2015年至2020年间常驻印度，专注于电子及相关行业工厂的机电设备工程与安装服务，深度融入了印度的变迁与发展。

自2020年起，鉴于形势变化，在国内静待印度签证的大面积放开和两国直航的恢复，2023年上半年，再次获得签证，重返印度。

面对属于单一国家，却国情复杂、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印度市场，如何以稳健的步伐进行投资布局、实现利益多赢，在必要时有效退出，笔者在此陈述一孔之见。

一、企业出海合规先行

对于有意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与信誉，更是确保长期稳健发展的基石。

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国际化进程中，不少国内企业常面临议价能力受限的困境，主要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干快上”思维，在不少项目投资中急于求成，不自觉地支付了高昂的“学费”。

以2012年前后某企业在印度新德里中标大型项目为例，该企业在前期调研不充分、对印度用工制度了解不足的情况下，迅速租赁了不小的办公空间并大幅扩充本地直接雇佣的员工队伍。

在不长的时间内，项目因故中止后，面对庞大的裁员与赔偿问题，陷入尴尬境地。由于初期人力资源架构设计不足，加之印度员工充分利用雇佣合同条款保护自身权益，裁员工作等进展缓慢，最终以远超预期的600多万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才得以解决，项目决算耗时近两年。

这反映出在国际项目运营中忽视本土化调研与风险评估的严重后果。印度就业市场有特殊性，如员工频繁跳槽以谋求涨薪，要求企业在雇佣时具备更深刻的预判。雇员解雇程序及试用期责任需明确界定，以确保雇佣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高度重视驻外一线团队的组建，充分尊重并信赖前线团队对所在国的国情、城市地方政策的深入了解，结合多边法律要求，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在必要时为企业提供合法退出的路径，确保在国际仲裁或诉讼中占据有利地位。

由于不少中国企业在印度陷入非经营性的困境，国内舆论形成了一种“印度营商环境不可靠”的气氛。但事实上，不少国际品牌在印度仍在稳定发展，如三星电子。

从2016年至2023年，三星手机及通讯部门在印度的发展势头强劲，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能力提升，以及政府推行的积极招商引资政策，为三星等外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6年三星电子在印度的营业额为4700亿卢比，2023年已经达到9890亿卢比。

二、印度吸引的FDI显著增长

过去20多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显著增长，从2000/01到2023/24年，增长了20倍。在FDI眼中，印度是一个机会之窗。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投资来源国的投资中，毛里求斯（占25.64%）、新加坡（占23.35%）、美国（占9.46%）、荷兰（占6.91%）及日本（占6.22%）位居前列，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虽有所贡献，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

再看FDI在印度各地的分布，不难发现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印度的经济重镇。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以近30%的高比例领跑，随后是科技中心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以及莫迪总理的故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这些地区各自具备独特的经济吸引力和发展潜力。

此外，德里和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也是不容忽视的投资热土。不少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企业，如三一重工、美的集团等，已明智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等经济活跃区域。

当然，也有部分大陆企业倾向于将投资重心放在新德里或其周边地区，这一选择背后的动机或许值得进一步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近年来在外资投资政策上有所调整，特别是对于与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审查机制，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

此类政策调整背后，可能蕴含着两国间产业结构竞争、经济战略考量乃至意识形态差异的复杂因素，预示着未来双边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的进一步演变。

印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不容忽视，但其大财团与贵族企业的垄断式崛起，更是为该国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对于寻求海外拓展的中国企业而言，深入了解印度市场，灵活应对政策变化，精准定位投资领域与区域，将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扎牢篱笆

自2020年以来，不少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包括税务追缴、罚款以及涉事工作人员的相关案件，主要由印度所得税部门或税务机关发起，针对企业过往经营行为展开追溯，追溯期限有些长达6年甚至更久。“印度是个坑”的说法，也越来越流行。

但从现有公开数据分析来看，印度政府此类税务追缴行动并非仅针对中国大陆企业，印度本土企业及其他外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同样未能幸免。这反映了印度税务部门在特定时期内的广泛审查与调整策略。

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笔者便预测，随着印度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其税务部门很可能加大稽查力度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无论是印度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面临收入短缺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将税务稽核的触角延伸至企业层面。无论是企业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处理，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此类挑战。

关于税务稽核，企业应明确的是，政府进行税务追缴或相关调查均基于法律依据，因此企业应确保自身的税务管理合规性，经得起税务部门的稽核与追溯。这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遵守税法，还需通过高效的税务筹划与管理，提升企业应对税务风险的能力。

以三星电子在印度市场的经验为例，其通过聘请曾在印度高级税务部门任职的退休官员或管理人员，以他们熟悉的政府作业方式指导三星印度公司的合规工作，有效构建了坚实基础。

篱笆扎牢了，进出都不容易有漏洞。政府如同打牌的庄家，做庄有做庄规矩，企业如同牌手，也不能老是薅庄家的羊毛。

四、印度正在迎头追起

中印两国，作为山水相连且搬不开的邻居，地理上非常亲近，双边的国与民有着天然的必要去了解彼此。但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彼此的瞭望着实又很不够，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方面。

在笔者于印度长期的工作生活中，有幸结识了来自印度社会多阶层的众多不同朋友，深刻体会到，部分印度人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往往持有一种印象，即行事风格高效，追求利益的速度较快甚至激进，无论是投资还是决策都显得雷厉风行。

然而，这种行事风格，在某些印度人眼中，有时可能被误判为中国人喜欢打擦边球，触及法律或道德的边界。

至于国内朋友眼中，对印度的形象近些年有些刻板。诚然，印度因其个别社会问题常被贴上环境危险的标签，甚至被冠以“强奸之都”的称号。

笔者承认，这类事件在印度确实存在，且有时显得较为突出。但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也往往被社交媒体或特定领域的报道所放大。实际上，若将类似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下审视，不难发现，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只是曝光程度与处理方式各异。

重要的是，近年来印度在女性权益保护和社会尊重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与提升，体现了印度社会对于性别平等和女性安全的日益重视。

将视线拉回到1990年前后，中印两国的差异不算明显，甚至印度在不少领域比中国大陆优势明显，比如铁路里程、基础建设、计算机产业和国际影响力。

如同一位旅华多年和熟懂中印美的老教授所言，对比中国大陆，印度是活生生地把“两个王、四个2的牌”搞糊了，落在中国大陆后面。

不过，印度心有不甘，也正在迎头追起。假以时日，印度立国时尼赫鲁总理有声有色的大国愿望，有可能回到轨道上来。对这一无法回避和阻挡的趋势，中国要有更大的格局和胸怀，并早做建设性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