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从社会中“脱落”

如人们常说的那样，20世纪 90年代日本年轻人所处的社会变化，可以从工业发达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一现象所呈现的日本式特征这两个侧面去理解。

第一，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市场激烈竞争和产业机构转型，年轻人雇用状况恶化，身份认同的困难加剧了。关于这一点，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变化与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是晚来了10～15年而已，而欧美工业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了。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日本式通行做法和制度的残留。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之前为企业增长提供保障的“团块世代”已逐渐步入中老年，加上泡沫经济时期企业大量雇用的“团块二世”，企业的人力费用支出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为了保住中老年员工的工作岗位，企业减少了对新人的录用，在这一“置换效果”的作用下，1994年“就业冰河期”的说法风靡日本，并且获得该年度的流行语大奖。

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成功”是有理念和制度作为支撑的，但是这样的理念与制度却导致了日本在应对新情况时反应迟缓。儿童/年轻人在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所需做好的所有准备，如学业能力的培养、职业技能的掌握、入职时的专业匹配和雇用保障等等，在此之前仅通过学校和企业这两种组织去完成，而且又因为“这一过程进展顺利”，没有出现明显的对于国家和政府支持的需要。儿童/年轻人的社会性自立被看作“个人的事情”，在很长时间内，日本国内一直都缺少一种把这一现象当作一种制度性、政策性问题来考虑的视角。

接下来，将首先以被称作“失去的十年”的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为中心，以具体的数据为参照，对此期间所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予以确认。

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对此设问有三点可以回答：

1、谁都有可能是从“社会”中脱落的那个人；

2、特定人群容易从“社会”中脱落；

3、特定人群不仅容易从“社会”中脱落，而且很难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从而遭受各种歧视。

下面分别就这三点进行考察。

就整体而言，年轻人的就业状况迅速呈现不稳定状态，“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开始动摇，谁都有可能从“社会”中脱落。

首先，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由于限制放宽，应届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与一般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渗透性随之加强。1995 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发布了《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应对挑战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将劳动力分为“长期积累能力应用型”“高度专业能力应用型”和“雇用灵活型”三种类型。其目的在于，通过减少男性正式职员的人数，对劳动力进行“弹性”使用，谋求总人力费用的低成本化。

1996 年，同样是在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的主导下，所谓的《就业协定》被废止，有的企业录用员工的日期提前了，录用活动整体呈现多样化。1999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劳务派遣法，自1985年以来仅允许开展13种特定业务的劳动派遣，除了制造业、建筑业和医疗相关等特定业务以外，原则上已经基本放开。到2004年更是进一步放开了对制造业的派遣限制，劳动力就业前景愈加黯淡。

日本青年（15～24岁）的失业率与外国相比一直被认为是低水平，从20世纪 80 年代到90 年代初一直维持在 4％～5％的水平，但是进入 21 世纪头10年初却突破 10％，与发达国家持平。关于15～24 岁青年的非正式雇用率（含在校生），在 1990 年，女性为 20.9％，男性为 20.0％；在 2001 年，女性为44.9％，男性为 42.1％。

“自由职业者”（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定义，是指不包括 15～34 岁学生和已婚妇女在内的钟点工、兼职工和失业人员）人数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约为 100 万，2003 年达到人数的最高点，为 217 万。年龄在 15 ～34 岁的学校毕业生、独身者和无职业者由 1992 年的 131 万人增加到2002 年的 213 万人。其中，失业者中不含“非求职者”85 万人，他们被称为“（日本版）啃老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此外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止一直处于稳定水平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在 20世纪 90 年代至2005 年前后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随着正式员工这块“蛋糕”的缩小，对有限的“蛋糕”的争夺加剧了，脱落的人群开始出现并增加。

日本的有效求职倍率

尤其是日本的钟点工，其雇用的状态不稳定，而且薪资极低。这与如下原因有关，即在“成员资格雇用契约”之下，同工同酬的原则是不成立的，非正式雇员的工资一直被控制在“补贴家用”的水平，并没有考虑他们借此工作是否能够养活自己。

长期以来，只要做钟点工的人是“妇女”（男性正式员工的妻子）和“年轻人”（早晚会成为男性正式员工），就不被当作问题看待。因雇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工资差距也适用于自由职业者这一类既不是正式雇用也不是非正式雇用的群体。

2012年《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的报告显示，正式工和非正式工制度上所规定工资之比是男性100 ：64，女性100 ：69。据认为，虽然自由职业者的年收入很难准确把握，而且个体差距大，但基本维持在140万～150万日元的水平。针对“已经迎来年收入300万日元的时代”之提法，非正式工断然回应说“我可挣不到那么多啊”，这话是真实可信的。

以这样的工资水平，即便是单身都很难生活下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例一直持续增加。2009年《家庭动态调查》的报告显示，在与父母同住的 25～29岁的年轻人中，男性所占比例为64.9％，女性所占比例为 60.3％；而在与父母同住的 30 ～34 岁的年轻人中，男性所占比例为47.9％，女性所占比例为36.5％。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进行比较时发现，在21世纪头10年前半期，日本与父母同住的25～29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比意大利等国家低，但普遍比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要高。

收入和雇用形态还关系到有无结婚生子的可能。内阁府《关于结婚和成家调研》的报告显示，在二三十岁已婚男性中，年收入不足300万日元的人数比例为8％～10％；年收入不少于 300 万日元的人数比例为 25％～40％。

另外，劳动政策和培训机构 2002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当按照就业形态不同对有配偶男性的比例进行计算时发现，在25～29岁的男性中，正式员工有配偶比例为34.7％，“非典型雇用”者有配偶比例为14.8％；而在30～34岁的男性中，正式员工有配偶比例为59.6％，“非典型雇用”者有配偶比例为 30.2％。“非典型雇用”者有配偶比例大概相当于正式员工的一半。

女性的情况如何呢？有研究对25岁时有过自由职业经历的人和25岁时做过正式工的人进行比较时发现，有自由职业经历的人，以后拥有配偶的比例下降了。与“由学生向社会人过渡”过程出现了问题一样，“由儿童向丈夫、妻子、父母的过渡”过程也出现了问题。

日本通勤电车上疲惫的上班族（图｜库索）

就结果而言，自由职业者难以获得“够格的社会成员”这样一种社会认同。虽然他们参加劳动，但是其工作内容偏向工厂劳动、事务工作和销售等下层工作，而且很多是技能提高空间很小的简单操作，比如，连续工作半天，摘除从传送带上过来的水果的果蒂、组装电子零件、把大量的数字和文字输入电脑、服务生以及各种动手性的接待工作等。

在许多职场中，非正式雇用和正式雇用的职业上升通道是阻断的。一般而言，当过一次自由职业者的人很难改变其身份并获得正式雇用。2005年《劳动经济白皮书》显示，对于非正式雇员，回答“希望积极地将其作为正式从业人员录用并培养”的企业仅1.4％，回答“既无打算录用其为正式从业人员也无打算录用为非正式从业人员”的企业为41.8％。与其说当过自由正职业者的经历是被视为无用的“零”因素，倒不如说是被视为“负值”的因素。

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按照过去与现在职业雇用形态的不同，对跳槽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以前是正式职员的人，现在是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的比例分别是59.7％和40.3％；而以前是非正式职员的人，现在是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的比例则分别是24.2％ 和 75.8％。

自由主义者看不到加薪和提高技能的前景，同时因为是短期合同工，在职场中也很难与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加剧，类似于“我到底在干些什么？”的对自身存在否定带来的伤害将愈发严重。

京都街头送外卖的年轻人（图｜库索）

在此，介绍两位作者的文章。他们都是在21世纪头10年后半期为人们所关注，是“团块二世”同时又有自由职业者经历。前者是赤木智弘，后者是雨宫处凛。

深夜我去做兼职，在那里，我连续工作8个小时，中间连喘口气的休息时间都没有。次日拂晓回到家，打开电视，一边喝酒一边上网。中午睡觉，傍晚醒来，看一会电视，然后去做兼职。每天如是，周而复始。月工资10 万日元多一点。

因是在北关东地区的父母家生活，糊口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我真的不想跟父母一起过。和父母合不来，也不喜欢当地的生活，没有汽车就没法好好过日子。待在此地，恍若被软禁一般。

如果有可能，我想去东京租一间便宜点的公寓单过。但是，就目前的经济状况，我根本租不起。一个三十好几的男人竟然连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无法自己决定。太悲惨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如果我年迈的父亲也工作不了，生活就没有保障。

大家都说“你找一个工作上班不就行了吗？”可是，通向这个可能性的脚踏板到底在哪里呢？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去当一个正式职员才被看作“正经人走的路”，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正儿八经的企业仅接受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申请。

最想自杀的一次，是在当自由职业者的时候。（中略）那份工作谁都能做，很无聊。这种简单工作越做就越是陷入对自我的否定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但社会需要我做的，就只是这样的简单劳动。对于这一点我刚刚产生怀疑，刚巧就被解雇了，被告知，“等着替代你的人多的是”。

生活不稳定，心里就不踏实，感到自己不被社会需要，这样的心理直接就带来了对自己的否定。只能做任何人都能做的那种工作，对于这样一个自己，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感受到活着的尊严。而且，这种自由职业者的生活一旦持续上一两年，通向社会的入口就会被牢牢地堵死，无法从中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