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的苦难与中产的焦虑，谁能拯救谁？

这个人的苦难遭遇使我震撼，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发生。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以外卖骑手为题材的电影《逆行人生》已经上映一周有余。很少有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引发如此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正面观点认为，导演徐峥完全可以拍摄其它题材的电影，但却依然愿意去关注外卖骑手的真实生活，这一基本事实便是值得肯定的。

反对者则认为，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对底层苦难的消费。它在最好的意义上不过是一种虚伪、廉价的同情。在最坏的意义上，电影通过对外卖骑手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勤劳、坚韧、乐观、互助等美好品格的肯定与赞扬，掩盖了他们所承受的真正的结构性压力。而对于观众来说，越是靠在影院的座椅上保持一定距离观看那些可以被自己“拒之门外”的底层生活，他们心底就越会生出一种私密的安全感。

相比于煤矿业、汽车业、化工业、餐饮业、环卫业等传统产业的劳工，外卖骑手在今天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底层的廉价同情，而是源于更普遍的社会心理。

在关注的焦点之下，外卖骑手确实在电影中被“看见”了，但从上映后的票房和评论来看，观众并没有买账。究其原因，是电影对骑手生活的剪裁，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盲点。

躲在壳体里的中产阶级

电影的主人公高志垒在一家互联网大厂担任中层技术骨干，不过45岁的他很快就要遭遇中年失业危机。如果你想要讲述高志垒的人生，那最好从他的核心家庭和他们供养的房子开始讲起——那是他整个人生的基点和底线，是保护他的壳体。他所有的努力、希望与执念都倾注于这个壳体，只为了躲藏在这个壳体之中，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在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许多人都被封闭在壳体之中，享受着安全感与私密感。壳体虽然能够让人屏蔽外界的存在，但实际上又无法脱离外部供养它的社会系统。例如，使用智能手机获取信息，必须要通过电信基础设施；又或者在咖啡店度过一段宁静的午后时光，其实是在享受远方运输来的咖啡豆和店员的服务。

人与人之间仍然需要相互依赖才能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但人们通常意识到的只是自己在“消费”，却看不见那些涉及辛苦劳动的中间环节。咖啡厅的大多数消费者很可能无法意识到乌干达咖农的挣扎，使用手机的消费者也不会知道制造手机所需的某种矿物元素是由被奴役的刚果童工采掘出来，因此消费者并不会因为壳体之外人们糟糕的劳动状况而感到内疚。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将这样的生存状态称为“流动的藏私”，而这种生存状态在今天又被数字技术强化了。从一开始，电影便持续向观众展示关于数字化社会的意象：扫描二维码的滴滴声、地铁内低头刷手机的上班族、考核员工绩效的算法、随时随地对着手机“自言自语”的移动直播、每天戴着耳机以打网游为生的大学生。但这些意向却无法让人联想到曾经流行的关于数字化社会的美好愿景。相反，它们所营造的整体基调是压抑的，社会处于一种高度流动的状态：信息在流动，人在流动，物品在流动，但是人的生存状态却越发封闭、孤独和紧迫。

外卖平台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流动的社会中，它让食物流动起来，允许人们只需在家中等待就可以获取食物。但这一次人们却无法忽略外卖骑手的存在。当他们以流动的肉身作为管道输送食物资源时，他们的劳动过程已经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经验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居住于壳体的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依然对城市抱有光鲜亮丽、安定富足的想象，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卖骑手爬上楼之后的气喘吁吁、马路上疾驰的背影、焦急无助的表情等意象的侵扰。

因为无法逃避，所以人们总想就外卖骑手的存在说点什么，以达到认知平衡。电影要处理和回应的首先是这样一种关于外卖骑手的普遍社会心理，然后才是外卖骑手本身。因此尽管大约60%的外卖骑手来自农村，电影却选择一个正在经历“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作为主角，来讲述外卖骑手的故事。

称高志垒这样领取高薪的程序员为“中产阶级”其实并不严谨，因为他们并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虽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薪资远远超过外卖员等底层劳动者，看起来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两类人群本质上都是领薪水的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次P2P爆雷、一轮裁员、一场大病便就能让高志垒所依赖的壳体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无法再维持原有的生活品质。

因此，这也是影片试图在观众那里引起共鸣的部分，主人公高志垒的遭遇可能就是许多影院观众现实遭遇的缩影——面对全部的家庭压力，即使是毕业于名牌大学，也不可能坐下来从长计议，而是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四处寻找能够挣钱的办法，因此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是再合理不过的决定。

作为零工经济代表的外卖业其实是一面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残酷现实的棱镜，任何走投无路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迫于生活压力，做出和高志垒同样的选择。由此，位于中产阶级的主人公和位于底层的其他骑手获得了这样一种共识：一切都只是为了活着。

除了活着还有什么选择？

“一切都只是为了活着”，但每个人的活法又是不同的。

贯穿整部电影的是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在被大厂裁员之后，高志垒以及他的家人如何勉力维持那摇摇欲坠的中产生活；另一条主线则是外卖骑手们在劳动与生活中遭受的苦难。

当这两条主线在尾声阶段开始收束时，影片想要传达的价值观终于水落石出。高志垒所经历和看见的外卖骑手的苦难，以及他们面对苦难时乐观、坚韧的人生态度，使得这个核心家庭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再被外部强加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束缚，抛弃过去几十年相信通过个人奋斗能够实现阶层跃升的观念，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选择“去伪存真”，重新从人出发建立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方式。最后，高志垒一家放弃了那些中产阶级的标志：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教育以及更体面的生活，来缓解生活的压力与焦虑。

影片试图通过讲述外卖骑手的故事来表达这种对另类生活的想象，但却导致第一条主线凌驾于第二条主线之上。的确，外卖骑手的苦难最让中产阶级领悟了生活应该“以退为进”，但他们没有想过骑手们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又该做出什么抉择。

电影正是按照“一切为了活着”的逻辑，对现实的骑手故事进行精心挑选和剪裁，似乎为了活着就只能选择隐忍。作为单王的大黑，为了补偿因他而出车祸致残的同事，每天忍着剧烈的胃痛在车水马龙中上演生死时速；单亲妈妈晓敏每天晚上不得不把儿子带在电动车上送餐；老抠即使被汽车撞倒，腿部受伤流血，也坚决不去医院包扎，而是把对方的赔款省下来用于治疗儿子白血病的手术费。

起初，高志垒无法接受骑手们“为了活着就必须隐忍”的逻辑，他也曾试图反抗。在被保安拦下来的时候，他强调自己曾经作为一个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豪华的购物中心；在被顾客指着鼻子羞辱的时候，他试图反抗；在顾客因为超时取消订单之后，他愤怒地把手中的鲜花砸在墙上；在顾客随手把垃圾递过来时，他选择轻蔑一笑；在给昔日的同事送咖啡时，他选择逃避。然而，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投诉、差评和罚款。

面对每个月一万五的房贷压力，高志垒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就像所有活在苦难中的人都会做的那样。电影的主人公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成长的阶段。他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送外卖这份工作中，向其他骑手学习配送技巧以及他们乐观、坚韧的品质，也学会享受和商家一起配合完成外卖配送的过程，那是一个人能够真正融入一份新工作时才会获得的满足感。这一部分内容确实大量还原了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有苦有乐，苦中作乐。骑手这份工作是苦的，但是他们都有可以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家人与朋友。

但这种积极的成长过程的另一面，却伴随着冷酷的规训。外卖骑手付出劳动把一份热餐从商家送到居民楼是一回事，在配送过程中受到平台资本和算法的压迫而过度劳动甚至出现交通事故，则是另一回事。高志垒因为低血糖昏倒在路边，因为担心罚款仍然要爬起来核验“笑脸计划”，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为了活着，你必须忍耐，接受规训，损耗自己的生命，甚至丢掉人的尊严。影片始终试图在苦与乐之间，在“一切为了活着”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之间寻求平衡。

但是影片看不到现实中的另一条道路——斗争，斗争也是“为了活着”，并且是为了活得更好。在电影之外，由外卖骑手发起的斗争在真实发生着。

如果尊严一次一次被践踏，那么骑手选择的可能不是隐忍。就在影片上映3天之后的8月12日，杭州西溪世纪中心一名外卖骑手在被物业保安罚款之后下跪，引发该区域外卖骑手的集体不满；而早在2023年4月，因外卖平台在恶劣天气中对拒不出勤的骑手进行罚款，广州汕尾就曾爆发一次骑手集体拒绝服务的事件，平台调集外地骑手到当地服务，经过谈判，最终以每单多加一块钱而结束；2021年5月，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曾经某位骑手联盟的组织者通过网络为外卖骑手发声，并且帮助许多骑手解决劳动纠纷。同时，全国每年都有数百起外卖员抗议事件发生，尽管绝大多数都因为规模较小没有引起注意。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了骑手群体愤怒、勇敢、敢于斗争、善于集体行动的品格与形象。这是部分中产阶级尚不能理解的力量，甚至在某些人眼里，他们的行为被看作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所展示的已经是影院观众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关于斗争的现实是它不愿处理也无法处理的盲点。

“程序员不懂外卖员的痛”

无论如何隐忍，外卖员仍然随时随地受到平台算法的控制和压榨，影片中围绕外卖骑手形成的矛盾与冲突实际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影片还设置了一条关于技术社会议题的暗线，借助高志垒从程序员到外卖骑手这一角色转换的设定，试图在结尾提供一个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

程序员和外卖骑手可能是当下最为人熟知的两类“数字劳工”，但却因为分属数字产业价值链的不同节点无法真正看见彼此，程序员设计的算法反而成为了平台控制和剥削骑手的工具，所以才会有人戏说“程序员不懂外卖员的痛”。那么，当一个程序员“跌落”为外卖骑手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影片借助一场骑手之间的暴力冲突，演绎了算法控制之下骑手的困境。“单王”大黑每天都在他的“秘籍宝典”上记录和琢磨最优配送路线，在马路上他则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成为单王的同时也导致配送时间的极限压缩，极大增加了其他骑手完成订单配送的难度。在这一问题上，大黑因为和其他骑手产生争执，最终大打出手。

这里揭示的算法运作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当外卖骑手因为生活和考勤压力而在某一条路线上超速、逆行或者闯红灯时，这些冒着生命危险节省下来的时间又会被算法吸收并再生产为一个新的时间标准。如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每一条路线的配送时间要求都会被压缩到极致。影片中，主人公高志垒出现了多次交通事故。即使拥有编写代码的能力，作为骑手的他也只能服从算法的控制，当被汽车重重撞倒在地后，也只能在倒计时的催促下摇摇晃晃、昏昏沉沉地完成最后一单。

在影片的最后，高志垒开发了一款名为“路路通”的App。这款App能够识别和标记外卖配送路线中的学校、商场、外卖柜的位置，以及小区的单元号、楼号等诸多微小细节，帮助骑手提升配送效率。那是高志垒在日复一日的配送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实践智慧，也融合了大黑在那本“秘籍宝典”里倾注的心血。

然而可以预见，如果无法改变现有的算法运作逻辑，那么通过“路路通”节省下来的时间最终仍然将导致配送时间的进一步压缩。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算法背后平台资本与数字劳工的权力关系问题。但是电影在这一刻避开了对平台企业的批判，寄希望于程序员可以在技术层面帮助骑手摆脱困境。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程序员当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能力为外卖骑手开辟一条另类的生存道路。在法国，Coop Cycle运动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允许不同区域的外卖员根据本地需求对应用程序进行再开发，并创建自己的自行车外卖平台合作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外卖平台Radish由外卖员、商家、消费者共同所有，他们能够在年底拿到盈利的分红。

而在平台垄断的今天，要想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需要的是对于平台企业的批判性反思，和敢于打破安稳壳体的勇气，但选择“以退为进”的高志垒没有任何动因做出这样的选择。

影片的最后，“路路通”方案被摆在外卖平台董事长的面前，高志垒将再次获得平台程序员岗位的offer，似乎暗示着一个圆满的结局。在这个结局里，外卖骑手的经历让高志垒领悟到了人间的真情冷暖，进而完成了人生价值观的转变；通过“路路通”，他“因祸得福”地回到了互联网大厂；大黑、老抠等外卖骑手的生活困境得到了解决，“路路通”也将帮助骑手克服劳动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窘境。

让我们想象一下高志垒未来的生活吧。如果他珍视这一段骑手经历建立的人际关系与情感联结，那么当他成为程序员之后，每天又要开发算法，制造平台压迫剥削和压迫昔日的“战友”的工具，他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如何行动？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晚期作品中，一直试图避免戏剧所展示的底层苦难仅仅成为观众的一种消遣。在戏剧的尾声阶段，他通过保留而不是消除文本中的矛盾与张力，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持续反思，并且指引戏剧中的人物做出新的人生抉择。

但是《逆行人生》选择用一种无法自洽的结局掩盖文本世界本来存在的矛盾与张力，最终自己否定了自己：如果重新做回程序员的高志垒又回到安全、私密的壳体中，仍然可以坦然面对平台对骑手的压迫，那我们又凭什么相信那段外卖骑手的经历足够刻骨铭心，足以治愈他作为中产阶级的生存焦虑？

走出电影院，看到马路上疾驰的骑手，电影营造的温情氛围就像一种假象，让人体会到的不是前行的力量，而是无力。电影并没有激发观众去想象，社会究竟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来真正帮助外卖骑手摆脱困难。生活在继续，苦难在延续，我们看不到现实的水面激起一丝涟漪。

作者简介：郑玉阳，一个生长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漂泊在北京的intp青年，曾在北京跑过4个月外卖。目前主要关注数字科技、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