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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CC周刊(ID:cancer-weekly),作者:张玉蛟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 终身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即将全球蔓延?请让科研先走一步
自1月20日承认“人传人”,23日武汉封城,30日WHO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到2月12日湖北当天新增病例暴发近一万五千名,死亡人数达242名,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感染和传播,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更是引发了全球关注。
中国前线医护人员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壮举,感动了神州大地。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邻邦日本这次的慷慨解囊和同心同德,更让我们领会了同一个地球村的温暖。
然而,正当湖北以外疫情逐渐缓和,湖北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进入高峰平台期时,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15日在记者会上称,目前情况疫情“已经发生变化”,新冠肺炎已在事实上开始在日本流行。
到目前为止,日本目前共有413名确诊病例中,355名为钻石公主号,58名为国内(日本新型肺炎實時查詢網站:http://t.cn/A6hIFi52)。以大约3000名钻石公主号游客为基数,感染率突破10%。并且,日本出现明显社区感染迹象,许多患者既没来过中国,也没有直接接触过近期来过中国的人群。
同时,病人死亡开始在菲律宾,日本和法国出现。
2月13日,美国CDC警告“这个病毒很可能不会在这一季就消失,有可能会持续一整年甚至一直到明年,我认为它迟早都会在美国立足并且基于社区进行传播。”同期,美国国防部预警军队系统做好全球蔓延的准备。一时间,东方西方,草木皆兵。
然而,越是紧急关头,越需要科研的指导和落实,以及全球合作显得非常重要。故然,新药和疫苗研发刻不容缓,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在目前关头,需要及早确认海外疫情风险最高的国家。防控压力有多大?爆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全球以及包括中国在内,如何应对?
传染疾病是全球性问题,如果中国控制了,全球其他国家开始蔓延,疫情不过是将一个国家移到了另一个国家,没有实质改变,世界各国仍会处于目前的交通隔断状态。在全球传染病防治上, 中国不仅不能缺席,还应负起自己的责任。
2月17号,WHO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组已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良好机会,希望充分利用。同时也给予中国在这次疾控中,除了得到支援与学习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充分总结在目前抗疫中的临床治疗经验,以及药物试验临床应用中的得失,与世界各国的病毒专家们进行全面的交流,使中国的疫情尽快得到解决,同时也可以把经验第一时间分享给全球各国的防疫专家,尤其是我们的邻邦日本。
我们如何与世界各国开展防治新冠肺炎的合作?
1. 中国处在疫情的最前沿,包括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与地区大部分为输入性肺炎。
即使疫情重灾区日本,也是以输入性肺炎为主。中国一线医生与科研人员已救治成功上千例新冠肺炎患者,而中国的一线医护人员、病毒学家,针对新冠肺炎在世界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将近五十多篇。加之政府的一线动员能力,以及在千万级别大城市的隔离、管理等重大疫区的问题上的表现,都堪为各国医护人员在疫情暴发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的有效借鉴。
日本东京与武汉的情形类似,均为千万级大城市。这次对于这个城市的有效隔离、管理以及就医中的经验,缺失,以及有效的成绩,都是可以实地借鉴的直接案例。
2. COVID-19 三代及以上传染的致命严重程度:现己证实它具有三代,四代传染的能力,全球蔓延的可能性已经提到日程上。
但是,这些后代传染的致病严重程度是不是会明显减弱?严重病例的比例是多少?中国湖北以外的省市,COVID-19 的病死率略超过0.5% (与过往的严重流感病死率相近)。而湖北则高达3%(第一篇NEJM Jan 2020报道是15%的入院病人病死率)。除了医疗资源的耗尽等因素,是否二代,三代以后的传染,其致病的严重程度明显下降(病死率下降6倍?)?如果多代传播的致病严重程度与流感相近,那就只需采取隔离患者,并加强个人卫生习惯的措施,而不需停工,封城,封社区。
研究分析中国现有6万多病例的流行病分析,对指导中国,乃至世界的抗病毒作战,经济的复苏,至关紧要。
3. 日本钻石号游轮的感染率如此之高(近10%),说明该病毒的潜在传染性强,尤其是无症状患者的传染性。
分析这些独特的密切相关的社区传染途径,有利于确定这个病毒除了密切直接接触,还有没有其他传播模式,比如远距离空气,食品,生理/生活排泄物的传染等。这些信息对进一步控制传染,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特别是那些与中国主要港口有着最密切的交通联系的地方,应准备好应急计划,包括确保药品、个人防护设备、医院用品的供应链安全,以及必要的人力资源来应对这种规模的全球爆发。
4. 中国要加紧组织科研人员,分析新增病例的病毒基因图谱,及其致病程度,探讨病毒基因突变的程度和其致病性的走向。
从分子水平,了解并预测疾病的发展,并为药物和疫苗的开发提供最直接的证据。 扩大尸检鉴定,分析病毒致病和患者死亡原因,这将显著提高对于危重病人抢救的方法进行验证和强化,进一步降低死亡率。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科学性地解除一些目前己经不必要的隔离措施,逐渐恢复医院对其它重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的诊治。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工农业生产。毎个地区和城乡,科学合理地制定适合夲地区的防治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经济损失。
上述这些,其实是经验之外的防治、控制肺炎的极好方法。而这些除了是中国急用以及宝贵的学术财富外,也是目前可以与各国分享的防治肺炎的重要成果。
5. 日本社会在这次对中国疫情的帮助,温暖了中国民众的心。
这次的举动表现出了一个这十几年媒体描述之外的新日本形象,自媒体与官方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了对日本政府与民众的感谢。虽然媒体猜测日本这次全力帮助中国,除了民间文明善良的一面外,还有为奥运会举办是否会受影响的担心,帮中国就是帮自己。但现在全球担心的是日本。我们作为受援者,应当尽全力在自救的同时,帮助日本度过难关。
目前,除了民间自发的对于日本在口罩等物资上的捐助外,政府层面应尽早建立一个中日疾控方面的信息管道,将最新的各种治疗、防护、药物信息,第一时间共享。到一定时机,中国疫情控制下来后,可建立一支有经验的救护队,赴日交流一线治疗经验等。
6. 中国应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步调一致的合作机制,应对方法。
中国应在这次全球性的疫情防治中,抓住机会,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步调一致的合作机制,应对方法。而且是对这次之外,下次传染病大流行都有效的应对办法。而这就需要中国疾控学家在这次合作中,找到行之有效的检测系统和全球响应系统中的中国方法与模式。
我为什么会提出二月中下旬拐点论与CT诊疗标准?
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病毒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只要我们搞清楚它的致病机制和传播途径,我们完全可以和病毒共同生存,互不影响。事实上,一些改良后的病毒,将其致病基因完全去除,并让它真正做到不会“人传人”,人类还可以将治疗疾病的“好”基因,比如抗癌基因,通过病毒,转输给癌症患者,所谓癌症的基因治疗。
1990年,我来到美国排名第一的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从事逆转录病毒,腺病毒介导的抗K-ras 基因,P53抗癌基因,抗HER-2基因对肺癌,乳腺癌等基因治疗,在实验室里重组了新型一次性感染的携带抗癌基因的逆转录病毒和腺病毒,得到博士学位,参与人类第一个临床患者的基因治疗,并获得数个专利。这一方面的研发,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因此,我希望民众能客观对待病毒及其可能引起的疾病。
根据病毒感染的特性,人群流行病预测及其传染病的防控原则,早在1月中旬,为防微杜渐,我公开呼吁要先把新型冠状病毒当做“人传人”来处理。武汉封城后,我在凤凰网、CC周刊公号“预警“病毒真正的爬坡,应该是正月十五(公历二日八日)以后”。随后,应国内前线医生的急求,我再次在凤凰网和美国纽约时报、CC周刊微信公号阐述了应用胸部CT进行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的必要性及其极限。
1月下旬,根据当时的信息资料,我预测人类的主动干预和防治措施,决定了病情“拐点”的具体时间,并且提出二个可能:
1. 好的可能:二月中下旬出现全国新增病例和死亡的拐点。
2. 坏的可能:二月底全国爆发,并波及全球,“拐点”将延后至三月底。
我的以上前瞻性的判断,大部分得到证实。
大敌当前,让科研先走一步,不只是为了发论文,为的是拯救众生。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CC周刊(ID:cancer-weekly),作者:张玉蛟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 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