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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5 15:00
硅谷,还是“窥谷”?

文章来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朱悦,题图来自:美剧《硅谷》


围绕互联网,太多问题没有解决;置身未知里,“精神”“基因”或“原则”,常常是答大问题时仅有的倚赖。


在隐私这里,两句口号特别出名。一句看似持中,实则乐观:“技术中立”,或曰,侵害隐私者,人也,非技术也。新设备新算法新模式出了问题,都可用这句口号保护下来。第二句就更乐观了:“技术问题,技术解决”;再强势一点,技术是隐私保护的唯一出路。譬如,因泄露监控文件遭通缉的斯诺登,即极力推荐可以隐藏身份的洋葱浏览器。


Yasha Levine新作《窥谷: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Surveillance Valley:TheSecretMilitaryHistoryoftheInternet),给这分乐观,打上了一层深重的问号。全书宗旨可如此概括:倘若互联网真有“基因”,那也是侵害隐私,而非保护隐私


具言之,互联网的起源,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源于监控的需要;今日叱咤世界、“不作恶”的科技巨头,与监控者间的关系,总有些难以言说;貌似站在监控者对面、呼吁以技术抗衡之的骇客与隐私保护组织,与监控者之关系,又有些“貌离神合”。


理想褪色,乐观的原则黯淡,简单的答案千疮百孔……这是一本有些晦暗的书,这也是一本今后讨论隐私时难以径行绕过的书。对当代读者,启发尤多。


以下将分四部分介绍此书:第一部分,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机器;第二部分,谈互联网的监控起源;第三部分针对巨头与监控者的关联;第四部分谈隐私保护组织与监控者的联系,最后是比较、评述与展望。


互联网之前的统计机器


一种方便且不会太离谱的、想象互联网之前统计机器的方式,是回忆上学时填涂答题卡的过程。每道题有许多选项,手持铅笔的我们,涂上自认为正确的一个。机器亦如此。19世纪下半叶,机器用于人口普查,每个人都对应一张小卡片。根据每个人的性别、种族、住地等特征,卡片上有很多“题目”。机器可以对正确的“选项”打孔,形成一张足以“画像”个体的小卡。设计比较科学的卡片,可在方寸之间,记录数十项不同的个体特征。


这种机器的运用,很快超出普查范围。我之前曾写过对征信史的介绍:旨在“监控消费者”的机构,热烈拥抱这一机器;保险公司的统计需求,也摆在那里。当时,围绕此类信息收集与记录,已有异议。不过,此类机器最为出名的运用,当属纳粹。如近年出版的《IBM与纳粹》所述:在协助纳粹高效造册、搜寻、屠戮方面,机器“居功甚伟”。


越战期间,因循当时美军内部的主导思维,对此类机器的需求与实用,达到了新高峰。这也是本书叙述的起点。越战伊始,美军开始注重以各类数据收集与分析手段,研究小规模冲突中的策略。典型设想之一,是在战场上遍布各式监视器,用以实时传递全方位信息。


人民智慧面前,这一设想没有成功:干扰和欺骗的办法,太多。又一设想,是在广泛获取并分析当地人文化特征、心理因素的基础上,展开“心理战”:找出个体不愿支持美军原因;“魔改”当地传说,激发个体恐惧;或者,根据心理特征,设计劝诱策略,等等。为此设立的美国国防高等计划研究署(ARPA),“不像作战机构,而更像充满极客和数字的科研中心”。


设想多未成功。不过,量化研究思维,却长期延续下来。此外,研究过程也暴露了一类非常现实的需求:联结和协作。从监控地点到研究中心,数据传输仍非易事。内部,不同单位各行其是,机器操作五花八门,成果资源难以共享,沟通成本颇为高昂。军队内其他部门,联结协作需求同样存在:比如,为防备苏联随时可能发来的导弹,美军致力研究覆盖国内全境的雷达预警系统,并在1960年代早期产出了实用(但很快过时)的成品。


互联网的诞生:“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


有关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基本事实已相当清楚:1969年,ARPA尝试以阿帕网联通斯坦福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72年时,互联网已联通美国全境,并可在美国与法国巴黎间通讯。原书相对有特色的部分,在于描绘了同时期的三类社会现象,仿佛对后来者的隐喻。


一是控制论及其实验。大致同一时段,维纳创立控制论,并将相应理论用于观察人与社会。


人之层面,我们也是计算机。同时,伴随着计算机日益成为人与外界交流的媒介,人和计算机之间,差异终将消弭。社会层面,悲欣交集。维纳的看法难言乐观:他将“会思考的机器”比喻为“原子弹”,担忧大规模失业与奴隶劳动的未来。


然而,也有所谓“社群主义者”:从控制论出发,再混入各类自由思想,而发展出的“人机生态系统”,或许是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式。此处代表文字之一,即是小诗《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不妨观其末节:“……我喜欢想象/(也一定会如此!)/一种控制论的生态/那里,我们再不必劳作/而复归于自然/回归我们的哺乳动物兄弟姐妹/这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


悲观者,乐观者,都收获了颇为讽刺的结局。


担忧失业与奴役的维纳,因反对大企业与军工的立场,“荣登”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名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论的创始人,得以直面社会层面的控制论。至于乐观的“社群主义者”,他们不仅写诗,他们还在落实。在新墨西哥州等地,他们置地,并建立小小的“人机生态社会”:人人平等互联,没有领导或集体,争议均由个体解决。


设想虽好,很快,小社会中便弥漫着一种“莫名”氛围:人人平等,但性格强势者主宰一切;没有集体,则大家对时有之欺凌袖手旁观;生态和谐,营地里却总弥漫无处不在的恐惧——作者甚至颇为“大胆”地将此与监控社会下的恐惧相比拟。很快,社群都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故事尾声:实验者里,不乏参与早期互联网研发的“极客”;1930年代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互联网乌托邦里的“意见领袖”。


二是互联网的“新”用途


因小型冲突研究催生的互联网及研究思路,很快便“调转枪口朝内”,用来对付争取权益的非裔美国人和反战学生。从今日回看,除了网速、存储和算力稍显不足,故事乏善可陈:警方和安全部门不停地收集各类“不安定分子”的数据,再与其他数据打通,形成覆盖数十万、上百万个体,并包含上百类个人信息。按书中的原话,“所有人都急着数字化,急着匹配手头数据,急着加入这眩目的计算机革命”;在互联网加持下,秉持数据思维,他们不停分析抗议成因,试图找出(常常不存在的)幕后黑手;甚至,他们希望以先进分析方法,预测并提前扑灭可能的聚集。不幸的是,成效看来并不是很显著。


对当代读者来说,第三点就更熟悉了:无论是担忧隐私者的疾呼,还是互联网开发者强打精神的辩白,亦或是侵害隐私者面对监管者的满不在乎,都很难说有什么“时代印记”。实际上,如果祛除历史部分的趣味,重复这三类话语,实在有些老生常谈。


担忧者:年轻人在ARPA周围抗议,称互联网”以科学之名,襄助旨在压迫的政治与情报工作“;报纸、电视、杂志发报道、做节目,用”章鱼触手“比喻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数据库,研究勾画个人信息收集的范围和规模,反复呼号”隐私将死“。


对名字也叫“剑桥项目(不妨与‘剑桥分析’比较)”的开发者而言,文中几句反问,相当精彩:为什么抗议技术者不懂技术,总是误读开发者意图?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技术是中立的?为什么他们把一切都政治化?为什么他们总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认为相应技术将用于政治控制?开发者甚至径直将问题答案归咎于“当代文化的滑坡”。最后,当社会呼声传至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并要求情报部门说明情况时,侵害者先置之不理,再矢口称对大规模收集“不知情”,同时一切照旧。更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也有勇敢解密的情报机关“吹哨人”,并一度掀起舆论热潮。


监控资本主义:“双螺旋”的“第一臂”


巨头有多样面孔。


1984年,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点。在“网络空间”一词诞生的同时,初生的个人电脑,也以隐私为卖点:“个人电脑’将世界从《1984》的因循社会中拯救出来。”在没有作为广告发布的备选方案中,这一纲领更加明显:“确实,隐藏在大企业与大政府里的怪物机器知道你的一切,既包括你住的旅店,又包括你的存款。不过,通过给予个体曾经只属于公司的计算能力,我们正尝试平衡权力。”


1990年代时,伴随“骇客”、“极客”文化一时风行,《网络独立宣言》等文字,一度令整个硅谷陷入狂热。今日,尤其是2018、2019年连桩隐私丑闻以后,“保护你的隐私”,再次成为各大数字企业的宣传关键字。一以贯之,流行文化反复呢喃:巨头以技术颠覆世界,并在权力面前保护个体


另一张脸则要“阴森”许多。与互联网一样:搜索引擎这一催生巨头的技术,诞生在包含监控与情报收集目的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羽翼下。初创不久,“911”事件发生时,创始人的第一反应,即是翻找近期搜索记录与日志,以协助确定袭击者身份与位置。


同一时期,知名学者Hoofnagel已指出:商业用途的用户画像,军事用途的用户画像,二者间的所谓明确界限,更多是种幻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巨头致力于隐瞒实践中的数据收集与处理:反复对媒体施压,将隐私协议写得晦涩不明,成立“作战室”以扑灭保护隐私的立法尝试等等。同时,自1990年代末至今,巨头与军事、情报机关间屡有合作、时受资助。依原作者笔触:“棱镜门”所揭露的事实,与其说是孤立丑闻,不如说是对绵延二十余年的友好关系的“一瞥”


以上,即使互联网真有本来面目,我们也很难分清:哪一张是“素颜”,哪一张是“面具”。对此,作者的答案颇为直接:“监控”与“预测”,不仅是少数巨头商业模式的内核,也可能已成为整个互联网的核心。此处,作者描述,仍停留在用户以数据换服务的层面。不过,当前研究进展,已远远超出这一层面。以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开始质问:既然用户画像能够赚钱,手头画像的“分辨率”又已如此之高,那么,借助社会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引导”、“助推”甚至“控制”用户的行为,岂不是可以令利润更加丰厚、也更有保障?当然,考虑这些进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原书的判断。


不过,如果“阴森”一面确系互联网的(部分)真颜,巨头数十年间对隐私的断续倡导,又该如何解释呢?比如,“棱镜门”后,各巨头尽皆强调:提供个人信息纯属法律要求,既无一揽子共享,也没有系统性的后门;实际上,即使面临如此舆论危机,巨头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卫士”的形象。


技术问题是否能技术解决:“双螺旋的第二臂”


如果巨头难以承担保护隐私职责,谁可以?


依1980年代以来的“骇客”精神,技术是最可靠的选择。如果上网会被监视,洋葱浏览器是隐遁助力;如果担心交流没有隐私,各类加密聊天软件可为庇护所。阿桑奇、斯诺登、众多隐私组织……均交口称赞上述发明。技术,俨然成了通向理想世界的又一扇“窄门”。然而,疑云挥之不去。恰如原书后两章的反复诘问:如果加密真的可以逃避巨头与美国政府的监控,二者为什么还会长期资助这些技术?


温暖的公益意识,是可能解释之一;不过,另外一种稍显“晦暗”的假说,同样有部分事实支持。


不妨以加密效果良好的聊天软件为例,有至少三类根据,阐明此类应用在军事情报方面的用处:


首先,开篇提到的“心理战”之研究与实施,一直延续至今。


在企图影响他国政局的过程中,为活动者提供难以为当局所侦知的应用,无疑是令当局相当头疼的手法之一。与此同时,即使假设情报机关无法读取活动者的聊天内容,只需知晓实时流动的信息方位与数目,已足以为影响政局者行多种方便;其次,电子反侦察技术日新月异。与其不停地和侦察对象展开“军备竞赛”,不如用一款广受认可的加密软件,将“不法”流量集中到一起,方便把握态势;


再次,身处域外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同样有加密即时通讯的需求。


如果所用软件乏人问津,那么,使用相应软件本身即如”孤零星火”,太容易被发现。如果通讯软件受众广泛,用于传输各式各样流量,使用者暴露的概率,则会相应减少。盖因题材本身原因,对每一类论据,原书仅有零星证据:来自政府的资助,阐释应用功能的片段言论,部分关键人物的多重身份,等等。不过,这已足以让我们怀疑这些技术的“底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螺旋”的“两臂”之间,亦有密切纠结。


原书末尾指出:巨头需要对技术的乐观。之前,巨头曾“重拳出击”,打消在法律层面保障隐私的尝试;现在,当隐私立法呼声再起,强调加密技术的无限前景,可以分散注意力,给个体一种“我们可以且正在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保障权力、重获控制”的感觉。


如果大众真的相信此类技术的作用,如原书所言,这便放弃了“追求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解决方案”,而将隐私外包给加密应用;更加讽刺的是,这些应用的开发者与资助者,可能正是大众最愤恨的隐私侵害者。同时,技术也需要巨头:无论是资助还是知名度,都相当诱人。此外,如原书副标题“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所言,从1950年代以来,无论主导叙事多么浪漫,其间总参杂着浓烈的“迷彩色”。


结语


名曰“硅谷”,实为“窥谷”,如此结论,注定将充满争议。


作者讲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尝试把互联网中盛行的乌托邦观念“拧”过来。公道地说,原书论证的严密程度,离“盖棺定论”尚有一定距离:所取材料或有过于驳杂之嫌;如部分书评指出,存有明显的选择性征引嫌疑;用组织或个体十余年前的性质或谈话,论证许久以后的命题,未必妥当;用组织中个体身份或言论,推断组织性质,等等。或许正是因为观念冲击力与论证强度间的如此“冲突”,已有书评的论断,同样在明面上“打架”:《纽约客》称之“苦口良药”,《卫报》则全文未见正面词汇。


对此,以下中庸,或许是合适的定位:如果把原书目标理解为,论证互联网的“基因”是侵害隐私,原书不足以使读者相信这一点;然而,如果把目标理解为祛魅既有乐观叙事,消弭隐私方面对“技术中立或万能”说法的默认,这本书达到了举证的要求


如果稍稍扩展一点,将本书与这两年的一些其他著作比较,或许还会有这样一种更加有益的印象:对隐私保护,很可能不存在简单答案。在之前评过的新书里,PrivacyontheGround告诉我们:简单地立法、细化、执法,效果未必好;今年出版的SellingIdentity则告诉我们,将隐私保护发展成商业模式的雄心,怕也不易成功;本书则质疑了技术的作用。


再考虑近年来众多描述企业自律不彰的研究,法律、市场、道德、规范,网络监管的四根支柱,单独均不足以承重。如此,多管齐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仅有进路。如果再比较50年前和如今前各方的反应,反思当时监管的成效,对隐私保护,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同样的错,或许还要犯不止一次;同样的话,或许还要说许多次。


文章来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朱悦,(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化法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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