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CEO，靠谱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浙江省农业农村厅2023年8月启动“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今年以来，奉化区作为宁波试点，已率先在9个试点村成功签约乡村CEO。2024年8月在奉化调研，我们去其中四个村子参与观察并访谈村委和乡村CEO本人。

何为乡村CEO？

乡村CEO，也叫乡村主理人、乡村运营师，还叫农村职业经理人……他们将村庄品牌化运营，打造特色项目，发展特色产业，吸引游客或企业投资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来帮村里“做生意”的。乡村CEO的前身是农村职业经理人和乡村运营师。早在2019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就正式将农业经理人作为新职业发布，这也是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业。

乡村运营师概念从2017年提出，由文旅广电条线牵头，七年来一直在艰难探索，但只有极少村庄坚持下来了。2021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与腾讯乡村实验室共同发起了乡村CEO培养计划。各地也鼓励乡村CEO更好发挥作用。

以浙江为例，浙江省委、省政府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聘请乡村职业经理人，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如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2024年宁波市乡村运营CEO路演大赛·奉化站，7个乡村面向全国公开招募乡村运营师（团队），基本薪酬为20万/年，5年最高奖励可达400万元。

谁可以做乡村CEO？

在成为乡村CEO运营试点后，奉化区综合考量乡村特色、村庄环境、干部能力等因素，按照“村社自我推荐、镇街初核申报、区级实地踏勘”程序精选先行先试村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溪口镇栖霞坑村、西坞街道金峨村等12个行政村为全区首批乡村CEO试点村。

然后举办乡村CEO招募大会，吸引专家学者、乡村运营人才（团队）与试点村开展圆桌会商、现场洽谈，并组织与会人员赴试点村进行实地考察、现场交流，促进运营方与试点村充分沟通、全面了解。

根据表格整理和访谈材料得知，乡村CEO可以是本地返乡青年、大型国企和外来创业团队等。但区里以“好团队优先、大公司优先、大投资优先”的“三优先”原则，择优签约乡村CEO，选出来的CEO个人具有“三力”身份特质，即有经历、有财力、有能力的青年。

如栖霞坑村的陈总和庙后周村的邬总，都是早起已在村庄深度投入并且运营的年轻人，借力政策东风而转化成为乡村CEO的，他们已在乡村有一定投入、做出一定成绩。尤其是陈总，卖掉在厦门的房子和车子，拉着发小和朋友一起到栖霞坑村创业，在她看来，乡村CEO给了她一定官方身份，赋权她参与村庄运营和与村民合作的边界，让她社会价值被看见。

而像金峨村一样资本雄厚的国企CEO是农业农村局最优先的考虑，农业农村局对乡村CEO的考核直接体现为集体经济收入，国企可以一下子投4000万，直接带动村集体收入增加300万，是其他低成本乡村创业个人和团队不一样无法比拟的，在路演环节，说出投资额和公司背景，其他人就不具有可竞争性了。

大多还是像谢界山村的韩总一样，有在外从事旅游业的经验，本身具有一定乡土情怀，生活预期以县域为主，励志做一个斜杆青年，抓住年轻时间和乡村发展机会创业。因此，在她看来，乡村发展需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硬件”相当于乡村的“营商环境”，规划村里的新设施，童玩区、戏水区、无人骑行驿站、休闲露营区……“软件”则是与高校合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创业团队，整合搭建自己的创业团队。

乡村CEO的角色困境

作为一种新型职业群体，乡村CEO还未形成明确的角色规范，导致其实践过程中，面临较多角色困境。在宁波奉化区，乡村CEO是由农业农村局市场化招聘而来，不局限于个人、团队或是企业，薪资根据20万每年的底薪加上村集体增收的提成来算。这导致其身份角色有政府、市场、乡村社会、个人能力等多重力量的博弈。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CEO是公司身份不是村庄身份”

CEO本身是一个职业岗位，但乡村CEO不仅具有职业性，还具有社会性。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外人”要立足熟人社会，必须付出“嵌入成本”，才能成为“自己人”。许多不是本地人，甚至外省人员。一旦进入一个陌生的熟人社会，如何融入乡村社会，需要付出许多努力。

栖霞坑陈总为了融入村庄，举办“雀神大赛”、“地瓜王争霸赛”活动、给村庄祠堂捐音响。为了提高集体收入，除了教村民经营餐饮店外，还与村委合建停车场。正是在长年累月的驻村打交道中，她熟悉了栖霞坑常住的200多名村民，村民之间的关系、乡村习俗等、摸清了村庄各类资源，建立起与村干部、村民之间的良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取得村领导、尤其是县镇领导的信任与支持等等。这些都需要乡村CEO长年累月、持续高效努力付出“嵌入成本”，“外来和尚”并不好念经。

2. “不是村干部但要做村干部”

乡村CEO是在村党组领导下、负责村庄经营业务的执行者。但是，由于绝大部分村庄，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实行“一肩挑”。乡村CEO在村庄的角色定位变数较大。一方面他是政府市场聘用的个体，另一方面，他的绩效和工作内容又必须经过村庄的审核和村民大会的同意。

绝大部分村庄，还没有严格的条款或规则来界定“两委”与乡村CEO权责关系，导致乡村CEO面临多种困境：

一是村干部认为这是政府下派的书记助力，乡村CEO承担过多村内事务性工作，造成不能集中精力完成经营村庄的本职工作；

二是乡村CEO受制于乡村资源和资产的集体属性，留给其真正独立自由裁量权不多，许多决策需要股东代表大会或村班子会议决策通过，无法高效处理事务；

三是不少乡村CEO没有建立起团队，况且，如果组成团队，团队成员的日常开支无从着落，导致他们想建也不敢建团队。

总体而言，“乡村CEO”突破了聚焦本土人才返乡的传统思路，开辟了人才下乡的市场化渠道和机制，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新的思路——青年返乡不一定返家乡，乡村未来可能交付于他者。既扩大了年轻人的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和鼓励各类城市人才下乡，促进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由单向聚集于城市转向城乡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但如何发挥“乡村CEO”的专业技能，壮大集体经济、改善村庄治理、运营乡村品牌，还有待这一乡村事业的耕耘与建设，以形成较为可持续推广的职业模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编辑：香菜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