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疫情防控缘何剑走偏锋？

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头图｜视觉中国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来自境外的疫情倒灌却成为目前的最大威胁。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塞德宣布，可以把新冠肺炎定性为全球“大流行”。但是，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不仅相对迟缓，而且采取了剑走偏锋的防控策略，他们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接受。

3月12日，瑞典政府宣布收缩疫情防控阵线，停止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检测和保护，不再发布确诊病例的统计数据，而把主要医疗资源用于重症患者的救治。英国、德国等国家也认为疫情难以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任其传播而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界限，从而使疫情扩散止步不前。3月13日，美国政府才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疫情防控能否得到有力推行仍需拭目以待。

剑走偏锋的背后是循证决策？

西方国家的这些决策看似愚不可及，但也绝非毫无根据，甚至可以说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决策。比如“群体免疫”，的确是有科学根据的，特别是对传播力较强而致死率较低的病毒而言更是如此。

但是，科学界对新冠肺炎还知之甚少，它的传播力是否会增强、毒性是否会变大、变异是否会加速、重症率和致死率是否会增加，都还是一连串的未知数。此时贸然选择一种有可能的证据，而不去考虑其他可能的证据，无异于拿全体国民的身家性命进行一场豪赌。

群体免疫背后是赤裸裸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这种看似完全理性和绝对科学的冷冰冰的政策选择，不仅毫无伦理、道义和情感可言，而且也违背了循证决策的基本原则。

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是借鉴循证医学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决策理论。循证医学认为过去医生对病人做出的临床决策主要依赖于个人的医学训练和临床经验，但是却可能忽略了最新的医药研究进展。比如，某种疾病在新疗法下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但是医生却可能仍然按照自己有限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进行治疗，使最新的证据不能很快转化成为诊疗方案。循证医学因此强调医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医药证据并更新自己的诊疗方案，将这些科学证据同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患者的个人意愿进行结合，从而做出最佳的临床诊断。

循证决策受循证医学启发，认为政策决策也应吸收和使用最新的科学证据，使政府部门制定的公共政策经得起考验，并能够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如，在扶贫、教育、医疗、就业等许多政策领域，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研究并积累了很多科学证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证据基础。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基于证据进行决策，那么由此制定的政策将是科学和有效的，既可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能够降低政策的副作用。

循证决策有利于避免过去政府靠经验决策可能犯的错，对于防范政府官员出于党派利益而狭隘地决策也有帮助。

近些年来行为科学和助推（nudge）成为循证决策的主流做法，研究人员对公民和企业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使政府部门可以基于这些研究证据制定政策，对人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进行更加有效和精准的干预。

所谓助推就是政府部门在掌握了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规律以后，可以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温和型干预措施，事半功倍地干预和改变人们的行为，使其能够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比如，为人们提供信息提醒、改变人们的政策选项，这些做法看似微不足道，但其效果却是四两拨千斤。

循证决策如何演变为循策决证？

循证决策的前景令人艳羡，能否实现却要另当别论。

这是因为政府决策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左右。科学证据只不过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其中一种因素，甚至并非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党派政治和商业利益对决策的影响力更强，而科学证据往往很难同其抗衡。

与此同时，科学证据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科学家往往不会信誓旦旦地百分之百保证。这是科学本身的探索性使然，也是科学家的审慎表现，但却为政客玩弄证据提供了可乘之机。

哪怕证据再确凿，总有反面的证据存在，政客就会利用证据本身的不确定性进行攻击，反而使循证决策沦为反证决策（anti-evidence policy-making）。比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因此需要人类社会采取减排行动。但是，也有少量研究得出了模棱两可或方向不同的结论，这就为决策者无视其他大量证据提供了口实。

在此次西方国家的疫情防控中，循证决策就演变成为循策决证（policy-based evidence），科学证据成为政客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把戏、为政府背书政策的遮羞布。

一方面，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积累了难得的宝贵经验，相关做法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高度肯定。但是，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经验和证据却始终戴着有色眼镜，不肯承认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防控策略选择也同其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难以支持全面防控有关，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采取这种剑走偏锋的防控方式，可以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配置给重症患者，避免医疗系统濒于崩溃。因此，这也反映了政府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两难选择。

此外，西方国家的这些选择背后不能说没有政治求生的本能使然，也同政党利益和选举政治不无关系。疫情扩散为在野党大做文章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执政党为了谋求连任也可能无顾国民利益。经济增长和就业是执政党赢得选票的关键基础，这使其在救灾和救市之间摇摆不定。

但是，大难来临时不齐心协力而党同伐异，无异于自掘坟墓。

无论循证决策如何发展，其核心都在于要承认证据的有限和瑕疵，并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最新证据进行最优决策，而不应该刻意忽略或倚重某种证据。目前同新冠肺炎相关的证据还很贫乏，我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毫无防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循证决策，更要慎之又慎。

决策者既要讲求科学，又不能被证据带歪。证据只是手段，我们不能因为采用了手段而忘记了目的，那样就无异于本末倒置和舍本逐末了。避免证据被决策者误用滥用，无疑就像避免证据被搁置不用一样至关重要。

因此，确立政府部门的循证决策制度和文化，使人们在决策时尊重科学和利用证据，并充分认识到科学证据的限度和政策决策的政治色彩，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如此贴切。在这场危机面前，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而任何国家的不负责任也会对其他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我们期待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真正践行循证决策的精神，在决策时正视并考虑中国艰苦防疫所换来的证据，在保障本国国民健康的同时对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