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谷歌出海会客厅 | 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张宇亮专访

2020年已经过去大半。COVID-19疫情的冲击，全球政局的风云变换，让今年的企业出海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我们相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不确定性中获得成功，离不开对趋势的时刻关注和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张宇亮，为大家带来这个有180年历史的顶级智库关于全球趋势的最新观点：

• 到目前为止，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疫情之下有什么特点？

• “去全球化”会真的发生吗？

• 如何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

• “黑天鹅”频出，中国出海企业如何迎接挑战？

采访摘要

Annabel：先请Brian简单地介绍一下经济学人集团在中国主要聚焦在哪些地方? 

Brian：大家可能对《经济学人》这个名字都不陌生，都觉得我们可能是一本杂志或一个媒体。但其实经济学人集团是于1843年在英国成立的，距今已有将近180年的历史。在这180年的进程中，我们充当了一个将读者、客户与世界连接到一起的桥梁角色。同时我们关心当下世界发生的重要事情。

20年前经济学人集团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业务内容包含：媒体事业部，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经济学人》杂志、年刊、特别报道；除此之外，还拥有顶级的经济学人集团智库，主要关注全球的宏观经济报道、全球各个国家或区域的宏观经济数据的人口数据、地区政治风险，以及国家风险预估等；我们还有《经济学人》会议、《经济学人》企业家网络，我们在北京和上海都有两个大的外企网络；最后，我们还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经济学人》商论的App、《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帐号。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足迹。

Annabel：《经济学人》既看GDP又看政治风险、经济成长，在这么多资讯中，哪些是你们着重关注，用以帮助你们来洞察世界、输出观点的呢？

Brian：既然叫《经济学人》，从创刊开始我们的理想就是捍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全球化自由贸易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首先会关注全球政治关系，比如现在全球政治关系的核心——中美关系，另外还包括美欧关系和中欧关系。

第二：我们会看全球贸易整体的发展和体系演变，同时也会关注产业和经济政策。比如我们在中国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叫 Access China（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团队），研究中国地区和区域城市经济发展，例如新兴二线城市的人口、经济、产业布局等。

最后：我们会根据全球当下的情况，做一些关注点调整。比如今年，我们会特别关注Post-COVID (后疫情时代)，疫情后的全球经济恢复及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有美国大选、中美关系引发的中国企业出海遭遇地缘政治的困境，这是近期我们研究的重点。

Annabel：COVID-19疫情引发很多政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疫情对全球经济，具体到上半年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有哪些影响呢？

Brian：从经济学人集团角度来讲，疫情对全球经济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冲击。针对这半年的恢复情况来讲，我们给到一些大概的预测：

中国：一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V”型反弹， 触底时间比较短，会快速恢复。但结合实际，更确切的是W型反弹，即“V”型之后不排除接下来再次触底接着又迅速复苏，再回到一个增长的状态；

印度和印尼为代表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个长时间的U型反弹。触底后，在底部停留时间非常长，经济恢复需要很长时间。

美国和欧洲：美国这次对疫情的处理，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根据经济学人集团对全球卫生公共体系的评估，多年来美国都是世界第一。但这次美国对疫情的判断、后续疫情的治理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美国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经济恢复。欧洲的恢复周期会比较慢，但和美国差不多在圣诞节前后开始恢复。不过欧美的特点是一旦恢复，后续经济起飞速度会很快。这与它们本身经济成熟度、抗风险性紧密相关。

Annabel：经济学人集团是根据什么的样因素、指标来预测每个国家是W型还是U型的恢复形式呢？

Brian：根据智库研究方法。第一，分析师用建模的方式去预估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和恢复情况。举例来说，在今年第一季度对中国经济的预测，经济学人集团预测出的数值为-6.7%，最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答案为-6.8%，我们是全球所有相关机构中预测最精准的一个，这都归功于我们的数据建模。

第二，高管调研。许多全球知名企业的高管是我们的企业家会员。我们会针对商业恢复的信心、某些贸易市场做一些调研。其中我们会设计一些问题，并根据调研结果做出商业恢复度、投资信心恢复度、贸易恢复度的判断。

最后，我们会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些分析，还有专门做地缘政治，以及国家风险分析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对于当下局势的一些研判，把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对主要经济体未来复苏的预估。

Annabel：在基础设施欠缺的区域，比如印度和印尼，疫情前后经济分别面临何种挑战？而拉美、中国的经济又有哪些独有的特点？

Brian：第一，像印度、印尼包括菲律宾，本身公共卫生体系较为薄弱，导致疫情基本上处于失控的状态。加上他们人员追踪、监督体系欠缺，我们会认为这些区域的实际感染人数、疫情严重程度比目前公布的会更严峻。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年轻人占极大比重，不像中国或日本，开始步入老龄化或已经是老龄化社会，这些国家的死亡率非常低。由于他们的劳动力没有太大损失，未来他们虽然在底部会停留较长时间，但一旦有投资进来并复工，他们的经济就可以恢复。

第二，拉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较早实行了福利社会政策，公共开支比较大。疫情开始前，拉美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这次疫情对拉美社会、经济冲击非常大，预计疫情之后拉美民粹主义会再次上升，反过来又对经济造成冲击。

最后目光落到中国。疫情开始前，直播、外卖、生鲜电商在中国已经如火如荼。疫情之后这些行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在抵抗疫情时，冷链生鲜、外卖、直播等新经济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看到的疫情前后的一些对比。

Annabel：疫情前后您对欧洲市场的洞察？

Brian：实际上欧盟框架下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非常平均，比如北欧、英国、西欧这一带和；南欧、中东欧差距很大。

从欧洲整体来看，我们认为疫情到今年第四季度就会到达一个比较温和的点。像我之前讲圣诞节前后会有一波经济反弹，大家会出现类似于报复性消费的行为。像圣诞节的家庭消费、短途旅游、生活必需品采买，都会让经济有一个较大的提升。而随着疫情的缓解，欧盟内部各国封禁也会逐渐打开，商务客流会逐渐恢复，洲际贸易像欧洲、美国之间的贸易也会逐渐恢复。所以欧洲经济实际上抗韧性比较强。比如英国阿斯利康疫苗的进展比较乐观，一旦临床三四期之后就可以大规模上市，欧洲经济整体的复苏速度也就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一些。

Annabel：经济学人集团的宗旨是促进更多的全球化，但最近很多政治变化里面针对全球化有不同的声音出来。能否从《经济学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疫情以及政治带来的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趋势？

Brian：最近可能很多中国企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相关新闻满天飞，一些企业也处在风口浪尖上。《经济学人》看来，去全球化这个趋势肯定是存在的，但可能只是科技去全球化，贸易是不可以去全球化的。

从科技角度来讲，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信息隐私方面可能产生了一些壁垒，双方意见不统一，未来可能会形成中美两套科技体系。很多企业要跟中美同时做生意的话，要去适应两套科技体系。这个趋势目前已在加速，我们希望中国企业要做好准备。

但我们又讲，贸易是不可以去全球化的。贸易这个词本身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双边贸易。比如虽说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开始有一些减少，但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实际上还是比较不错的。特别是中国跟东盟现在贸易在上升，过去有一些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贸易，现在可能中国把半成品放到东盟某个国家生产，之后由东盟将成品再出口到美国。所以贸易是不可能去全球化的。这是在目前背景下《经济学人》对于去全球化的观点，总结一下就是：科技去全球化是真实在发生的，但贸易去全球化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Annabel：在科技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给一些出海企业未来如何做好出海工作的实用建议，让出海变成可持续性的出海？

Brian：因为过去我是出海亲历者和参与者，非常关心整个出海生态。来到经济学人集团后，也更多从宏观政策、经济发展去看出海这个事情。我认为过去中国出海从业者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步快跑 ，快速迭代」。以前中国出海企业想做一件事，不管那么多先把产品框架搭起来然后去迭代这个产品，之后会非常注重数据分析、投放分析，再之后才去想怎么做一个好素材吸引受众，怎么做转化。

这次疫情和国际政治局势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就是过去我们可能跑太快了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出海目的地国家政治、文化；是否去之前就准备好做一些政府公关或者是公共的传播工作；还有我们是否对未来可能潜在存在的供应链风险、政局风险，有一个预案。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未来出海需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特别之前提到的科技去全球化，如果出海企业有一些传媒或内容在这个范围内，那需要格外小心。建议去关注出海当地国家的风俗文化系统，把自己放在当地人视角去看问题。以前中国企业在中国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方法论和经验，但在出海时反而要抽离这些经验。

比如接下来出海企业应该做两件事情：第一拥有“外太空视角”，抽离开地球这个概念来看地球的生意，把我源自哪里这件事忘掉，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第二个，用“村民视角”来看这个事情，所谓村民就是你去当一个你进入的国家的小小村民，去感受当地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这两个视角结合在一起，可能更有利于出海者去了解当地市场。

Annabel：我知道疫情开始后，经济学人集团有一个倡议叫“ Back To Better从复苏到腾飞”，能否介绍一些这个项目，并阐述下你们如何在疫情后帮助不同的企业走上正轨？

Brian：Back to Better当时我们想用一个中文叫 “从复苏到腾飞”，我们希望是用十年的时间来追踪整个人类社会在疫情之后的一个恢复状态。整个项目会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关于全球经济复苏的访谈，最后形成全球商业晴雨表。我们对全球2000多位高管做了一个调研，从多维度去反馈他们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最终形成可视化的图表放到网络上。更新频率每个月一次，希望是一个动态追踪的过程。目前第一期商业晴雨表已在四月底发布了，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

第二阶段是对疫情整体的反思，以及对决策者一些决策的建议。我们会将这部分分为八个主题，比如用可持续发展去重新思考城市功能、政府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上的作用、未来工作方式等。我们会将这些形成调研报告、CEO访谈，做成8段纪录片一样的视频或播客，分享给全球的企业决策者、重要人士。甚至邀请他们参与其中，也拟邀请一些重量级撰稿人，比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行长、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参与其中，一起讨论。

第三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总结，会有一个全球复苏的大会。在会上我们邀请全球重要决策层、企业家、商界名人，共同参与到全球疫情后世界恢复与疗愈过程中。最后大家可以带着相关议题回到各自岗位上，去践行关于Back To Better 的承诺和计划。

第四阶段我们会有一个十年的追踪。即从现在到2030年把我们想的、说的、做的，做一个追踪，到2030年看看这些决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认为未来10年我们当下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走向。比如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二战之后人类遇到的最大的公共危机，我们希望可以用10年的时间去追踪整个人类世界恢复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倡议Back To Better的初衷。

Annabel：疫情对您个人带来的影响或者最大变化是什么？

Brian：疫情开始后，我告诉自己让自己慢下来。过去在工作中，我一直觉得“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任何事我们都要不停推进，给自己一个最后期限，给自己一个上升目标，给自己设立一个延伸目标，一定要达到目的。相应的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就比较少。

从心境上我也会刻意告诉自己，要慢下来，要仔细关注身边的人、身边的每一件事，更看重过程和质量，以及对家人的陪伴。之前我是一个容易发火的人，慢下来以后身边人都说我脾气变好了。对我而言，这些都是疫情对我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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