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面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姜昊骞，题图来自：AI生成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这本书的题目起得很大，我险些以为这是一部解释明朝灭亡原因的著作。幸好，我的望文生义是错误的。读罢全书，我觉得前言里最真切、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们，整体看起来似乎无比强大，但细看单个家族却是眼见他起高楼，也眼见他楼塌了。换句话说，《江南困局》讲了6个“楼塌了”的故事。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唐元鹏|著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

书中不时提到了“白银资本”“献忠时刻”。只看这几个关键词，我脑补出了一条逻辑链：白银资本流入中国，引发社会失序与动荡，最终导致明朝灭亡。对于浸润在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法的中国读者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默认的解释模板。

十三世纪日本金融资本发展，引发武士破产，恶党丛生，最终导致镰仓幕府灭亡。当然，这个模板也有乐观向上的进步版本，比如价格革命。十六至十七世纪，美洲金银大量涌入欧洲，引发物价上涨，打击了收取定额地租的封建地主，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按照这样的逻辑讲下去，《江南困局》里6个遭殃的士大夫或宗族，应当是明朝没落的缩影吧。所谓“以小见大”，作为明朝事实上的统治阶级，每个士大夫家族都是一个代表明朝国运的小宇宙。

然而，唐元鹏先生选择的事例，似乎恰恰在跟顺滑的历史逻辑对着干。白银资本在书中的体现并不多，大部分纠纷依然是围绕土地和政治权力展开。

失序与混乱是存在的。比如，第一章里记述了江南“刁民”的乱象：“房屋已经交割买卖后，原房主还来占住；田产交割清楚后，原地主也来占种。已经发过誓画了押签订文书，转眼就不认账；现银交易成色交验清楚的，又来扯什么债务利益。”作者还总结了“疍吏均衡”的概念，意思是，官吏盘剥不能超过人民忍耐的极限，否则就会引发民变。

前一类乱象的基本原因是“不在地主”的大量出现，也就是地主常年在工商市镇或府城居住，将田产长期租给佃户。地主有“田底”，而佃户有“田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再稍微复杂一些，就是三权分置了。

至于疍吏均衡，则有些大而化之了，将官吏与人民分别当作铁板一块的集团来看待，基本上属于朴素剥削话语的范畴。事实上，《江南困局》中丰富的故事与精彩的拆解恰恰表明，这个类似断裂应力的模型主要是对现象的描述概括，而非解析原理。

所以，这本书最好的打开方式，或许就是抛开全局逻辑，专注于局部的纹理。比方说，“脸面”。

脸面并不空虚

实话说，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我对“脸面”问题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东方主义的层次上。具体点说，就像林语堂讲的那样，“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尤其是这篇小文的最后一句，要用“法治政府”取代“面子政府”，仿佛面子是一种指导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

《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著

群言出版社，2010年11月

但“火烧董家楼”的故事分明表示，脸面一点也不空虚，反而像梅雨时节的潮气一样厚重黏腻。

这里的董家指的是董其昌。董其昌以文人画知名，按理说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人，但在前后的事端中，他的行为丝毫看不出体面。

事件的起因是一篇编排董老先生的淫秽小曲。董其昌深感受辱，就去查找小曲的作者，结果从艺人钱二口中得知，作者是董其昌的连襟、同为本地缙绅的范昶。范昶自然矢口否认，但被董其昌逼着下跪与钱二对质，回家之后活活被气死，由此牵连出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董家后来总共有4家宅子被打，字画财宝被洗劫一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案例，属于激愤之下的非理性行为，或者用唐元鹏的话说，是“上头”。

不过，从董其昌后面的做法来看，或许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是上头，而是理性算计得出的势所必然。最典型的体现是他对官府公告的反应。

董家楼被烧之后，县府两级分别张榜安民，内容还是明代维稳的老一套：董家平日多遭怨恨，事出有因，如今民怨已经发泄，不得再生事端，否则严惩不贷。按照惯常的处理，官府会抓几个带头闹事的乱民，然后事情就那么过去了。大部分情况下，苦主也会认栽。但这一次，董其昌特别“刚”。

他坚持主张，此事绝不仅仅是暴民闹事，一定有“士人”煽动挑唆。客观来说，董其昌的说法是正确的。书生组织起来到府衙请愿，控诉董家欺凌范家，沿途带动了大量百姓。范家背后的冯家召开全族大会，要与董家对抗到底。

烧楼之前，城中有流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在当时的识字率和社会组织条件下，这种制造舆论的行为几乎必然由士人参与乃至主导。但问题在于，这不是董案独有的情况，而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官府对此更是心知肚明。

书画可保家否？

那么，董其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唐元鹏的分析颇有见地：“但董其昌偏不，他非要把事情闹大……要追究生员责任，打击面就会非常广，那就是要与合郡士绅作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那董家未来还能在松江立足吗？况且作为新崛起的家族，董家与范家、冯家这些老牌官宦家族的争执，分明是松江政治格局的一场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地位排序，更加涉及生死存亡。这是由官宦财权与政权的密切关系导致的。简单讲，明代官宦不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够聚集起大量财富，不是靠发掘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而是因为官方对官员有优待，平民挂在官宦名下可以减免赋税徭役，也能免遭欺负。于是，不少人会带田产、房产、商铺投献，明人称之为“诡寄”。

在这样的威势之下，官宦子弟和家奴每每仗势欺人，强买强卖，既是为家里添财，也能自己揩油。《江南困局》里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南浔县人谢奎借了范家五两银子，短短一年时间，本息变为九两。范家家奴为催债，指使一名残疾老人去谢家蹭住。谢家不堪其扰，又无力还钱，只得将田地低价变卖给范家，又到范家做了两年奴仆。

任何一个官宦人家的发家史里都免不了此类恶霸情节，民怨一直存在，只不过平时投诉无门。一旦有契机出现，有冤情者就会纷纷出头，接着就会是浑水摸鱼、无事生非之辈蜂起，比如书中提到的“蓝袍大王”。

所谓蓝袍大王，就是有功名而无官位的读书人。他们缺乏自食其力的技能，又脱不下长衫，就业面颇为狭窄。除了教书以外，他们也常常帮人诉讼乃至煽动乡里。不过，一味指责这些“讼棍”也是没有意义的。毕竟，有官威则有人望，有人望则有攀附，有攀附则有盘剥，有盘剥则有怨气，有怨气，则必有怨气的表达、扩散与放大机制。

董其昌深知其中利害。单纯抓几个闹事的百姓是没有用的，他要做的是震慑闲散士人及其背后的其他官宦家族，让他们不敢轻易找董家的麻烦。不然，董家有多少座宅子可烧？

有趣的是，火烧董家楼事件发生时，董其昌乡居已近10载，年逾花甲。但此事之后，他积极结交东林党人，4年后借着早年教过的皇子朱常洛即位之机，重返朝堂。倚重太监魏忠贤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登基后，董其昌又改换门庭，攀附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天启帝驾崩，崇祯帝上台后横扫阉党，董其昌又忙着销毁前些年与阉党官员的往来文书，但还是遭到弹劾罢官。

董其昌当年辞官时是湖广提学副使，性格孤绝，得罪了当地的许多缙绅家族，结果让秀才们集结起来砸了衙门，只得告病回乡。如今，朝堂党争已然失控，他还是选择放下文艺家的矜持，毅然踏入浑水。或许正如唐元鹏所说，“就算字画再出名，没有政治地位，又如何能保其家呢？”

这才是“脸面”的真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姜昊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