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 ：余潜倩 、周政华，头图来自：IC photo

2020年2月初，新冠肺炎席卷中国，一条消息在社交媒体热传：临床数据表明8岁童子尿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这条消息图文并茂，有详实的证据支撑，快速抓住网民的注意力。

2018、2019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年度报告显示，8岁童子尿（味咸，性寒）在中成药口服试剂中不良反应分列第二名和第一名。

关于它在人体中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效果，目前公开数据足以得到证明，其有治疗肺阴虚引起的咳嗽、吐血、鼻出血之功效。

科普机构丁香医生2月1日出面辟谣，才使得这条谣言在一部分读者那些澄清了误解，但许多不知情者依然奉之为管用的“偏方”。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公式：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谣言在重大且不确定的社会事件下，肆虐更为严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一个观察谣言传播的试验场。

盲目信任、焦虑转发，疫情下的谣言是一场全民猜谜的游戏，目的是拼凑真相，减轻不确定感。中国有“双黄连能抑制新冠肺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定名为SARI”，国外有“社交媒体/5G导致新冠肺炎”“巴西总统感染新冠肺炎”等。

谣言随着不明朗的局势一波又一波在网络扩散，大众焦虑情绪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加速谣言的传播。

围绕着“童子尿抗疫”的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是当下辟谣工作艰难展开的一个缩影。谣言和人类语言的历史一样长，它甚至成为重要的信息形态，检验信息系统的运转、流通和自净能力。

遗憾的是，网络辟谣一直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科学严谨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个中原因微妙又复杂。

一、“吃力不讨好”的网络辟谣

当下，网络辟谣在中国有两大主体，一为内容平台麾下辟谣产品，例如微信辟谣助手，腾讯新闻·较真平台，为维护内容平台健康有序而生；另一为科普媒体，通过专业内容能力，向大众提供科学信息，例如，中国科普网、果壳和丁香医生。

辟谣方在疫情期间承担三重角色：信息核查：对未经证实的消息进行验证核实。针对谣言例如，“某地封路”、“广州‘女毒王’照片曝光”等；科学验证：对有悖科学的内容纠偏。针对谣言例如，“冠状病毒气溶胶传播”“蚊虫将成为新宿主”等；高质信息供给：提供疫情实时追踪、专题科普等服务。

在多方的努力下，疫情期间的辟谣工作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2020年2月，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疫情实时数据是公众最关心的内容，覆盖超五成的关注度和超四成的转发率；腾讯较真抗肺炎特别版访问量高达5.36亿次，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浏览人次超23亿。

然而，可观的浏览量背后，人们是否真的相信真相、谣言数量是否减少、造谣传谣动机是否减弱，目前并没有清晰的结论。从经验观察来看，辟谣“吃力不讨好”的现象显著存在。

首先，谣言多，辟谣少。谣言是公共舆论的一部分，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深度参与其中，谣言在不自觉中具备强大的自发生产、传播能力；反观辟谣，更像温室中的娇花，每一篇苦口婆心的辟谣文章，都来源于专业人士精心编纂。数量级上，辟谣败下阵。

同时，辟谣内容的传播力弱于谣言。相比一条阴谋论刷爆社交媒体，我们很难看到一条辟谣文章变成10万加的爆款。

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学塔尔中心的记者Craig Silverman开发了一款名为Emergent的谣言传播跟踪工具，可以记录Twitter和Facebook上每一条谣言及辟谣的分享次数，发现大部分的谣言获得的分享次数都要比辟谣的高得多。

正好印证古话：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二、辟谣：挑战谣言易感人群的“精神安慰剂”

笔者有幸在长辈群众围观一场谣言引发的对峙。一条偏方性质的防疫知识被转发进群：

辟谣者：这显然是偏方，不应该轻信。

传谣者：当前防疫物资匮乏，难道不应该自救吗？

随即，微信群安静了下来。 

复盘这场传谣者和辟谣者的对峙，我们可以抽丝剥茧出辟谣难的原因。

民众科学素养匮乏限制判断力。中国网民规模在2019年达到8.54亿，但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仅有8.47％，这一数据到2020年预计超过10%。

也就是说，10个人中不足1人拥有科学的判断能力。

疫情中的谣言泛滥和我国科学素养的长期欠账不无关联。人们普遍缺乏科学规律的认知和科学思维的使用；同时，专家学者的专业言论往往遭到冷遇，而“民间科学”大行其道。果壳网副总编吴欧表示，真知识不占领的地方，伪科学就会占领。谣言的胜利仿佛不言而喻。

谣言是大众的“精神安慰剂”。顾名思义，精神安慰剂可以缓解焦虑，制造某种自我暗示。眼下，我们正处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笔下的“风险社会”，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高效率的现代化生活，这种生活的背光面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食品、医疗、环境等社会问题，因而，相比以往人们对风险具有更高的敏感度，相信谣言则是出于对风险焦虑的表达，其背后是“厌恶损失”和“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这种心态，恰好成为谣言的制造者的工具，诱导人们相信伪科学，从而真相溃不成军。

中心化的辟谣方式影响力有限。典型的网络辟谣拥有一个信息枢纽，辟谣内容在这里被专业人士制造，再通过自有渠道分发给用户。这种辟谣方式有两种特点：内容生产具有权威性、传播是单向的“一对多”。

辟谣内容的“产-销”模式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正好相反。互联网时代，网络人际传播结构趋于扁平，信息的流通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为平行传播：每一位用户都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节点，这形成了“多对多”的人际传播结构，也意味更快的信息流动速度，和更广的信息传播范围。

谣言在这套结构中快速蔓延，辟谣在追赶谣言时则显得力不从心。

三、辟谣的终点：高质量信息生态

根除谣言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但凡有人类，就有信息的涌动，任何高明的机构都无法根除谣言，最可行的方法是，培育一个有高度自我净化、自我纠错功能的信息生态，让谣言更少滋生、更快自灭。

首先，提升全民科学素养。题中之意包含两个维度，有科学素养的人——以科学家、专业人士为代表，愿意倾囊相授对外发声，供给高质量的科学信息，而不被误解和误伤。

另一层则是引导科学素养不足的人习得相关素养，学会用科学思维和方法看待问题。这两点实现的重要前提，是媒体环境、舆论氛围对真知识的理解和尊重。

其次，发挥内容平台技术优势。谣言并不是某一个国家语境中的特有产物，几乎全世界舆论场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假新闻左右。《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一书的作者伊莱·帕利瑟曾在大选结束后，呼吁民众对谣言的问题献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利用技术手段，作者认为，短期内提升人们文化素养并不现实，利用算法抑制谣言、鼓励辟谣来得更快捷，比如谷歌新闻、脸书、微信看一看，检测谣言内容，同时提高辟谣内容的露出频率。

再次，发挥社交媒体的信息自净能力。《大数据背景下社交媒体的自净功能研究》一文指出，社交媒体在谣言的传播控制中具备自净能力，用户面对谣言或者虚假信息时，会通过转载、印证、相互补充和纠正错误，自发接近事实真相，以此达到辟谣的效果。

信息生态的自净和环境自净类似，对客观条件要求较高——相关机构更透明、更及时的信息发布；公民更好的科学素养；更完善的法律法规。硬件提升，信息生态的自净功能才能高效发挥作用。

小 结

互联网平台上的辟谣是一个技术动作，而人类历史上的辟谣则是认知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辟谣事实上在做提升内容质量的工作，尽管“不受待见”、“吃力不讨好”，从长远来看，它必将推动信息生态更加透明与健康。

参考资料：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国家信息中心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26/c14677-31606056.html

2.《 2018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中国科普研究所

3.《风险社会》[德] 乌尔里希·贝克译林出版社 2018年2月1日

4.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Council of Europe report DGI(2017)0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 ：余潜倩 、周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