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暂时无法消灭，疫情可以有效控制吗？

本文来自：长江商学院，作者：刘劲教授，研究员：段磊、于艾琳，题图来自：IC photo

控制疫情的三个主要环节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蔓延，病例数超过190万，已成为全球性的瘟疫。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消灭病毒并不可能，只能通过阻断传播来控制疫情的蔓延。

依据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当病毒的传染系数R大于1时，疫情就在扩散；但如果我们能把R降到1以下，疫情就是收敛的，在控制之下。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降低R值的关键在于减少感染者与易感人群的接触次数以及感染者可以传播的时间。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来看，测试、隔离和取消大型聚会是阻断新冠传播，降低R值的有力办法。

隔离是降低R值最根本的办法，理论上完全的隔离可以直接切断传播链，将感染者与易感人群的接触次数和感染者可以传播病毒的时间都降到零，从而完全阻断疫情的传播。

但完全隔离也意味着经济的完全停转，这样的成本谁也付不起。保持“社会距离”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手段是取消大型聚会，因为大型聚人多而且密集，是病毒传染的最完美机会。另一个减少经济损失但同时能提高控疫效率的方式是通过积极的测试而获取精准的信息。测试能准确地锁定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从而将感染者、疑似病例隔离起来，大幅减少他们的传播系数。

根据我们的研究，所有的国家只要真正把测试、隔离、取消大型聚会做到位，新冠疫情就毫无例外地能够得到控制。如果其中的某一项做的不到位，结果往往是或者疫情得不到控制，或者经济成本奇高而无法持续。

为什么封闭国门性价比很低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和加剧，很多国家纷纷推出了边境管控措施。据最新政策，美国、日本限制过去14天去过重点疫情国家的外籍人士入境，欧盟国家对欧盟以外人员的“非必要旅行”入境进行限制；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也陆续出台了外国人入境限制政策。

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封闭国门似乎是疫情爆发后容易做出的一个政策选择，但很多国家“一刀切”式的封闭国门看上去逻辑上也并不成立。

比如欧盟国家禁止欧盟以外人员入境，但欧洲的感染率达0.091%，而欧洲以外的全球感染率仅为0.012%；美国限制过去14天到过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入境，美国0.132%的感染率也远高于中国的0.006%。

所以封闭国门似乎更多还是一个在疫情大爆发下各国政府的短期应激措施，接下来肯定需要进行政策检讨，改变做法。现在每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次达14亿，其中商务出行约占1/3，欧美商务旅游占全球市场的60%。人员流动限制已经使2020年一季度全球航班数量同比下降60%，给航空业带来约8800亿元的直接损失。但航空业和旅游业的损失在经济总损失中可能还仅是一小部分，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经济往来停滞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更为可怕，对中国尤甚。

封闭国门的目的是阻断外来输入病例。实际上，如果对外来人员做好检测和隔离，同样可以阻断病例的输入，而且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小。

为什么在控制疫情上国家之间这么大差异？

面对新冠疫情，不同国家（地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地区）在防疫政策上有一定的共性：迅速采取了以上三项措施——大规模检测、隔离感染者和限制人员聚集活动。在这三项关键措施上反应较为迟滞的国家（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爆发，局面失控的情况。有的国家（地区）在某一项措施上反应较快，其他配套措施却执行不到位，虽然没有成为疫情重灾区，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从大规模检测措施来看，新加坡的反应相当迅速，1月23日出现首例感染者时，便组建了140人的政府联络追踪小组，检测疑似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中国香港的检测启动还要快于新加坡，在1月中旬甚至更早，武汉封城、香港本地出现确诊病例之前，就对疑似和外地游记录者强制进行检测，3月15日起在机场设置检测中心，要求所有航班抵港人士都需进行检测。

韩国也在出现首例的1月20日就开展了入境旅客疑似检测，大规模感染爆发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高风险人群的检测，并在2月26号出台“新冠肺炎三法”，开始大规模检测并监控感染情况。

中国台湾早期仅检测来自武汉航班的乘客，但2月17日开始扩宽检测对象，加强社区监测，并部署167家采检机构提供检测，起步虽晚于香港和新加坡，但总体还算比较迅速。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也较早开始了大规模检测，出现首例确诊患者次日（1月28日）就有任何怀疑自身被感染新冠的德国人都可以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检测的规定，论检测的及时性和力度，德国在全球都非常领先。

在检测方面，欧美国家反应较为迟钝。美国的检测早期出现了迟滞而混乱的局面，仅美国疾控中心有权检测，试剂盒产量有限且出现质量问题。一直到2月28日，本土发现首例病例后的38天，FDA才批准各州实验室进行检测，首例病例后的55天日检测量才突破2万例，好在后期上量快，到3月27日单日检测量已突破10万，但早期的宝贵时间被浪费掉了。

意大利作为早期欧洲的传播中心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和检测的迟滞和反复有很大的关系。意大利早期只在机场检测武汉直达乘客的体温，首例病例出现后的第22天（2月21日），因为超级传播者的出现才开始检测所有轻症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但到2月28日，又一度提高检测门槛，直至3月17日才重启地毯式检测。

其他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的情况比较相似，都在1月底出现了首例确诊患者，但直至2月中旬才开始对症状明显者进行检测，直至3月中下旬才开始扩大检测范围，启动大规模检测。

从隔离措施来看，韩国和香港都早在1月20日就要求确诊病例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疑似感染者进行隔离。韩国同时还有卫生官员使用手机和卫星技术追踪潜在病毒携带者，隔离措施也更严格。

新加坡在1月23日出现感染者时，就要求将感染者隔离，还在1月27宣布实施“强制休假计划”，要求雇主对过去14天内访问过中国的员工实施14天强制休假，该计划在2月18日升级为强制性居家隔离令，并对违反隔离规定者给予严厉的惩罚，最高处以6个月监禁，以及上至1万新加坡元（7200美元）的罚款，对违规的外国人将解除劳动合同并驱逐出境。

相比而言，欧美主要国家在隔离措施上则整体存在滞后，与新加坡相比，平均延迟时间都在50天以上。

前面我们说到德国迅速启动检测，但德国的隔离早期执行并不好，不严格的居家隔离使检测、追踪的效果打了折扣。早期轻症患者或疑似病例不在医院住院治疗，将被引导至街区普通诊所，只进行居家隔离，而居家隔离也没有严格的限制措施。直至3月中下旬，德国才通过各地改造的临时医院陆续收治患者，并强化居家隔离，限制与家庭外人员交往。

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在隔离政策上的步调也都基本一致，直至3月下旬，首例感染者出现约50天后，才通过各地的临时医院，集中隔离感染者和疑似病例。

从取消大型聚会措施来看，香港反应最为迅速，早在1月26号，香港就开始取消马拉松、元宵节、新春酒会等大型活动并延迟中小学开学，3月中下旬进一步升级为关闭非必要公共场所，禁止多于4人的聚餐。台湾比香港晚一周，新加坡则是在2月8日宣布暂缓政府大型活动，此后逐步升级为取消250人以上的聚集活动，聚会不得超过10人。韩国2月22日起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政策限制公共交通，限制公众聚集，相比其他“优等生”国家（地区）有一定的延迟。此外，由于聚集导致大规模传染，意大利在2月24日就采取了封锁措施，关闭部分城市出入通道，停工停学，政策执行早于绝大部分欧洲国家。

但其他欧美国家在取消大型聚集活动上，就存在整体的反应迟滞，以新加坡为标准，延迟时间都超过了30天。德国、美国、英国、西班牙等都是在3月中旬（3月15日~20日左右）才开始逐步取消大型活动，关闭非必要公共场所，限制多人聚会。但这些政策的推行，显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

综上所述，我们对主要国家（地区）各项政策出台的时间做了汇总，并以新加坡为基准推算评估了各国（地区）反应的及时性（见表1）。

总结而言，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通过大规模检测、隔离感染者、限制人员聚集活动，及时控制住了疫情。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美国在各项应对措施的执行速度上有不同程度的延迟，但加大检测隔离和社交限制力度后，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也在逐渐下降。此外，英国每日新增仍处在上升趋势，但有望在一周内到顶，日本由于大规模检测推行较晚，存量或将爆发。

政府的应对力度和疫情的发展直接相关

根据以上评估，可以看出政府应对力度和疫情峰值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且是指数相关（见图1）。这意味着，政府每晚一天实施有效的抗疫措施，烈性传染病带来的影响都是倍数增长。行动较早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单日新增峰值分别为每百万人感染1人和18人；而行动较晚的欧美国家，这一数字基本都达到了100以上，其中西班牙高达每百万人感染197人。

图1-抗疫措施延迟时间与单日新增病例的相关性

政府应对力度和疫情蔓延的时间跨度之间也存在强相关（见图2）。政府越晚实施有效的抗疫措施，疫情在当地肆虐的时间也将大大延长。行动较早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从累计100例到单日新增病例下降所用时间分别为2天和9天；而行动较晚的欧美国家，这一数字基本都达到了30以上，其中美国花费40天单日新增病例才下降，而英国可能用时更久。

疫情峰值和疫情时间跨度基本同步，时间跨度越短峰值越低，时间跨度越长峰值越高。政府越晚实施大规模检测、隔离感染者、限制人员聚集活动的政策，疫情将在当地有更剧烈的爆发，而且持续时间更长。

图2-抗疫措施延迟时间与从累计100例到单日新增病例下降所用时间的相关性

为什么日本的疫情让人担心？

日本国内1月16日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但到了4月6日东京进入紧急状态，首相安倍才宣布要加强检测力度，计划提升检测能力至2万份/天，针对轻症病人的集中隔离也是从这一天开始，这样日本的检测与隔离与新加坡分别产生了74天和70天的延迟。日本政府2月底要求文化部门3月15日前停办大型活动和公演，这比新加坡延迟了36天。综合来看，和新加坡的加权延迟时间为60天。

我们把日本的抗疫措施带入到上文中政府应对力度和疫情峰值之间的关系式，估测出单日新增峰值将达到每百万人感染442人，是目前最高的西班牙2倍有余；再把日本的抗疫措施带入到政府应对力度和疫情时间跨度之间的关系式，估测出从累计100例到单日新增病例下降需要花费75天，那意味着5月8日左右日本的疫情才能开始好转。

但也许，日本由于生活习惯的因素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疫情的发展。比如戴口罩和勤洗手，生病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自觉和接受政策安排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不愿出门的宅属性和保持安全距离的社交日常，都是国民性中天然的抗疫因子。

此外，日本有广泛的基层诊所和成熟的分诊制度。病人出现疾病症状后，先就近前往诊所就诊，再由医生酌情转诊至大医院。大量的基层诊所能够有效防止疑似患者涌入医院造成的院内扩散和交叉感染，也是日本应对新冠疫情的有利条件。

尽管以上因素能够一定程度上压低日本疫情的峰值，但由于整体应对太过迟缓，疫情的时间跨度可能还是无法抵减。

政府的应对：经验更为重要

为什么欧美在控制疫情上有如此大规模的延迟，以至于不得不承受疫情的大规模虐？为什么中国和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能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基本上控制疫情？仔细观察,不难看出亚洲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似乎仅靠体制很难解释各国政府应对的速度。有人可能又说那是不是亚洲的儒家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文化又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比其它的国家和地区的反应都慢许多。

我们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与欧美在抗疫经验上有巨大区别。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位列2003年SARS感染与死亡前5名（其中中国大陆确诊5327例，死亡349人；香港确诊1755例，死亡300人；台湾确诊665例，死亡180人；新加坡确诊238例，死亡33人）。韩国2003年SARS并未受到很大波及（确诊3人，死亡0人），但2015年当地MERS爆发受到了较大冲击（确诊186人，死亡38人）。

以韩国为例，虽然2003年SARS并未受到太大波及，但政府从肆虐的疫情中意识到建立疾控体系的重要性，韩国疾病管理本部KCDC应运而生。2015年韩国在MERS疫情中遭受重创，政府迟缓的应对饱受诟病，韩国人谓之“天灾变人祸”。

MERS疫情后，政府对突发传染病应急管理系统进行了改革，KCDC建立了应急事件中心，并获得更大自主权，负责人从“室长级”升至“副部长级”，自此KCDC得以全面管理疾病防控的每一个阶段。除了KCDC的改革，MERS疫情后，政府针对初发传染病疫情，建立了专门的诊疗系统和隔离检疫设施。

韩国政府为当年MERS的教训，做足了功课。本次新冠来临之时，韩国反应极为迅速：早在1月3日，KCDC快速启动“不明原因肺炎”应对小组；1月20日韩国本土确诊首例病例后，立刻成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以加强对确诊患者的观察和管理、对疑似病例的检测等。

如果说后MERS时代的疾控系统改革让韩国应对传染病更加机敏，那么韩国新冠爆发期，2月26日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新冠肺炎三法”则让韩国应对疫情更加严厉（《传染病防治管理法》、《检疫法》、《医疗法》三项法案的修订案），为防控新冠疫情提供了司法保障，构成了后续大规模检测和强制隔离病患的重要基础。

而欧美国家以及日本近年来都没遭遇过这种血泪教训。2003年SARS感染最多的美国确诊27人，德国9人，法国7人，英国4人，意大利4人，西班牙1人，日本0人，而且仅法国出现1例死亡。2015年MERS在中东外地区爆发时，欧美国家和日本也表现为零星散发，累计确诊也都仅为5例以下。

所以，当新冠病毒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都见过也会过类似的敌人（SARS和MERS），有了血的教训。在此次有所升级的战争中有更好表现也称得上合情合理。同时，不应该通过在疫情中的表现猜测或怀疑日本和欧美政府的执行力和判断力，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情况下误判恐怕也是人之常情。

本文来自：长江商学院，作者：刘劲教授（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副院长、长江创创发起人与企业家学者项目分管院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研究员：段磊、于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