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顺德大良找饭吃

如果你不知道大良在哪里也不怪你，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对1992年广州火车站印象最深的不是广场上那股可能大部分曾南下的中国人都闻过的臭味，而是这一幕：一辆老款大巴车的前窗玻璃上写着“顺德”、“大良”。

父亲用湘普问拉客的售票员：“这是不是到顺德？”。

售票员用粤普说：“系啊，大良。”

父亲又说：“我们要去的是顺德。”

售票员不耐烦了：“大良就系顺德，顺德就系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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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曾经是真正的时代旷野，但它没有让你停下来迟疑的空间。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好像走慢一点都呼吸不上前面的空气似的。我们在将信将疑中上了车。大巴在立交桥上不停地绕圈拉客，车厢湿热、空气粘稠、喇叭声聒噪，车里的人在离地面15米的半空中昏昏沉沉，前面是未知的好像盘古还活着的世界，这是我印象中最早的南方。那年我7岁。我们经过了一座悬浮在空中的桥过了一条巨大的江，沿105国道抵达了几十公里之外的大良镇——也就是顺德县城。我模糊记得沥青路面的国道很窄，两旁有很多巨大的芭蕉叶。

父母在顺德谋得了新工作，一个在中学任教，一个在医院做护士。原因很简单：跟湘北小镇比起来，这里工资涨了4、5倍。大概是200块变1000块。这个理由倒是在任何时代都足够充分了。不管怎么样，此文的主题我圆回来了：

很多年后，面对蜂拥而至来顺德各网红餐厅打卡吃饭的人流，大厨们甚至为食客发明了“芒果芦笋炒牛柳”这种绝世菜品。我保证陈晓卿拍《寻味顺德》的时候还没这道菜呢。他们都是来找饭吃的。但我们家当年才是真正来找饭吃的。

关于“南下”，我脑海里有一段昏暗、狼狈但汹涌的开头。

那时岳阳站还是一个黄色墙体的老建筑，候车室很小，站台很矮，上车时要踩着车门自带的台阶往上走。曾经的中国城市不需要按房价来区分几线，直接看站台高矮就一目了然。京广线上，长沙站站台比岳阳高一点，广州站站台大概不差多糊一层水泥的钱，站台修得最高，上下车时几乎没有落差。但我那次无视了岳阳站台的落差，我是从窗户口爬进去的，准确地说是被大人塞进去。

晚上的候车室有乌泱乌泱的南下打工人。有神秘人士走过来说，只要5块钱就可以带我们走“特殊通道”提前上车。我们走“特殊通道”绕过了检票口到了月台，才发现很多人已经提前了，发现每节车厢的门口都已经塞满了人。我爸还是给了钱。我记得月台上灯光微弱，我妈要他看清楚，给的是五块还是五十块，千万别给错了。给完钱，他们把我从车窗里塞了进去绿皮车。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记岔了，但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挥之不去的强烈一幕。中国人置身于巨大人流中时的那种既拘谨又慌张甚至失态的情形，我后来见过很多，没有嫌弃只有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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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生活始于一次台风。我们住在父亲学校的家属楼里，楼道上依次住了很多户教工家庭。有一天台风把巨大的后窗玻璃吹裂了，我们拼命用纸板挡窗户，以防暴雨飘进屋里来。台风过后我们打开门，发现门口装锅碗瓢盆的柜子从楼道这头被刮到了几十米远的另一头。邻居大多从北方来（没错，广东以北就是北方），他们说从未见过这种地动山摇的风，吓人。但我还可以说，南方生活是从买冰箱开始的，因为用来挡窗户的纸板就是装冰箱的纸箱子。

那时内地工薪阶层家庭基本没有冰箱。如果中午有吃剩的菜，餐桌上盖一个防苍蝇的罩子，等晚上可以继续吃。但我们必须买冰箱，否则在广东的日子过不下去。

我家第一台冰箱是借钱买的。父母在老家本有的一点积蓄在找工作、搬家过程中早已花完，最后离家时还借了债。后来我问钱花在哪里了，父亲说京广线上多次往返需要路费，然后多少也得给领导送点礼。有一次，他200多块钱买了一桶洞庭湖的野生甲鱼带到大良，对教育局领导略表心意。那时候广东一带不太能吃到长江流域的甲鱼，但广东人又爱吃一切能吃的，所以肯定算“心意”。我脑补了一下父亲提着一个装了动物的水桶挤火车的场景：他估计在车上睡不好觉，因为怕东西被偷走。这不该是一个高中物理老师的形象，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说明物理老师也懂人间道理。

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台绿色容声冰箱对我而言的首要意义倒不在食物保鲜，而在于家里可以存放冰淇淋这种伟大的发明。我清楚记得父亲骑着凤凰牌单车带我去冰淇淋批发商店买回来一箱橙色橘子味的雪糕，然后我可以随时从冰箱拿出来吃。它跟我在内地最常吃的绿豆冰棒完全不同。人生第一次有记忆的消费快感莫过于此。毫无疑问那箱雪糕我吃得很快，以至于后来家里就不太买了。毕竟刚到南方，还是比较节俭。

父亲学校门外是大良河，河道15米宽的样子，河上经常往返很多运沙的货船。沿河的公路坑坑洼洼，马路另一边有很多简陋的水泥、沙袋、石灰、木材门面。沿这条路往北走两公里到了镇中心，就到了我的小学。小学正门口的马路斜对面有当时镇上最高的楼房凤城酒店，高19层，俗称“19楼”。19楼上有个旋转餐厅，我第一次听说“旋转餐厅”这么高级的词，我没机会上去。

虽在镇中心，我的小学不怎么好，底层人家孩子居多，大良河上船家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这个事有实例为证：我有个关系还不错但不太会读书的同学，他穿那种正版的在香港生产的闪灯波鞋，他爸总是开一辆大白鲨（3万块的本田摩托车）、牛仔裤屁股口袋里别着大哥大来学校门口接他，没过多久他就转学走了。

校长让我爸交几百块“择校费”。父亲说暂时困难没有这笔预算，能不能以后补交，校长说可以。但这笔钱后来不了了之了。校长催了几次后没再催，直到小学毕业也没有交。校长还是心软。我也对得起她的心软，毕竟小学升初中我考了个全校第一，就当抵扣了“择校费”。

学校“正门”其实是后门，后门在老街巷里。上学我要穿过一段很窄的巷子，两旁挤满了那种很古旧的灰砖瓦房，门口无一例外供着土地财神的牌位。那些牌位在最初构成了我对南方的重要印象。我心想活该这个地方的人有钱，我要是土地财神，我也对这里偏爱有加。但我想说的是，我对广东食物的认知是从巷子里的早餐摊开始的。

校门口有一块小空地，有个阿姨每天早上在空地上摆摊。一开始卖青菜粥，后来买咸骨粥，我非常喜好。南下之前我只喝过绿豆粥和白粥，严格来说是稀饭，但这里的粥更像粥，而且口味繁多。后来这个摊位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出现了一种油炸的糯米球，既脆又糯，里面还包了半根小香肠，5毛钱一个。我经常买这个东西当早餐。这种食物可能是独门做法，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看到过。再后来，阿姨架起了抽屉式蒸炉卖肠粉，就是南番顺一带最常见的街边肠粉档——把抽屉格子抽出来，先刷一层油，然后从旁边的桶里舀一勺白色液体放进格子里，再撒点菜叶和肉沫，然后推进去蒸，蒸两分钟马上抽出来，再用刮片卷起来，中间切开，然后放进塑料袋里，我拿走。一个蒸炉一般有4、5层抽屉，阿姨要不停地抽出来、放好食材、放进去，那种节奏感简直像个低级别的杂技演员。显然这个早餐摊很耗阿姨的体能，但阿姨有无限体能。

可能还有其他种类的早餐，我不记得了。但我不认为这些早餐是那条巷子里的精华，精华是一种更简单粗暴的食物：西洋菜蘸番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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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家时一天顶多一块零花钱，但零花钱现在随父母的工资涨起来了，一天能有两、三块，其实我未必花得完，就算中午在校门口小卖部买一瓶汽水喝也花不完，所以放学的时候我还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傍晚，巷子里有一扇门会打开，一个阿姨在自己家门口摆了一锅开水，专卖烫熟的西洋菜，调料是番茄酱。很便宜，2毛钱、3毛钱、5毛钱都可以买到。我不仅没有吃腻，我这辈子从此爱吃西洋菜。这个出自滥造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好吃我不知道，但西洋菜和番茄酱的组合后来也没有出现在其它任何地方，只存在于那个巷子里的那道门口。都说广东人吃东西最注重食材本身的味道，那么这个小时候吃的开水烫西洋菜，可真是一个无法被反驳的证明了……我真想安利给陈晓卿，什么是大道至简。

我从小是个好吃的人，读小学那几年，我在校门口最常光顾的其实是那家小卖部，一个沉默的20多岁的年轻人开的小卖部。我错了。小卖部是很内地的叫法，再往北可能叫仓买，广东叫便利店或者士多店，但直接叫“铺头”更合适。“铺头”里有粟一烧这样的在TVB里打广告的膨化食物，但粟一烧有点贵，我买不起。好在后来有了奇多，买得起！这真是一个经典营销案例：小孩买奇多是因为每袋奇多里都有一个奇多圈。我那时候还没开始看足球，所以我最早是通过自己的奇多圈和同学的奇多圈认识了世界的纷繁奇妙：巴黎铁塔、荷兰风车、埃及金字塔、雅典神殿、比萨斜塔、伦敦大笨钟、印度泰姬陵、美国自由女神像……

铺头里还有很多瓶瓶罐罐，里面装了一些饼干、山楂、红薯干之类的零食，我经常买葱油饼和红薯干。别小看红薯干这种事物，那时候北方没有！有一天，大概三年级，我忘了是在买奇多还是买红薯干，我父亲已经到了，车停在一旁等我。我买东西的时候，一个六年级长得像古惑仔的学生看我不顺眼，从后面一边敲我的脑袋一边骂我“捞仔”（就是珠三角当地人对北方人的一种歧视性称呼）。我还是比较委屈的，但我老实巴交也不能反抗，只想着赶紧买完东西回家算了，结果发生了惊人的一幕。我买完东西回头看到我爸迎上去，一个巴掌刮到“古惑仔”的脸上，那声巨响震住了校门口所有人，时间至少凝固了0.67秒。“古惑仔”摸着自己的脸，好像也很委屈，但什么也做不了，走了。然后我若无其事地坐上父亲的单车回家了。

你看幸好那时候没有无处不在的手机摄像头和社交媒体，否则得闹出舆情来不可。《粗鲁家长替儿子出头，暴扇另一孩子耳光》《拘留！家长情绪失控，参与孩子斗殴》，若网络暴民们一拥而上，我爸准遭学校开除。还好，我早生了20年。我父亲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我在他难得的愤怒中感受到最原始的爱。

我现在也做父亲了，我更能理解那一巴掌的情绪。更能理解朱自清的《背影》。“我去扇他一耳光，你就站在此处，不要走动。”当然我也理解他带着一桶甲鱼南下找更好的工作了，能理解他在广州站不确定是顺德还是大良时的仓皇。人活在世上，是为了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但归根到底，是为了尊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食谈，作者：丰臻（一个跑遍世界的体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