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装界看，创业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要讨论一个最多人参与（过）创业的产业，那一定要谈谈服装产业。作为日消品行业，门槛低，流动性大，永不落幕，是这个产业的典型特点。在这一产业，不仅参与创业者众多，而且创业者的来源和创业模式也十分多元。

这两年，我们访谈了不少服装产业的创业者，也接触到了不同来源和不同模式的创业者，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向大家呈现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剪影，和大家探讨中国式创业。

从打工人到创业人

从几乎身无分文的打工者逐渐成长为创业者，是我们接触的大部分创业者的典型经历，是服装产业最典型的创业模式。

魏总，1973年生，江西赣州人，初中毕业之后就跟着亲朋来广东务工。1993年进入制衣行业，从车缝工做到车间组长，再做到制版主管，设计师。2003年有了一些积蓄，再加上借钱，凑了1万左右，开始自己办制衣厂。2023年，是他进入制衣行业的第30年，创业的第20年。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和奋斗，目前拥有一家独资企业，员工800多名，集生产、开发和销售一体，公司通过了迪士尼认证和NBCU认证，年产量达到1000万件，公司年产值1.2个亿。

杨总，1976年生，四川人，1992年就来到广东，1996年进入印花行业，从制衣厂保安做到人事主管，2000年开始学习跑业务，跑订单，2002年重新管人事，2003年开始负责监管生产，2006年开始创业，2022年退出印花行业。高峰期的时候工厂也有20多个人，重要客户包括以纯、施华洛世奇等。

这类创业者的典型特点是，白手起家，在制衣行业做的时间比较长，在很多岗位都做过，对整个制衣或者其中的某个环节非常了解，而且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做得比较出色，包括直接和客户接触、跑订单的业务员，对市场有洞察力的制版师，人事主管和生产主管等。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从一个打工人，成长为有人脉，有订单，有管理能力，对市场有一定把握的创业者。他们一般都是从家庭作坊做起的。自己或者夫妻两人，带着亲朋老乡几个人，一开始做同行（更大规模的服装制造厂）的外发单，逐渐拥有了直接对接品牌商的能力，家庭作坊逐渐成长为标准化服装厂。

这类人能够成功，不少是生活所迫。他们大多是生长在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庭条件差的家庭，不得不出来闯一闯，成家之后养家的压力也非常大，甚至不得不为改善家庭条件搏一搏。魏总出生在赣州农村，有8个兄弟姐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0多岁，结婚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之后生了两个小孩，老婆带小孩，自己一个人上班，养家的负担非常重。杨总也是如此，家里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在自己16岁那年因为尿毒症去世，结婚之后，尤其是生小孩之后就只能够靠自己一个人打工。

艰苦的生活体验让他们有了应对困难的韧性，也没有给他们退路，倒逼他们在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得不熬下去。在魏总的记忆里，最深刻的体验是饥饿，不仅是在农村老家，进城打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受困于此。1997年以前他们的打工收入不多，还要尽量往家里寄一点，留下的钱都不够自己填饱肚子。6点吃晚饭，在没有吃饱的情况下，要加班到12点，夜晚经常被饿醒。

实在没有办法，偶尔会去偷本地人的香蕉吃，很多时候只能去摘一种本地人不吃的酸橘子，吃下去再送一碗温水充饱，这样才睡得着。创业之后，最艰难的时候是资金周转出了问题，要去借钱。有一年因为几个重要客户没有及时给货款，订单却要照做，工人吃饭和发工资都需要钱，手头变得异常拮据，甚至连给工人买菜的150元都拿不出手。

创业总共借了10多万，六七万是要利息的，实际上亲戚朋友中能借的钱都借过了，最后只能够到菜市场找一个关系非常一般的老乡借钱。当时借钱的过程他记得十分清楚，因为那个老乡并不情愿借，他在老乡店门前软磨硬泡了2个多小时才借到。早上8点去买菜，10点多才借到钱，然后急急忙忙买了菜赶回厂里给工人把饭菜做好。在魏总看来，这样的苦实际上比挨饿还要难以忍受。

创业的前两年尤其艰苦，但是他们都坚持下来了，确实也没有退路。坚持下来的他们，在几年后终于见到了曙光，成为了从时代中受益较大的那一批人。

进入21世纪，一方面，中国纺织服装业紧紧抓住我国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得到了新一轮的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尤其是三来一补企业进入到中国。

另一方面，我国国内民众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消费力也在快速增长，一些品牌商逐渐成长起来。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大量的供应商，那些在服装行业打拼了多年，甚至大多在这些企业中工作过的服装人，拥有了创业机会。

他们的成功，也少不了熟人社会的支持。打工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在亲朋或者老乡的带领下出来打工，之后带着一帮亲朋老乡在厂里打工。在创业的时候，亲朋老乡在资金上也给了一定支持，大多在他们厂里打工，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遇上资金周转困难，和他们关系好的人可以几个月甚至一年暂时不发工资。

这类创业者如果细分，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前述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务工经商的创业者；

一类是通过在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供销员或者师傅习得市场技能，然后在本地开办家庭作坊，最后通过去全国各地包括中西部地区跑市场不断壮大自身的创业者，浙江的温州模式尤其典型。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个体通过长期闯市场，习得了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不同的是后者可以更多从所在地城镇化中受益。

“关系户”

与前一类创业者主要依靠后天努力不同，还有不少服装行业的创业者是“关系户”。在华南地区，在福建主要是闽南金三角地区和广东主要是珠三角地区两地的本地创业者中，这类人比较多。

黄总，1975年生，广州增城人，有不少亲戚在香港，也有回来办厂的。一开始他在亲戚的制衣厂学做衣服，两年之后在亲戚的资金支持和订单支持下开始办制衣厂。因为经验不足，他将实际的生产管理交给雇佣来的厂长打理，自己则只负责资金和订单。2000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挣了不少钱。这段时间，和很多本地老板一样，他将部分资金用于建出租屋，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厂房。2008年以后，生意开始没有那么好做，不少三来一补企业转移出去了，国内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2009年就关闭了制衣厂，开始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打理厂房出租。

吴总，惠州博罗人，40岁左右，1996年左右开始做服装，原来是养鹅的，因为老婆的姐姐是香港的，借钱给他开制衣厂。因为他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属于跟风进去的，两年后厂子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陈总，泉州晋江人，1968年生，2009年开始创业，创办了一个制衣厂，此前一直在自己妹夫开办的某知名运动品牌企业中工作。刚组建新的公司，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有400多人，就成为了某知名运动品牌企业的核心工厂。

陈总的企业虽然是独立核算的，但一开始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运动品牌企业，整个企业生产管理和面辅料商的管理都由后者主导，采取市场通行的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2018年以前，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客户除了运动品牌企业以外，还有不少知名企业，如太平鸟，巴拉巴拉，匹克，以纯，蕉下等。陈总之后还新成立了另一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鞋子。由于本地招工困难，到河南、江西和四川等地还另外成立了四个生产基地，员工达到1000多人。2018年以后，整个市场行情不太好，其他客户比较难做，逐步流失，对某知名运动品牌的订单依赖度开始提升。

广东和福建的本地创业者“关系户”比较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这些区域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快速涌入的“三来一补”企业，伴随而来的是大量外资和港澳台投资，和大量去海外、港澳台闯荡但和家乡持续保持联系的华侨。

另一方面是这些区域作为宗族型地区，人们创业成功后，更加愿意反哺自己的家乡，包括为亲朋创业提供支持。

这给本地人提供了充分的创业支持，实现了组织化的市场化，构成企业市场扩张和品牌打造的组织基础。尤其是在这类家族企业在经济上行期利用组织优势和本地城镇化优势发展到一定规模，充分吸收了现代化管理方式的情况下。

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个体市场经营能力弱，对关系等外部资源的依赖度高。

在本地城镇化模式下，关系资源和本地身份带来的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益的机会等，进一步强化了这类创业者市场根基不牢的问题。和前一种通过扎实的市场打拼和学习的创业者相比，尤其明显。

因此“关系户”们也更加经不起市场的敲打，在市场波动时更容易选择退守到一些相对容易获利的领域，比如当房东。退路较多也是他们退出生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东和福建的差异在于，作为三来一补企业的主要流入地，在高峰期更加容易从市场中获益，依靠土地获得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创业对个体市场能力的要求更低，因此在市场波动时也更容易退出市场。

创二代

创二代可以说是“关系户”的一种，但是从实践来看，服装界的创二代们与前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吴总，泉州晋江人，90后，从小跟着父母在服装厂里泡着，服装厂逐渐成长为以纺织服装为基础的集团型企业。在父母的支持下读了硕士，学习的是IT。在集团的子公司学习了几年的生产管理，之后就开始引导公司进行产业升级。因为对服装行业知识和互联网比较了解，因此将产业互联网作为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洪总，泉州晋江人，90后，实际上已经是创三代。大学主修的是工业设计。结束学业后，自己创办了一个插画工作室，办展的经历也给其做服装产业提供了灵感和经验。创业失败之后回归到家族企业，跟着父母学习管理知识。其所在的企业已经在爷爷辈手里完成了初始的资本积累，在父辈手里成功实践了品牌化战略。

30岁不到已经开始主导企业发展的洪总，自己就是设计师，将国际化、时尚化、年轻化和技术化作为主攻方向，并且致力于将东方美学巧妙地融入服装设计之中^[1]，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连续七次登陆米兰时装周官方日程。

总体来说，我们接触到的创二代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创一代的子女都不愿意从事服装产业。服装业是很辛苦的，工作环境和创业环境都不理想，社会认同度也不是很高，很多创一代不想让自己的子女从事服装业，他们的子女自己不想进入服装业也是常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创一代们还在担任主角，很多创二代们还在培养中，他们大量登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实际上，为数不多的创二代往往集中出现在一些创一代取得较大成就，创业平台较高，创业环境较好的企业。他们接手后，在充分学习产业知识的基础上，将自己学到的新东西和服装产业成功结合，促成了企业新发展，也是产业升级转型的积极力量。

其中也有不少的风险。一方面，整个市场转型和产业转型，对企业包括创二代提出了高要求。

另一方面，创二代虽然相对于创一代而言对新的东西更加敏感，但是在对产业本身的复杂性方面及其应对经验方面，却不如创一代。两代人因为时代和成长环境，个性方面等差异所促成的创业品性的差异，也会增加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创二代的成功，首先依托的是企业在经济上行期，上一代人甚至上几代人的深厚积淀，基本的运行和管理也离不开在企业深耕的“老人们”；其次才是个体市场能力的提升和转型方向的选择。

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家族企业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家族企业的优势，同时充分汲取现代化管理体系，培养和筛选出符合条件的管理者。

如洪总所在的企业就拥有一部“家族宪法”，从家族成员如何进入公司，到入公司后须在多少时间内具备成长为公司高管的潜质，到能力不足被劝退都有明文规定。也有企业选择将管理权交给职业经理人。

跨界者

跨界者也是创业者中十分重要的一类。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毫无相关性的跨界者，一类是具有弱相关性的跨界者。

王总，河南人，80后，2020年以前在河南做建筑工程，感觉到建筑工程开始下行，因此开始想做对外贸易。服装作为门槛相对较低的产业，对外贸易方面需求较高，因此就选择了这个赛道。在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浙江柯桥成立了贸易公司之后，通过和50多个老板接触，学习纺织服装行业的一系列书籍，开始对产业有了认识，并明确了自己的定位。

因为相比长期从业者，自己在生产方面没有优势，而且前者大部分人考虑到国外治安等问题，不愿意直接到国外去接触客户，开拓国外市场的能力较弱，王总选择到孟加拉这个第二大的服装出口国设点，直接接触客户。

其模式是，以孟加拉为支点，长期驻扎在孟加拉，一方面整合孟加拉国的一些供应商和国内的供应商，另一方面充分接触欧美的客户，很多时候直接跑到欧美等地去接触客户，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供需对接，并从中获益。虽然从业的时间不长，但是目前已经开始每年有几十万的盈利了。

梁总，东莞人，80后，2018年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一家集绿色、精益、智能、敏捷 为一体的纺织印染行业示范工厂。梁总和几个合伙人，原来都是做互联网的，并立志成为行业领先的精益、智能制造、纺织印染技术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

刘总，湖北人，1995年大学毕业，当时被分配到体制内，主要做财务工作。但是因为收入太低，1997年就来到了广州。因为学习财务方面的工作，当时工作不好找，而当时服装产业发展比较快，招工需求较大，就进了服装产业。因为有点英文基础，第一份工作是做服装外贸公司的跟单员。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就到了一个港资企业做主管。以一个公司待的时间不超过五年为目标，刘总去了很多企业，从g2000，到澳大利亚的一个外企，到美邦、裂帛和茵曼，再到希音，管理层级不断提高，方向主要集中到供应链管理这一块，深度参与到裂帛、茵曼和希音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建立中。

因为对供应链管理和互联网都比较了解，刘总于2016年创办了简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服装供应链管理系统和全渠道供应链云平台的研发、销售、实施和售后服务，利用自己从业多年的优势，对产业症结问题的了解不断完善平台，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入驻该平台，并从中受益。此外他还创办了一个工厂，是希音中高端品牌的供应商之一。

以上大多为相对较成功的跨界者，在其他赛道积累的市场能力和资本积累等，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在服装业找到了结合点，也成为了服装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大部分跨界者是不成功的，或者没能够发挥这么积极的作用，只是将服装界的创业当作过渡或者跳板，服装界的创业只是他们创业经历中的一部分。我们在和一些创业经历丰富的人访谈，都能够从他们多元的创业经历中找到几年在服装业创业的经历。

服装业的门槛低，进入很容易，同时具有竞争比较激烈，波动性和流动性大的特点，因此造就了很多“快进快出”的跨界者。

这类跨界者，部分从服装产业赚了点钱，发现了更赚钱的门路，就转行了，也有部分是因为亏了钱不干了的，给服装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也带来了一定混乱。

服装界创业的特点

整体来看，服装产业的创业者中，最多的是第一类和最后一类，凸显服装界创业的大众属性。这与服装业本身的特点高度相关。

首先，服装产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对劳动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劳动力高效充分利用且整合成本低，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较大。这提升了创业机会的开放性。就大多数普通的农民工而言，足够勤劳甚至愿意“自我剥削”，使得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在长时间的工作中，劳动技能逐渐熟练，经验变得日益丰富。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依托熟人关系，低成本将一群勤劳且愿意自我剥削的亲朋和老乡组织起来，从事服装产业，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竞争力。

其二，规模效应不明显，降低了创业门槛。

这一方面是服装业本身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订单波动大，劳动力组织规模相对较小，灵活性强，更加适应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标性，加大了规模化经营的难度。

因此大部分服装产业的创业者，都是以家庭作坊和“夫妻店”起步的。大部分创业主体以小微企业和微微企业为主，用工规模不大，而且用工灵活。

其三，因为初始投入较少且固定资产投资较少，属于轻资产创业，进一步降低了创业门槛。

服装业的设备，主要是服装制造环节的设备都属于轻型设备，花上一二十万，买上几台缝纫机，再租一个一两百平的民房就可以开始创业。

其四，产品材质和款式，尤其是款式具有非标性和多样性，多变性，这强化了创业成功的偶然性，也意味着创业机会增多，创业机会具有分散性。

这也是创业具有大众性的重要前提。以快时尚行业为例，做出爆款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偶然性，持续做出爆款也比较困难。这一点在消费互联网得到充分发展以前，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五，这种大众性主要体现在中低端制造业和服装制造环节。

从产业链来看，不同环节的产业属性存在一定差异，其创业的大众属性也存在差异。和服装制造相比，纺织和印染等环节具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创业门槛也相对更高。印染环节作为合规治理的主要对象，合规化的推进也在提升其创业门槛。

其六，从发展趋势上看，创业门槛在不断提高，其大众属性也正在弱化。

首先是因为中低端制造业和服装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优势不再明显，当前青年人就业和创业要求与产业发展不适配，再加上贸易战和东南亚等国中低端产业的冲击，进一步压缩了中低端服装制造发展和创业空间。其次是因为产业竞争模式的转变，提升了创业门槛。

在小单快反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在产业互联网企业或者行业组织的主导下，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联动能力提升，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单个企业对龙头企业的依赖程度提升，产业发展对单个从业主体的要求提升，创业的门槛因此提高。

然后是因为合规化作为产业治理的重要内容，被视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也增加了创业的成本，进一步提升了创业门槛。

再次是因为行业信息愈发对称，竞争标准的模糊空间逐渐被压缩，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创业者将会变得愈发艰难。

最后是因为产业升级变得愈发紧迫，一些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品牌化、国际化的能力提升，在整体产业竞争力提升层面的作用也会愈发突出，那些在技术、资本和知识等层面具有优势的跨界者，创二代们和长期耕耘者将更多地登上舞台，对产业发展方向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式大众创业何以可能

服装业是传统产业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行业。透过服装界创业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产业的整体发展历程。

从服装业创业者的经历和创业发展历程看，我们似乎经历了一个大众创业时代。在这个时代，大众创业或者说创业的大众属性，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大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工提供了一种相对可及的向上流动的通道。

其二，大批创业者的产生，提升了整个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强大国内市场生成的重要基础。

其三，以服装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成为了社会投资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助于提升大众资本的流动性。

其四，大批创业者的进入，也使得整个产业处于一种相对充分竞争的状态，虽然增加了流动性，也增加了竞争无序和白热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升了创业者倒逼自己不断创新，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动力，催生出一种因充分竞争而产生的渐进和分散的创新机制，也提升了产业的整体韧性，从而提升了我国创业者和相关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大众创业好处多多。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真正实现大众创业并不那么容易。对于人口大国的中国而言，尤其不容易。

总体来看，成就了中国式大众创业时代的主要因素如下：

其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所搭建的重工业体系，为提升国家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催生出具有资源统筹，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抑制地方主义等能力都较强的中央政府，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基本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得以逐渐生成并完善。

结合地方政府在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能力，我国得以顺利且高效承接了先发国家第四次和第五次产业转移，大量企业在适合的区域快速集聚。

其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资源基础。

强大的国内市场也解决了外部产业转移的周期性和波动性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多元发展和有序发展，尤其是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对只在劳动力方面具有相对明显优势的农民工具有亲和性的传统制造业和相关产业集群的多元、有序发展，给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

其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推动下，农民进城的限制被解除。

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础医疗水平提升和教育能力提升的支撑下，在家庭主义和农耕文明的支撑下，以身体和知识素质得到提升的状态，带着勤劳，坚韧，规训程度较高等就业品性进入到市场中，成为了适应现代工业体系能力强，积累能力强的产业工人，为创业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村社共同体发达造就的组织化的市场化机制，同乡同业的充分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他们迈过创业门槛，应对风险的能力。

其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尤其是集体所有制的支撑下，生产资料分配的大众化，为创业机会的充分供给和充分开放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发达地区表现为各级政府和本地村民等主体都参与到土地开发，践行一种统分结合的土地开发模式，适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需求，也为不同主体创业提供了成本适配的空间基础。

对于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而言，这一制度的践行，使得他们在市场波动时或者创业失败之后依然有退路，可以回到农村养精蓄锐，从头再来。

在内外部因素结合的情况下，处于短缺经济的中国开始实现经济腾飞，在市场闯荡的人充分汲取了这一波时代红利，成就了中国式的大众创业时代。要知道，这些在中国被看作是常态、理所当然的条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不具备的。

以印度为例，同样作为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因为各邦法律政策体系不同，地方利益集团盘踞，宗教问题等，仅仅破除地方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条就举步维艰。

大众创业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事实是，大众创业时代已经过去。

最典型的表现是我国以服装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已经高度成熟，进入到一种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强过剩中，再加上信息高度对称和贸易战等外部冲击增强等因素的影响，创业机会减少，有限的回报较好的创业机会也局限在高技术、高知识和高资本层次，只对少数诸如创二代、跨界者和资本能力强的人，在这个领域中深耕且能够快速跟上时代的人开放。

而相对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是对最大多数人开放，且提供最多创业机会的赛道，这一赛道变得封闭，意味着整体上创业机会大大压缩。

商服业尤其是中低端商服业和农业，作为相对具有大众性的创业赛道，其形势也不容乐观。撇开商服业和农业的创业门槛会因为资本的长期入场而门槛变高不谈，当制造业的赛道吸纳创业者能力有限时，商服业和农业赛道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进一步压缩了其创业空间。

调研过程中，很多出于合规化和贸易战等原因被传统产业淘汰的从业者，包括企业家，进入农业和商服业领域投资，导致某些领域投资过热，比如珠三角原来从事传统制造业如家具行业的大量老板进入水产养殖业（如小棚虾养殖），加剧了水产供给过剩问题。这类情况比较普遍。

这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倡导大众创业和返乡创业，因为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大众创业时代已经过去。在新的发展周期到来前，很多领域，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中低端商服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创业机会都会相对稀缺。

政府也没有必要刻意通过一系列政策和资金支持来引导企业加大创业机会减少的领域的投资，这不仅会导致财政资源浪费，还会加剧这些领域竞争内卷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新的发展周期到来，也很难改变创业机会不断减少，创业门槛逐渐变高这一现实。

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尽量保留有限的创业空间，或者说要降低因为不合理的产业治理引发的创业机会减少，创业空间压缩的问题。最典型的问题是合规化推进速度和方式问题。

在成本领先主导的竞争模式下，服装产业长期处于控制成本的压力较大的状态中，创业者在资源使用时往往具有非正规化的特点，包括空间和相关生产工具使用的非正规化，招工的非正规化等等。

因为资源的非正规化使用是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一种主要方式，而这一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降低对这一方式的依赖，并不容易。而创业具有分散性和大众性，流动性大，加剧了合规治理的难度。

在产业治理实践中，合规化被视作是倒逼产业升级的一种力量，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来从业和创业门槛提升这一后果。

更关键的问题是，为避免因为合规问题遭遇一票否决，各地不分产业，不分阶段的强调高标准的合规化，甚至以此为由倒逼产业转移，导致很多传统产业集群包括服装业遭遇到了不合理、成本过高的合规治理。

因此，产业竞争力下降，或加快向国外转移的步伐，甚至整个产业集群的覆灭，抑制了其作为为大众提供较多创业机会的平台发挥积极作用，也降低了很多领域创业机会的开放性和大众性。

探索适应不同产业和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成本相对较低的合规治理方式，尤为重要。

创业机会减少，还会在以下两个方面给整体经济发展秩序带来挑战：一方面，当创业作为向上的流动机会逐渐稀缺的情况下，其他提供向上流动机会的赛道比如教育会变得更加拥挤。这意味着教育公平，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变得愈发重要。

另一方面，创业机会减少，也会对资本的流动性带来不小的影响。创业机会多，投资动力强，资本流动性就大，反之资本流动性会降低，尤其是分散在大众投资者手中的资金。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接纳社会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牵引力量的式微这一客观事实，其次要结合产业发展新阶段创业模式的转变，从而提高社会投资的效率。

从产业发展来看，在贸易战、经济下行和供应链出海等产业发展新形势下，一些关键环节如产业互联网的技术突破变得愈发紧迫，供应链各个环节联动发展和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需求也变得愈发迫切，应该适度引导原本分散的社会投资能够向这些领域集中。

参考文献：‍‍‍‍

[1] 洪总的信息来源为笔者在世界服装大会上听到的洪总的发言和网络信息。没有面对面的访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作者：李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