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与大众的韩国文学

202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点公布。韩国作家韩江斩获此项殊荣，成为亚洲首位女性诺奖获得者，亦成为韩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消息传来，韩国的一些网络书店一度因无法负荷一时间涌入的巨大流量而瘫痪。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亦在当晚发表贺电，以第二人称恭喜韩江：“你将我们现代历史的痛苦创伤升华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对你提升韩国文学的价值表示敬意。”

10月11日，据韩江父亲、小说家韩胜源透露，是夜，当来自瑞典的电话打来时，韩江曾以为这只是一通无聊的诈骗电话。故当她在获奖后，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她谦逊地表示：“我很惊讶自己竟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也感到很荣幸。我是伴随韩国文学长大的，我与韩国文学非常亲近，所以我希望这个消息对韩国文学读者、我的朋友和作家来说是件好事。”

2016年，韩江的小说《素食者》被翻译成英语出版，这是她作品的第一个英译本，尽管译文不够忠实，但这部作品依然拿下了当年的国际布克奖，韩江由此受到国际文坛瞩目，而仅仅8年后，她便拿下被读者广泛视为国际文学界最高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并且注定将成为韩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

《素食者》

[韩]韩江|著

胡椒筒|译

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韩国文学与“弱势文学”

毫无疑问，“70后韩国女作家韩江”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其所带来的观感可谓大相径庭。前者仍被黏在诸多快销品般的文化符码之中，这些符码，关乎国别、性别与代际，它们星散如空旷广场上鸽粮，吸引着读者候鸟般浅尝辄止的啄食；后者的力量依然来自某个符码，但此一符码已经沉重到可以被称作“文化资本”。

自创立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反复上演着赋魅与袪魅的过程，不断描绘出世界文学的地平线又将之匆匆拆除，只留下黄昏中沉默的脚手架，人们想要登上这个脚手架，观看世界文学的宏伟图景，看到的却仿佛是一个楚门的世界：任何批评标准都摆脱不了人造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能说，是诺贝尔奖将韩江抬升到了世界文学的场域，尽管在普通读者眼中，韩江的作品即使并非所谓韩国文学的“正典”，也可以作为检验“正典”成色的试剂。

不过，当我们谈论韩国文学时，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当代流行文化产业对它的遮蔽。自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国”的主张以来，韩国流行文化发展迅猛。今日我们对韩国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整容、电影、K-pop，普通国人看到的韩国，是广告里如扑克牌般时时更新的明星面孔，是深深嵌入高亮手机屏幕里的流水线音乐；电影爱好者则会关注韩国电影近年来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取得的成绩；古典乐发烧友知道韩国在古典乐领域早已人才辈出……

然而，述及韩国文学时，最普遍的反应仍是，韩国这样将文化当成产业的国度，不会有文学存在的土壤。这无疑是一种悖论，韩国文化素来是大众的，可最该代表韩国文化的韩国文学却从来只是小众的。虽然，韩国流行文化影响下，很多国内的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许多韩国文学作品，如高银的《春天，得以安葬》、李沧东的《烧纸》、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孔泳枝的《熔炉》等。但这些作品大多被归为畅销书而非严肃文学。读者展读它们，是要捕捉那个熟悉而陌生的邻国的稀薄印象。

与之相比，日本文学就不会引起分类学上的疑问，我们当然知道东野圭吾、渡边淳一应该归属于通俗文学，也知道应该把书架中最醒目的位置留给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之类的纯文学作家。

因此，我们可以在吉尔·德勒兹的意义上，将韩国文学称为一种“弱势文学”。这位法国哲学家在其《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一书中提到：“弱势文学不是用某种次要语言写成的文学，而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头一个特点是语言带有一个显著的脱离领土运动的系数。”

《什么是哲学》

[法]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著

张祖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7月

韩国学者赵润济在他写于1949年的《韩国文学史》中提到，韩国人用纯粹的谚文书写文学作品的首次尝试，是开化党人俞吉于1885年出版的《西游见闻》。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韩国文学都是在汉字内部发生的。两班贵族并不将汉字视为外文，他们对汉字的精妙凝练推崇备至，反而把用来书写韩语的谚文贬斥为女性与穷人的文字。1884年甲午更张后，在日本统治下，韩语沦为日语内部的另外一种语言。

这便是为何我们称韩国文学为“弱势文学”，它正如德勒兹描述的那样，被交替出现的主要语言挤压到极度边缘，近乎失语的位置，而正是在失去语言后的空白里，籍由谚文，韩国作家完成了对一种想象共同体的重建。

夹缝中的失语症侯

“失语”同样是韩江小说中的关键意象。她创作于2011年的中篇小说《失语症》直接回应了这个话题。这部小说没有复杂如细密画挂毯般的情节，没有刻意炫技的叙事技巧，只是用男女主人公的双视角缓缓铺开整个故事。

我们得知，女主人公经历丧母与离婚的双重打击，又在漫长诉讼折磨后失去了自己9岁孩子的抚养权，正当人生陷入混乱之际，童年时一度困扰她的失语症再度发作；而男主人公则一直背负着失明的诅咒，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如今在首尔一家补习班里做希腊语教师，小说前半段，当这两位主人公相遇，男主人公总高踞于讲坛之上，谈论他所钟爱的希腊语和柏拉图，缥缈得好像来自另一个理念世界。

在男主人公心中，希腊语因其古奥、凝练，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语言。它是一架过分精密的机器，词语在其中透过微妙的词型变化紧紧咬合在一起。在柏拉图手上，希腊语臻于完美，如同抵达抛物线的顶点，其后便是不断衰弱，语法稍稍变得松散，适合口头言说而非铭写于蜡板、羊皮与莎草纸。他在异乡漂泊，尚未熟稔德语之际，便进入了由这门死语言搭建起的世界。

对他来说，古典语言所具有的死亡气息，构成了一个“寂静且安全的房间”，相较女主人公病理性的失语，他似乎也在精神上陷入失语的状态。一个情节是，当他觉察出女主人公的异常，想要用手语和她沟通时，他下意识地打出了德语的手语。韩语在这一瞬间被遗失了，一如它从女主人公的唇沿剥蚀那般。文字徒劳地为它自身的意义所劫持。

我们很容易把《失语者》读作一个隐喻，它意欲讲述攸关性别差异的寓言，其中，女性的话语权消失了，而男性视而不见。或者，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装入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认为女主人公便象征着这个国家，它在长时间的昏睡之后陷入失语，准确地说，是它吐出的语言如蛛丝般绑住了自己，短暂唤醒它的，是一个法语词，这个词将它召唤进现代世界之中，由此开始了首尔大学张庆燮教授所说的“压缩现代性”历程。

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庭政治经济学》一书前言中，借菲茨杰拉德小说《本杰明·巴顿奇事》中主人公返老还童的故事，比喻现代韩国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认为“近代早期的全球政治秩序迫使韩国这个拥有两千年统一历史的隐士王国在一夜之间被迫回到其幼儿时期”。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庭政治经济学》

[韩]张庆燮|著

司炳月孙彤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但文学并非上述理论的简易图解，韩江作品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她对密度与节奏的把握。初登文坛时，她以诗歌与短篇小说见长，诗歌的语言训练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近似歌剧般的结构，咏叹调与宣叙调交替出现。当抒情的时刻出现，作品就不再以散文的形式分段，而是直接以诗歌的方式呈现语言一瞬间的褶皱。

这也正是小说与故事产生分野的地方，现代性的书写意味着语言反复关照自身，而越来越多的言说反而导向越来越多的沉默。我们可以从兰波、贝克特的后期作品中看到，语言正是在言说的不可能性中发生，它构成一种极致的浓缩，作品在两三个简短的句子里完成。此类向诗的冲刺更经常地出现在写于2016年的中篇小说《白》里，如同导览册般，透过对物的素描，《白》为我们展现了韩江写作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命题：历史应该如何被铭记？在历史中受创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当山川知道这一切

一条拒绝的轴线贯穿于韩江的写作：《植物妻子》（2000）拒绝情感，《素食者》（2007）拒绝食物，《失语症》（2011）拒绝言说，还有最重要，写于2014年的《少年来了》与2021年的《不做告别》，这两本书显豁直截地告诉我们，以上所有的否定性，都应该朝向一种最终的否定性：拒绝遗忘。这两部长篇小说以历史事件为蓝本，如《不做告别》描写的，乃是1948年4月3日至1954年9月21日间发生在济州岛的白色恐怖。在此期间，全岛10%的人口惨遭屠杀，但意识形态的分裂遮蔽了这场人间惨剧，直到2000年韩国政府才正式着手调查。若不了解这段历史，很难想象韩江洁净如冰层的叙事下潜藏的巨大暗流。

中篇小说《白》处在这两份厚重的历史书写之间，仿佛绳结般沟通两者。这部以碎片形式写就的小说，始于韩江的华沙之行。《白》之中有个体层面的伤逝，叙述者时常提到她夭折的姐姐，如同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写到的，那位夭折的姐姐如同叙述者的分身，代表着向另外一种可能性打开的人生，一个被命运替换的人生。然而这部小说的介怀并不只限于此，它更在华沙与韩国的对比之下，关照着人们反思历史的方式。

《白》

[韩]韩江|著

陈允然|绘

胡椒筒|译

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

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观点在此可作为参考，他认为，正是废墟与瓦砾构成了战后波兰诗歌的核心意念，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义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解体。”韩江在参观华沙抗争博物馆时，看到1945年毁于纳粹炮火的华沙，倒塌的建筑物构成了一片无尽的白色。在《白》的后记中，她写道：“那天回家时，我想象着某个人，那个与这座城市有着相似命运的、被摧毁后仍能顽强重建起来的人。当我意识到那个人就是我的姐姐，只有借由我的人生和身体才能挽救她时，我已经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了。”历史与个人的伤逝由此被结合在一起，《白》的核心意念也在姐姐死亡的那个夜晚得到揭示。当时，母亲在悲痛中不断地咕哝着一句话：“一定要活下去。”

正是这句话将《少年来了》与《白》联系在一起，在那个黑暗岁月里抗争的人们，面对全斗焕军政府的刑讯逼供时，同样说出了这句话：“一定要活下去。”相似的意念，亦见于1980年代广泛流传于韩国民间的民谣《献给你的进行曲》。这首改编自诗人白基琓诗作的歌曲创作于1982年，其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歌词：“岁月虽然流逝，山川却会知道。”这句歌词回答了在黑暗年代，单单“活下去”就将背上多么可怕的重荷。

当一切光亮消失时，“活下去”不会再仅仅意味着无限制地让肉体存续，相反，它要求你打开双眼去看，打开双耳去听，用生命去铭记死亡，用忍耐来换取少许希望，即使注定要被遗忘，被诬蔑，被损害，仍有比山川那般人世更永恒的存在会记住我们。现在，每年的五月，整个韩国都能听到这一首献给韩江的故乡光州的进行曲。不过，仪式化的存在是否反而滋长了遗忘？韩江的历史书写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她用冷色调的词语，竖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人们，过去的幽灵依旧在当下蛰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