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国逆袭，有多难？

《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句话换个对象也成立：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

那么，决定成功/失败的根源是什么？

10月14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三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后两者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中强调：

包容性制度。权力分散、鼓励创新和投资、保护产权，能快速建立起自由市场机制和现代法治，刺激当地经济走向国际化和繁荣。

汲取性制度。社会等级分明，法律到了一定阶级以上就不再生效，故意建立不平等规则维护利益，阻碍自由市场的成长。

简单来说，法治、自由和开放导致富裕，相反则会导致贫穷。

在当下混乱的舆论氛围中，必须要明确一点：这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拍脑袋的结论，它是经过大量事实和数据证明的科学。

同样的民族、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缘，只是因为选择不同，最终的差异极可能是天翻地覆的。

比如，曾经的东、西德。

50年代，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西德从废墟中重建。鼓励市场竞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迅速成为欧洲经济领头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东德重视重工业，但忽视消费者需求和创新，几乎完全不允许竞争。

虽然，东德也是发达国家，根本谈不上多差，但要看和谁比。

1989年，东德民众大规模西逃，导致柏林墙危机。当时，西德人均GDP2.3万美元，东德人均GDP1.1万美元。

时至今日，柏林墙虽然已经倒塌了三十多年，但在教育、宗教、经济、政治……几乎方方面面，东部与西部始终存在差距。

东部五州的人均GDP和养老金总额，整体上只有中西部的三分之二水平（当然也很富有）。

……

又比如，曾经的南、北越。

与德国一样，南北的差异，直至统一49年后的今天，仍然普遍存在。

越南南部GDP占全国总量超过三分之二，仅仅胡志明市，占比就高达18%。

按越南标准，北方贫困率为10.4%，南方为5.6%。

……

如果你去越南旅游，与当地人谈及南北战争。

多数情况下，北方人都会很自豪，认为自己击退了殖民者和侵略者；南方人的优越感则在于，他们认为是南方几十年如一日为北方输血，如果当初各自独立发展，未必会输给今天的韩国……

不过，世界是复杂的。

上面的公式确实能解释普遍现象，但具体到不同时期，或许要复杂得多。

人是会变的，制度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比如，仍然在对峙的南、北韩……

一、汉江奇迹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日据时期，实行“南农北工”政策。绝大部分工业设施都集中在矿产丰富的北朝鲜，南朝鲜主要作为粮食和棉花产区，差异极大。

客观来说，北方的底子比南方强不止一筹。

三年战争后，南方原本就脆弱的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彻底成为废墟，南北差距也越来越大。

没有工业支撑，连仅有的农业也摇摇欲坠。

1956年，韩国全年粮食产量仅400万吨，原本的粮食产区，在产量上还不如以工业为主的北方。

此外，北、南两国，化肥产量、纺织品产量、捕鱼量之比分别为10倍、1.7倍、1.4倍，差距同样十分明显。

直到1961年，韩国人均GDP仍然只有82美元，远远低于当时低收入国家94.8美元的标准，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全国2400万人，200人以上的企业只有54家，失业人数高达240万。在煤矿，24%的矿工是大学生，50%以上是高中生。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高中生含金量有多高？但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甚至还抢不到。

现在有个词叫作“脱北”，但彼时恰恰相反，“越北”才是热门词汇。

英国《经济学人》时评：“期望韩国的发展，就好比期望垃圾桶里开出鲜艳的玫瑰！”

依然借用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的一句话：如果你渴望工业化，必须先做好发展农业的准备。

现代日本崛起的前提，是将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使全体国民拥有基本的消费能力。

有关日本土改、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举措，我们在《日本大米荒背后》聊过一些。

现代韩国发展的路径，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

战后的韩国，之所以如此贫穷，除了工业基础匮乏，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土地高度集中在少部分私人大地主手里。

全国60%以上的耕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全国农户仅有13.8%属于自耕农，绝大部分都是佃农，农民的综合税率高达50%。

50年代，迫于美军压力，李承晚政府全面实行土地改革，规定农民用五年时间、付出土地年产量的1.5倍给地主作为补偿款。

几乎是白嫖得了耕地，子耕地占比迅速提高到96%。

但无论如何，拥有了生产资料，民间才能进行广泛的原始积累，为后来的工业化、乃至实现“汉江奇迹”，打下了基础。

60年代，韩国开始从纯农业国向轻工业升级。

1961年，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府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促进出口和控制进口积累外汇。

本质上依然处于积累阶段。

韩国毕竟不是日本，后者本身曾经就是工业国，农业国想要工业化，初期只能由政府推动。

1. 与美国达成协议，向越南出兵30万，换取1.5亿美元贷款，并承包大量建设工程。

2. 顶着民间一致反对，与日本签署《日韩基本条约》，获取5亿美元贷款和底端产业转移。

3. 向西德派遣5000名护士、5000名矿工，换取借款，这些人年均为韩国创汇5000万美元，一度达到了GNP的2%。

4. 承包环境恶劣的中东建筑订单，先后派遣100万劳工，去沙漠赚取外汇。

5. 在美军基地周围建立“军营镇”，鼓励女性提供服务，并称她们为“为国家赚取美元的爱国者”。

……

在此期间，韩国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所有人都在燃烧自己。

以至于，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对韩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根本不用睡觉。

为了保证燃烧国民赚回钱不白费，政府甚至把国内的企业家关起来，逼迫他们同意发展见效慢、利润低的重工业，同时给予它们强力的保护。

1. 倡导“身土不二”，鼓励国民使用国产商品；

2. 提高关税，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限制国民使用外国产品；

3. 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汇必须用于技术引进和工业发展，违者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

毫无疑问，直到这一时期，韩国根本不是“包容性制度”，反而像“汲取性制度”，很多做法比苏联模式更激进。

但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1960~1980年，韩国人均GDP从82美元增长至1592美元，制造业年均增长率16.6%，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高达54%。

这或许也是下面这张图想表达的，在积累阶段，汲取性制度效率更高。

如果韩国不如此激进，或许也能越来越好，但明显不可能如此快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是继续带来高速增长的汲取性制度，还是改换成包容性制度？

如果不变，短暂的高速增长后，迎来的将是更长期的坠落；如果能变，就能在高速增长期后，继续增长。

很明显，韩国成功转变了。

二、比奇迹更宝贵的是……

国有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到70、80年代，形势渐渐有了让人熟悉的变化。

彼时，韩国没有私有银行，而国有银行由政府严格控制，放贷全靠政府指令，企业经营状况和信用评级反而是次要的。

巨大的运作空间，造成了严重的贪腐，金融领域的不良经营和亏空现象愈来愈严重。

到70年代末，GDP增速迅速下滑，通胀率一度飙升至30%以上。

很快，欣欣向荣的韩国经济就已经发展到债台高筑，企业腐败严重，管理机制僵化，政府指标不符合实际等诸多负面情况。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遇刺身亡。次年8月，全斗焕就任总统。

全斗焕时期，韩国依然是高度威权社会。

但在经济方面，全斗焕与朴正熙几乎是背道而驰，取消朴正熙时期的《有关国家保卫的特别措施》，开始抛弃高度统制：

1. 减少大量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

2. 大规模私营化改革，激发了企业的经营活力；

3. 实行金融自由化，将五大商业银行股份出售给私人，放松对外国投资的管制。

4. 颁布《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促进公正自由竞争；

5. 提出“改善企业素质措施”，强行砍掉102家没有竞争力、单靠政府补贴来生存的企业（约占财团所控企业的16％）。

……

同时，相继出台扶植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调整法》（1982年）和《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86年），鼓励发展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业特别法》（1985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工业发展法》（1986年）。

全面自由化后，韩国经济立刻重新焕发出活力，数据是最好的答案。

1980年韩国GDP增长率是-3.7%，1981~198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2%，通胀率也从1980年的28.7%降至2.3%……

1980年韩国的总储蓄率是23.8%，1983年达到30.4%；经常项目逆差从1980年的53亿美元下降到了1984年的14亿美元， 同期经常项目逆差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下降到2%；1980年韩国出口总额175亿美元，到了1985年突破300亿美元……

1986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2.9%，而物价增长仅为2.8%，制造业资本自由化率达到97.5%，投资环境近于完全自由化。

1988年，失业率达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也给力，借助80年代中期“低油价、低汇率、低利率”三低利好，韩国第一次开始有能力减少外债。

正如前文所说，韩国的原始积累，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靠借。

虽然全斗焕在韩国人眼中不算好人，但如果不是他结束计划统制，韩国最迟在80年代末，就可能如东欧国家一样，被巨额债务拖垮。

繁荣继续。

正如60年代日本提出“一亿总中流”概念一样，80、90年代的韩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稍微努力下就能跻身高收入群体。

所以人人奋进。

全斗焕倒台后，韩国正式进入皿煮时代，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

1992年，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投资国内股票市场；

1993年，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同时给予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国民待遇；

1994年，取消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国外证券的限制；

1995年，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韩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

1997年，取消国内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限制……

然而，面对市场的剧烈波动，韩国政府担心国企和银行受到冲击，重新恢复了利率管制。

一些重要改革措施迟迟未能出台，甚至出台后又被取消。

半途而废的改革，埋下了很多隐患，有些直至今日仍无法消除。

1997年11月，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国民经济陷入衰退，曾于1995年获得的“高收入国家”头衔也一度失去。

直到金大中上台后，进一步消除官制金融风气，才将一度迷茫的韩国重新拉回自由化、国际化改革道路，2000年后再度迅速崛起。

比如，外资可以投资非上市公司，甚至允许外国人拥有商业银行和成为银行高管——利用外资参股整顿金融系统。

他还试图推动财阀业务互换，以打破财阀的垄断，但是很多财阀则趁机垄断了更多的领域。

再之后的事情，更加错综复杂而精彩，但不是本文的重点。

三、尾声

韩国几十年的发展，的确有很多不光彩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基本事实。

比如，汉江奇迹那一段历史，中文互联网相当一部分人固执地认为，韩国的崛起就是靠美国援助、男人流血等等，跟自己关系不大。

首先，如果靠外援就能经济繁荣，那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许多国家，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其次，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是这样的，韩国并不是个例。

英、法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劳动时间甚至还要超过韩国人。

……

数据不能证明所有事情，但绝对能说明大多数事情。

1961年，韩国人均GDP82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1994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2006年，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3年，人均GDP达到35570美元，超越日本……

至少在经济层面，韩国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而它的成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制度影响繁荣”这一研究的正确性。

哪怕此时此刻，许多人对韩国式的内卷和阶级固化感到恐惧……平均每年有60万人移民海外，远远超过出生人口（2023年23万），移民率冠绝世界……

这些现象都很不好，但也很难说多坏。

韩国人吐槽的生活，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他们的北方同族，做梦都羡慕的。

至少对普通人而言，在一个现代国家生活的下限，远比在古代生活的上限高得多。

就像我们身边的许多人，时常会抱怨大环境这不好、那不好。

但再怎么抱怨，难道真有人愿意回到50年前、甚至100年前去？

不会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格隆，作者：万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