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没有夜市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作者：赵小南，编辑：南七道

深圳有夜生活。在深圳，可以在购物中心咖啡店坐到深夜，能在凌晨找到烧烤店子，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更是数不胜数，这是一座不夜城。但深圳很少有夜市，那些由小摊小贩组成的集体夜市，这在邻近的广州、香港随处可见，但在深圳却屈指可数。

50岁的张大爷，在深圳摆摊超过20年了。他在龙岗区细靓村卖荆州锅盔，一个梅干菜锅盔只卖3元，有固定门面的连锁品牌，同类型锅盔11元一个。在房价飙升的深圳，餐饮从业者要活下来，关键是控制租金成本。很多小贩选择了街边摆摊，由于没有成行的夜市，他们只能流动性经营。

深圳西乡盐田步行街（赵小南摄）

尽管不用承担高昂的租金成本，但小贩要应对城管。张大爷经营20年，他的摆摊史就是和城管的斗争史，“城管第一次来就让你走，第二次来就把你的摊子没收了。”去哪里摆摊要看城管巡查情况。像他这样的小贩还有很多，他们游走在深圳地铁出入口或城中村。但深圳很少有摊贩成群的夜市。严格意义上来说，深圳没有夜市生存的城市基础。

中国和国外多个城市的夜市，都是坐落在在当地历史悠久的老街，甚至会成为城市的一个景点，游客同时可以观光和消费。西安、洛阳、台北、日本京都等都是如此。繁华的夜市，对其它街道形成了示范和拉动作用，越来越多的街市形成当地特别的夜市文化。

在深圳政府官方网站上，深圳定位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北上广比起来，深圳很年轻，建市只有40年左右。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图画。”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的资料，深圳是东西走向的狭长的地形。1982年提出总体规划图“规划了中轴线、方格路网。整个城市采用组团式的布局，形成带形城市工业区。”

这样规划的好处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深圳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效率，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浪费。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这样规划的弊端也逐渐暴露。

王富海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城市规划建筑公司，也是一名城市研究专家。他在《从规划体系到规划制度——深圳城市规划历程剖析》里指出，“在编制内容上，控制性详细规划过分追求‘可操作性’和成果的速成，只求满足开发建设的基本功能，对规划一贯追求的城市美学和人的行为环境极少涉及，基本抛弃了规划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滚动性等原则，造成城市景观的混乱，城市特色的流失。”

市民也批评深圳的城市建设“有建筑无空间，有单体无群体，有道路无街区，有空地无环境”。换句话说，深圳有的是大马路、大高楼和大商业，但没有小街道、小市民和小商贩。也就是说深圳缺乏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而这是夜市能形成的文化基础。

这样的规划思维之下，深圳出现了宽阔的深南大道和滨海大道，出现了繁荣的天安数码城、南山科技园，出现了高端的香蜜湖和华侨城等各种商务中心和高档小区，但极少有适合宵夜或者夜市形成的街道。

深圳市区的上下沙和白石洲等城中村，曾经存在少量夜市。但随着新的规划和旧改，这些存量的夜市也逐渐消失了。深圳流动摊贩成了散兵游勇，无法集中到某个街区，夜市无法集聚，更无法形成气候。

中国城市规划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关注发展，尤其是关注经济发展、交通便利和环境卫生，但缺少对人的关心。国内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重要差异，是人口结构。美国是中产阶级居多的橄榄型，而我们是底层居多的金字塔型。城市建设要给大众留出足够多的生活空间。通俗的说，城市规划是为人服务的。城市规划既包括生产也包括生活，前者是商业经营和城市经济建设，后者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等。

夜市和摆摊能提供更多就业。中泰证券一份研报指出，截至今年3月15日，个体工商户已经达8353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67%，能带动2亿人的就业。其中大量个体户就是以摆摊的形式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每增加一家个体经营户，差不多就能解决2~3个人的就业。

在西乡盐田街道的王大妈，摆摊超过6年。之前在一家服装厂上班，长时间工作使她眼睛昏花，腰椎劳损。在侄子介绍下，开始在宝安区盐田夜市街摆摊。王大妈称，之前每年能挣10万元左右，收入远远超过了打工。而摊位租金从几百元涨到了1500元。

王大妈所在的盐田夜市街，是深圳为数不多由摊贩组成的夜市。盐田夜市街前半部分是各类小吃，后半部分则以服装饰品为主，包括贴膜、美甲等服务。有人甚至会专门开车来这里宵夜。

王大妈这样的案例，在深圳是极少的个案。夜市很多时候被归为 “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是否存在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曾经是一座城市能否列席文明城市的重要测评考核内容。在文明城市参评压力下，多个城市会限制摊贩的发展，深圳也不例外。

但另一方面，宝安盐田夜市街提供了一个模板，摊贩管理也可以正当化，无碍于市容市貌。房租同样昂贵的新加坡、香港，在规划和法律上为摊贩管理提供了示范。

对于新加坡来说，摊贩文化已经是这个国度的重要符号。2019年新加坡曾递交申请，将该国摊贩文化，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加坡也曾被摊贩所困扰。1968年，新加坡开始对摊贩进行管理。1971年，政府推出设施完善的小贩中心，低价租给小贩。新加坡平均5.6平方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小贩中心。

新加坡目前有超过100个小贩中心，超过6000个摊位。甚至有两家摊贩美食进入米其林美食榜单，这也是米其林首次收录小摊贩。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对小贩实施监管。

在香港，固定和流动摊贩都要领取牌照，截至2018年12月底，香港市区共有4942个固定摊位（不包括临时小贩牌照）和184个流动小贩牌照。摊贩面临困难政府也会提供资助。疫情期间，香港政府出台摊档的资助计划，一次性可以获得5万港币的资助。

“过去百多年来，街头贩卖一直是香港的生活特色之一。”维多利亚港湾和街头小贩，共同组成了这座大都会的美妙风景。街边食肆不会有碍于这座城市的市容，反倒为之增添别样魅力，使东方之珠更具人情味和烟火气。

正常城市的社区模块应该是混合型的。城市建筑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特别举了一个曼哈顿的例子，说明丰富的元素才能组成有活力的城市。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曼哈顿则是纽约的中心，联合国总部和华尔街都在此地。

在曼哈顿中心的上端，原来的规划是银行、金融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单位等核心机构。但是曼哈顿城市规划过于偏向生产，忽略了配套生活，各种公司开始逐渐转移到曼哈顿中心与郊区的中间地带，因为当地的结构和城市元素更加多元化，逐渐发展成了新的中心区。当地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也着手开始调整和优化。

这样的案例，对深圳等中国城市同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