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大城市的误解，实在太深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谢无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文互联网有一个永不过时的热议话题——城市。

稍微在国内最大的问答社区检索一下，在“最喜欢的城市”“最想生活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等话题下，少则数百个回答，多则数千个回答，有分享、有激辩。从一线大城市到十八线小城市，中国城市各有拥趸，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城市榜。

疫情后，人们的“内心城市榜”出现了明显的变量。6月，英国《经济学人》公布了2021年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去年该榜单因疫情取消——新西兰奥克兰获得第一名，理由是新西兰成功围堵新冠疫情，让人们能够享受和疫情前一样的正常生活，奥克兰因此在稳定程度、医疗保健方面得分不少，一举从第六名跃居榜首，新西兰另一城市惠灵顿也从第十五名升至第四名。

值得注意的是，前五个城市全部位于亚太地区，前十名只有两个城市不是亚太城市，与此前的榜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大的因素显然是新冠疫情，很多城市因为防疫失措而被扣了医疗保健的分数，全球宜居指数比疫情前下降了7分之多。相反，那些疫情控制得好的地区，城市排名普遍上升，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大连、广州、青岛等城市都进入了前列。

城市化或许出现了变数。疫情后，很多人渴望改变石屎森林的生活，最简单的方法便是离开城市，逃到环境开阔的小镇和乡村。据英国一个咨询公司的调查，欧洲人超过40%想逃离伦敦、巴黎、米兰、马德里、柏林等“一线城市”。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建筑设计师，也希望趁这个机会推动城市规划革命，让城市变得更适合人类居住。

身处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人的城市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城市化这条路，会不断逼近100%吗？未来25年，城市与乡村之间哪里有理想生活？

在《新周刊》创刊25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城市学家、演员、作家、艺术家、普通市民等城市居民，走进博物馆、书店、咖啡店等城市空间，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王缉宪教授长期关注中国城市规划，近年来对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生于北京，求学香港、多伦多，短暂旅居过巴黎、温哥华、牛津、慕尼黑、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长期生活在高度城市化的大都会香港，他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都有深刻的体会。

王缉宪，1954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生产布局专业78级本科，香港大学地理学硕士，多伦多大学地理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港口城市的演变及运输枢纽地理，著有《中国港口城市的互动与发展》《世界级枢纽：香港的对外交通》等。

为什么成都宜居上千年？自然地理环境是第一条。

新周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10年来增加人口超2100万，增量全国第一，自2007年以来连续14年常住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新周刊2000年初推出一期封面报道叫《广东方式》，讲的是广东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现在看来，广东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方法，每年都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王缉宪：一个地方是不是吸引人，第一是文化的包容性；第二是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包括政策支持；第三是生活环境，包括气候因素、城市服务和人员素质等。比如，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这里的人不讲广东话，但深圳恰恰就是整个广东吸引新移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的。包容性可能是这个城市“天生的”，比如深圳；也可能是长期开放型文化的沉淀，比如广州。

新周刊：一个城市应该容纳多少人口，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城市已经太拥挤，有人说我们的城市还不够大。您曾在TED讲座中指出，中国部分城市区域的人口密度其实远远超过世界一线城市。而纽约、东京、伦敦等都市的人口也一直在膨胀，像这样往高密度大都市发展，会是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吗？

王缉宪：当我们的专家学者还在辩论城市该多大、可以容纳多少人口的时候，我们大量的城市已经盖出了大片大片的高密度社区，已经进入了超高密度的社会，比如深圳南山区一带。大连、昆明、贵阳，哪个城市不是？超高密度的优势不需要多讲，在那里工作或者居住的人自然明白，最主要的可以用“方便”二字概括。

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高密度城市会不会出大问题？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就是一个警惕信号，提醒我们，高密度需要高水平的治理和管理，才能可持续。不仅是防疫，还有比如碳排放、给排水、电力供应、采光、交通拥堵等各方面的设计和紧急应变措施。

新周刊：您曾经以香港海怡半岛为例来说明城市高密度宜居的可能性，但在内地城市，似乎不太可能在一个小区内部建设一个地铁站，很多大型小区甚至是封闭的，业主也不支持完全开放小区。在这种情况下，高密度社区应该如何规划才能居住得更舒适？目前国内有哪些城市、社区，在高密度宜居方面可以成为表率？

王缉宪：我也多次思考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办法，就是首先在小区内形成多元化的空间，有各种服务和文化设施，然后让这些设施逐步对外开放，形成小区的开放性。比如，小区内有诊疗所、俱乐部，对内对外收费略有不同。

当然，这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双向选择，以及社会整体的信任度。例如，只有当一个小区的开发商、设计者、城市规划师以及未来的居民有共识，搭乘地铁上下班对城市更好，地铁站才可能出现（在小区里）。深圳已经建成了一些这样的社区，例如四号线龙华地铁站口的一个小区。

新周刊：在中国香港，城市中心高密度聚居，但半个小时即可到达郊野公园和海滩；在新加坡，除了拥有环境优美的郊区和公园之外，他们的组屋也设计得很宜居，居住起来没有香港那么逼仄。这两者结合的状态，是不是高密度城市比较理想的发展方向？

王缉宪：虽然我在广州TED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两座城市的一些优点，但是，我觉得中国有那么多座城市，应该各有各美，尽可能体现本地感，而且多元包容，少一些个人的干预，最理想。

比如重庆，它为什么可以成为网红城市？靠的不是最先进的什么大厦广场，而是跨江缆车、穿楼城铁、漫画般的吊脚楼群、大片的涂鸦，完全不合逻辑地衔接着的跨层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