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气网红”的中年危机-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实验室（ID：GQZHIZU），作者：刘敏，编辑：康路凯，原文刊载于《智族GQ》2020年2月刊，题图来自：贾睿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20年疫情期间

上面合肥的街头瞬间，都来自摄影师刘涛的镜头。

他38岁，合肥人，2014年前因街拍照片在网上爆红。

成名6年后，他依然有三重身份：著名街拍摄影师、网络红人、自来水公司抄表工。

网络上，那些抓拍城市瞬间的照片，给刘涛带来了持续的人气。而现实中，他每天在街头游荡六七个小时，午夜把自己灌醉再回家——他是家乡合肥最忠诚的记录者，也是精神上的异乡人。

一个中年男人想做一个自由的游荡者，摄影是他的自我启蒙，他被点燃，却无处可依。

“我从没想过他是这么拍照的”

衣服的主旨是“花里胡哨”，蓝夹克、黄风衣、红色运动衫，唯独不能是黑的。刘涛光头，38岁，一米八多，他一度心想，黑衣服能藏住胸口的相机，拍照方便。没想到一身黑，倒显得光头更加亮了。小贩远远看见他相机端起来，立刻脸色大变，以为是便衣城管拍照取证。现在他只穿花衣服，像条变色龙，融化在街头，“看起来越游手好闲越好”。

今天下午穿的是一件绿色夹克。刘涛步子大，蹭蹭往前走，像是急行军。我和跟拍的摄影师很快开始流汗，太快了，跟不上。

刘涛走在合肥的马路上像走在自家客厅，每个不起眼的角落都有解说词：这家杂货铺老板天天支着手机看抗日神剧，菜市场那个摊子的女老板特别漂亮，是椒麻鸡西施。老城的核心区街道狭窄，小巷子还是十几年前的模样，咸卤的气味儿、包子店的蒸汽、暴躁的汽车喇叭声都在马路上流动。

行至一条小街，他介绍的是一棵树：2014年10月，他抄表抄到一半，就是在这棵树下刷开微博，几万条评论转发瞬间喷涌而出——他的街拍照片被一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推荐了，谢顶的男人、西瓜和将军肚、ATM 机前举玩具枪的孩子……都是合肥街头的巧合，荒诞的戏剧感。网友瞬间被图片感染，一天之内，微博被转发了4万多次。

走红还有一层原因，微博里写：“他今年32岁，是合肥自来水公司的抄水表工。”

这变成了一个平凡工人深藏艺术天赋的故事。短短一周时间，本地报纸、门户网站、摄影杂志、安徽卫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栏目都来了，两个月后，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此后，刘涛出了摄影集《走来走去》，卖了2万多册。照片被送到德国、日本等地展览，每年都会拿一两个摄影奖项。

2019年11月中，我来合肥采访刘涛，在给这篇稿子拍配图时，几位常合作的摄影师都想来：他们都听说过合肥这位“野生街拍大师”，但很少在北上广的社交场合见到他，他们想知道，刘涛到底是怎么拍照的。

答案有点过于简单了：每天都泡在街上。在爆火的第6年，刘涛还在同样的区域扫街，他也还在自来水公司工作。变化是街拍的时间更长了，每天从下午2点，一直拍到夜里9、10点，街上的面孔已经烂熟。

城市有自己隐匿的活动潮汐，日日重复，连身在其中的人都浑然不觉：每天走到三孝口，刚好7点10分，一个在奶茶店打推销电话的男人，会起身收拾公文包回家；8点钟，菜市场水果店收摊，摊主叫“皮蛋”的狗会“咚”一声跳到香蕉摊子上；夜里，商业街路口有俊美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抽烟，9点钟，一眨眼全部消失——他们涌入一家巨大的夜店，换上统一的T恤准备上工。店里跳钢管舞的外国女孩给刘涛的 Instagram 留过言，问，你什么时候能拍到我？

“差不多了。”3小时后，杂志摄影师气喘吁吁，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刘涛跟他握手告别：我接着拍了，今天刚走到一半！

“我的天。”摄影师转过身，如释重负。他一下午走了2万步，接近10公里。这3个小时让他的疑惑更多了：刘涛确实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他的照片是不是重复的套路？作品卖得好吗？

“我从没想过他是这么拍照的。”摄影师的汗还在流：“圈子里很多人都街拍，但天天这个走法，没有。”

“过气网红”

自来水公司的同事们都奇怪，刘涛火了，怎么生活一点变化都没有？

2014、2015年最红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公司二楼走廊天天都有记者守着要采访。《面对面》的采访正做到一半，就在镜头前，刘涛接到电话，公司决定奖励他一万块钱。

如今刘涛去公司反而像做贼。同龄的同事们都当了副科长、水站站长，剩下他职级没动，从抄表变成了做稽查，抽查数值异常的水表。上班的时段刘涛都在拍照，11月末了，他10月的工作都还没完成。每天去公司打卡，见领导不在，签完字就赶紧溜。碰上领导，假称肚子疼，汽车车胎坏了，被贴罚单了……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磕磕巴巴地像个小学生，双方都知道这是找借口。

“过气网红。”同事们背后说他。成名前，刘涛跟同事们来往也不多，每天要抄几十块表，早上拎着铁钩子出门，去勾户外铸铁的方形井盖。有些灰尘太厚，吐口唾沫擦，一天下来，口水都吐干了。等到下午回公司，办公室大姐打来电话：刘涛呀，走到哪了？帮我带半斤瓜子吧！

刚工作时，刘涛追求进步，帮宣传科画漫画，给厂刊画插图。年轻同事们结婚，人人都有一个大幅漫画婚纱照，是他熬夜手绘喷印的。刘涛想好好表现，转成内勤。老婆小静也是水厂同事，做人力资源管理。刚结婚头两年，晚上刘涛画画，小静看书学人力管理知识，两个年轻人都想往上奔一奔。

几年后，小夫妻渐渐发现，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逻辑。小静考人力资源管理师，考了中级，又考高级，最后办公室升职不看这个。刘涛始终没调到宣传科，只送漫画不送礼，没人帮他跟领导讲好话。他还跟一群抄表同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领导的空碗大家抢着盛饭，领导说缺把椅子，刘涛出门去搬，回来半路肩膀突然被撞开，椅子被另一个同事一把夺走，抢着放到领导跟前。

但刘涛也离不开水厂。他只有高中学历，武警部队退伍后，好不容易进到这家国企单位。同事们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刘涛也是，妻子、岳父、妻子的表姐，都在水厂工作。很少有人扔掉这个铁饭碗，一个有编制的工人每个月能拿五六千块工资，这在合肥能保证不错的生活。

许多同事都有兼职，开个童装店、便利店，做点小买卖。有人夜里跟女同事单独喝酒，又被扫街拍照的刘涛碰个正着。“防火防盗防刘涛。”同事们更不想跟他来往了。

两年前，刘涛一度被调到郊区镇上的水站，他在那里交了一个忘年交，是50岁的老师傅侯工。侯工个头不高，看人总是笑眯眯的。每天早上，刘涛、侯工都6点出家门，穿越半个合肥，8点到镇上。谁先到，谁去烧壶热水，一杯一杯给工友们泡茶。喝完茶，刘涛出门到镇上的液晶厂、玻璃厂、食品厂，各个厂的门房送水费单子。11点多了，侯工就打电话：“快回来吃饭吧，晚点菜凉了。”

三十多人坐在食堂，厂长、站长讲公司的闲事，其他人不插嘴，闷头吃饭，安安静静。饭后刷不锈钢碗，叮叮咣咣，再去院里晒太阳。基层员工此时开始聊天，公司谁升职，谁谁跟领导关系好，谁又出轨了……刘涛跟别人聊的不一样，他讲日本有专门做刀的铁匠铺子，一代一代能传几百年，讲自己去德国办展览，遇到了著名的德国摄影师。刘涛推荐大家看书，说有本《动物庄园》非常不错，英国人写的，很好读。

每次刘涛讲完，站长笑笑，很少接茬。侯工听得很入迷，如果不是刘涛讲，他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侯工的生活规律又重复，做会议记录，统计固定资产，每周接两天热线电话，一天处理100多个投诉咨询。晚上准时下班，回城，去菜市场买菜烧晚饭，饭后再打两小时乒乓球。他是合同制工人，在镇上工作了13年，一直没能转正，收入比正式员工少一截。平时在站上，侯工说话不多，少说少错，不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公司办了一次摄影比赛，主题是“最美阳台”。大多人拍的阳台都是花花绿绿，种满了花草。侯工发现，刘涛的照片最特别：一家阳台光秃秃的，只贴了一张美女的照片。

“他觉得那个是最美的，所以拍下来，但是别人不认可。”侯工很奇怪，公司肯定是想要那种很美、很积极的画面，为什么不随便拍一张交上去呢？

在这场摄影比赛里，刘涛没评上奖。看到照片，主管的科长脸色都变了，直接质问：刘涛，你是不是给我穿小鞋？

明天回去，又要勾井盖

2010年，刚买相机，刘涛在街上拍花、拍雪景，用微距拍水滴，跟普通摄影爱好者没什么区别。

单位里越来越不合群，只有站在街上，刘涛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刘涛加了几个街拍 QQ 群，群友总在点评、在分析，只有刘涛，隔几天就扔一堆新照片进去——他每天抄完表就掏出相机拍照，比别人在街头的时间多得多。

刚拍照，他一天就能选出十多张片子，发在微博上，@一大串摄友、报社摄影记者、知名摄影家，零星收到一两条评论。QQ 空间日志过去都是漫画作品，逐渐替换成知名街拍摄影师的照片，Matt Weber、Markus Hartel、台湾地区摄影家张照堂……他自己的照片有明显的模仿学习痕迹，最开始只是形式上变化，强饱和度、调成黑白，加上边框，去掉边框，折腾一圈后，图片形式稳定下来，几乎原图直出。小清新的花草、剪影变成了街头的人，画面开始出现更多巧合和冲突，一些照片看上去像是玛格南大师照片的合肥版本。

2014年5月，拍照第四年，刘涛的照片入选了北京三影堂摄影奖，这是个国内知名的摄影比赛。此前，刘涛已经零星参加过一些影展，最远一次去浙江参加丽水摄影节。他在一家婚纱摄影店冲印了照片，配的也是婚纱照的相框，一路开车到浙江，又自己买挂钩、绳子，咣咣咣钉在影展的墙上。来回一趟花了三四千块钱，他很心疼。

三影堂影展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现场评委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各个国家，走到他照片前面时，刘涛瞬间卡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羡慕其他摄影师能直接用英文交流，想说自己是抄水表工，又怕翻译不好解释。

“这就是我的街头摄影。如果是艺术，那么就是艺术。如果不是，那就是叔没事干在合肥街头抓拍。”刘涛心里默念，情绪终于稳定了。

一位日本赞助商女士喜欢刘涛的照片，她讲日语，刘涛憋了一句：English? 女士立刻换成英语，刘涛非常尴尬——“English”就是他唯一能说的英语单词。

开幕式的最后环节是夜间的户外音乐会，音乐声中，不断有人找到刘涛，热情地给他递名片。那位日本女士又来了，还专门带了一位翻译。刘涛终于能张口了，说，我拍照是因为喜欢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听到翻译马上用日语说“大道（Daido）”“大道（Daido）”，刘涛忍不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整整一晚，刘涛都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心里不住叹息：明天回去，又要勾井盖，又要吐唾沫查表了。在这一晚之前，他跟水厂的同事们一样，坚定地认为在合肥混不好的人才去当北漂，可眼前的场景击碎了这个印象。

以前他想靠画画摆脱抄表，失败后转去拍照，只是给生活找个出口。他长久地顶着太阳在街上走20多站路拍照，里面的乐趣也很难跟人解释得通。

“通过街道摄影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感……真实的（地）感受到存在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影像与我的经历紧密相连。”回家后刘涛写了一篇日志，北京之旅让他确定，拍照可以成为一种长久的志业。他无法预测到，半年后自己将因为照片一夜成名，帮他走红的，正是他不知如何提起的“抄表工”身份。

“我要鼓励一个自由的灵魂！”

刘涛喝酒总会喝醉，最后瞪着眼睛，满面红光地说个不停。“合肥”、“单位”、“领导”、“拍照”……总是这些词，酒后的语言是断裂的，碎片一样一块一块往外蹦。在他的讲述里，成名这件事让他遇到的荒诞更多了。

采访最多的那两年，几乎每个记者都让刘涛表演一遍勾井盖。省电视台要把他报道成劳模，刘涛讲不出辛苦的故事。省台记者就去找他妈妈，妈妈配合地举起刘涛的运动鞋讲故事：“走了那么多路啊……他鞋子只要底子磨裂了，就搞一块胶布把它粘一下子。”几个月后街上又遇到那位省台记者，对方直白地说，你能红，就因为你是个抄表工。

本地策展人给刘涛办了一场个人展览，开幕当天，刘涛的父母、妻子、女儿都去了。先是策展人讲话，书店老板讲话，接着诗人讲话，酒吧老板讲话，等刘涛要上去讲时，时间不够了。下一个流程，研讨会，长桌上每人一个打印的名签，又一轮发言讨论。

有朋友当天去看展，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刘涛打招呼，远远地看见他缩在长桌的一角，垂着脑袋，光头更亮了，像在开批斗会。

公司董事长奖励一万元后，刘涛请全家人吃饭。母亲家7个兄弟姊妹把一张圆桌坐满了，姨丈们大声讨论刘涛的出名，“全国那么多人，我这个外甥能上央视，不容易！”四姨娘是医院主刀大夫，她大声问女儿：“刘涛连高中都没上过，怎么搞的（让他出名了）？”

饭吃完了，几个阿姨舅舅其实都很富裕，此时全闷头给剩菜打包。母亲体会到一种难得的扬眉吐气，回家说：儿子，你一定要超过他们，咱家就要比他们照（好）！

这些荒诞的故事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摄影圈的朋友听过，来采访的记者也听过，聆听者的一些反应也会被刘涛加到叙述里——比如一位北京来的摄影记者因此发了一条长长的朋友圈，感慨自己回老家待两三天都待不下去，“他说我这样的状态，能待在合肥真的不容易”。

成名让刘涛掉进了一个夹缝里；他的世界分裂成两半，一类是同事发小，大多数没读过大学，都生活在合肥本地；一类是逃离了老家，在北上广或海外工作的“有知识的人”。刘涛夹在中间，他见过外面的世界后不能再假装没见过，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弥合中间的差距。

2016年，摄影集《走来走去》出版，出品方为他在德国汉堡办了一场个人展览。在德国的一周，他每天都在街头看汉堡的路人，看油漆工都能体面地开着大众汽车去上班，电线杆、桥洞里到处是自由的涂鸦，有人在桥上撒一把面包屑，引来海鸥上下飞舞，像个梦境。

在德国最后一夜，刘涛带着啤酒和一个伊朗难民、一个德国流浪汉背靠垃圾桶用翻译软件聊了半宿。他想带流浪汉们回酒店取暖，被门房拦下，最后刘涛出钱，三人大吃了一顿土耳其烤肉。伊朗难民用手指指刘涛，又指指他自己，意思大家都是同类的人。

回到合肥，刘涛留下了当街喝啤酒的习惯，每天扫完街，午夜就去家门口的便利店买酒。喝高兴了，把手机接到店里的音响上，房间里回荡起他爱听的英文歌。

便利店值夜班的是个女店员，女孩不到18岁，板寸，像个假小子，有时人们会见到她和另一个女孩手拉手在路上走。

刘涛有一晚喝高了，直接问：“那个女生是你的女朋友吗？”女店员承认了。

刘涛有点激动，当天他刚卖掉两张照片，扣掉代理费，收到了4000块人民币。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刘涛想，合肥这座城市太封闭了，女孩这么小，不可能跟父母出柜，一定活得很挣扎。

刘涛问，你有什么梦想？女店员愣住了，没有啊。刘涛说，你最近有啥心愿吗？女店员说，我想买一辆死飞自行车，3800多块钱，太贵了。

刘涛立刻加了女孩微信，转去4000块，又当场把微信好友删掉了。

女店员目瞪口呆，半晌，隐晦地说：晚上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换成刘涛惊呆了：不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他逃出便利店，心头喜悦，“我要鼓励一个自由的灵魂！”

几天后，女孩突然从便利店消失了，不久，女孩发来一封微博私信，称自己跟女朋友分手要搬出来住，问刘涛，你能帮我出一点房租吗？

“妈的，没鼓励到自由的灵魂，鼓励了一个贪婪的灵魂。”刘涛忍着没骂人，他回复：你先别买车了，房租从那4000块里拿吧。

淝河路

淝河路只有四车道，两侧都是高高低低的农民楼，小巷又窄又深，向幽黑处延伸两三公里，电线在半空中缠绕，攀到墙上，缠成密密麻麻的一大团。

夏天的夜里，这里常停电，灯光一瞬间同时熄灭，很快，狭窄的门洞里陆续走出人来。男人赤裸上身，腆着肚子，热得满身是汗。他们大多是农村进城打工的苦力，第二天早上7点多，又会聚集在街角的水泥大台子上，有面包车过来，直接点人头：你、你、你，过来。

刘涛夜里喝完酒，晕晕乎乎的，就到淝河路再走一圈。从街头走到街尾，换到路对面，再从街尾走回街头。喝多了的男人发现刘涛带着相机，问，你干嘛的？刘涛说，我拍照的。醉醺醺的男人条件反射地去掏口袋：我有身份证，我有身份证。

这条路就在合肥的一环路边，距离万达广场、威斯汀酒店不到2公里。几个摄影的朋友跟着刘涛来过淝河路，他们是土生土长合肥人，站在这也很惊讶：城里居然还有这样破败的地方？

刘可是其中一位，她是刘涛论坛时代的老网友，见证了刘涛从买相机开始一路拍到现在。因为厌恶办公室政治，刘可前几年从一所高校的教学岗位辞职。现在，她的主业是给年轻女孩们拍写真，照片里女孩们微笑、发呆，画面弥漫着少女的情绪。

“你为什么总拍那些挣钱的照片？为什么不拍点真东西？”刘涛当面称她那些大光圈、唯美系的女孩写真都是“迷魂汤”。

刘可腹诽：我没有工作了，不拍这些，怎么养家啊？

但很难跟刘涛讲这些话，刘涛是在把他的经历灌输给别人。多年前，他也迷恋唯美的大光圈。他拍过三孝口天桥上一个乞丐吃盒饭，傍晚夕阳斜照，投出一片绚烂的金黄色，逆光中乞丐变成了一幅剪影。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19年

画面好看，但毫无意义，刘涛如今对这种照片感到羞愧。他当时跟很多人一样，走到街上，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人群，拍摄乞丐实质是一种猎奇。

10年后，刘涛已经融化成街市的一部分。街头比单位更亲近，在单位人们本来说笑，见到怪人刘涛，都不笑了。在街头，胖保安、卖皮带的、看车的、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协警，遇到他都点头：这么晚还在忙啊？

拍照倒成了一种正职工作了。“太不可思议了。”每次抓到一个奇特的场景，他都觉得是幸运，一种时间上绝对不可重复的瞬间。刘涛对合肥的变化有一种奇特的责任感，一定要一日不差地记录下来。“时代的变化是连续的，不是跳跃的。”他自己的解释是，一个片区此前欣欣向荣，之后衰败了，中间一定有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所以拍摄者必须每天都在。

他几次提到，我的长时间跟访打乱了他拍照，带人扫街他很难进入状态。以往去上海、去香港参展，都只出门两三天，从未有过半个月不拍照的时候，而他一天都不想中断。

中断了又怎么样呢？我问。

太难受了，再回到街上你就有点累了，有点晕了。刘涛说。

在街上，刘涛展示了一个城市的背面。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梳着小辫子的流浪老头，老头打了一串耳钉，头上还绑了一个小黄鸭，完全是一个嬉皮士。刘涛熟稔地跟老头一起抽了会儿烟，离开后跟刘可介绍：老人来自合肥郊县，头几年看自行车，今年开始给附近停车场做导引员，一个月赚几百块，夜里就睡在街头。

刘可看着老人可怜，几天后又跟丈夫买了一堆吃的喝的，专门进城送给他。没想到刘涛听说后很不高兴：没必要特意过来施舍，你应该去了解自己身边的这种人。见到他们，递根烟，聊聊天，比送吃的强。

刘可发现，刘涛像是强制性地，让自己长时间地沉浸在市井环境里。不管什么身份的朋友，他都带着去本地吵嚷的大排档吃饭。去咖啡馆、去西餐厅，会让刘涛浑身不自在。他总是跟市场里拉板车的男人、跟夜里睡在万达广场长椅上的无家可归者聊天，路上遇到擦鞋的哑巴老头，刘涛知道老头住在几条街外的出租房里，还知道里面还有五六个住户，都是聋哑人。

刘可和丈夫总是半夜10点后接到刘涛电话约夜宵。见面时，刘涛常常已经微醺，当晚他一定会喝到话都说不连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放松下来。有一晚，刘可随口说，你应该多陪陪你女儿。两家的孩子都是7岁，刘可提醒，如果现在不跟孩子多相处，女孩缺少父爱，长大了随随便便一个男孩都能把她骗走。

刘涛当场没说什么，回家后连发了几条激烈的短信：我带你们去淝河路走过，那儿的农民工一年都见不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那些家长不是为了孩子好吗？他酒喝太多了，短信词不达意，他想说养育孩子的方法不只是成天陪伴，他拍照，是让孩子见识更大的世界。

刘涛的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是班上唯一没上课外班的孩子。两年前，刘涛在朋友圈发过一个小视频，一群中学生家长冒雨接孩子放学，看着十分狼狈。

刘涛一定要逃掉，他想等女儿大一点，自己去决定学什么，现在各种从众的教育方法他觉得都是无用的。

回到日常生活，刘涛每天下午起床，午夜回家，女儿很少见他清醒的状态。爷爷奶奶和妈妈轮流送她上下学和吃饭，孩子跟班主任说，我爸爸的职业是睡觉。

刘可之后发出的信息都没有回复。刘可觉得，也许是戳到了刘涛的痛处。

“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钢琴师”

前年，一家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联系刘涛，请他给外卖员上课教摄影。

对方似乎是想让他展示一下照片，再介绍一遍那些街头奇异的景观。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公关活动，外卖员、抄表工，都在街头穿梭，都是蓝领劳动者，拍照这件事的门槛也并不高。

教什么呢？调光圈快门，发现街道的巧合？在骑电动车飞快穿过红绿灯时留心生活的美？

刘涛想起每天扫街时，在合肥最高档的商场银泰中心外，总有一群外卖员在等活儿。巨大的奢侈品 LOGO 墙在夜里像钻石一样闪烁，那些外卖员远远地排成一排，都在电瓶车上躺着，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刷手机，一个单子来了，立刻起身发动电动车，飞快地窜到马路上。

刘涛熟悉这群男人的状态，每个单子都没有喘息的时间，不可能分心去观察什么决定性瞬间。一个人有了创作意识，总会摸索到拍照的技巧，而让一群连休息时间都没有的人，看再多新奇的照片，也只是看一眼而已。

刘涛没接这个合作，他几乎从来不接商业合作。新浪微博上，他的账号@Grinch1982 有21万粉丝，大概每个月更新两三条，每个月最后一天，他会发一张长长的拼接图，把这个月的街拍像交作业一样发布出来。

这些照片会火速引来几百条评论、转发，但也到此为止了。他的微博从来不发广告，刚出名时还有媒体、商业机构约他拍专题，刘涛把这看做是命题作文，怕尝到甜头了，再也不会回来街拍，全都拒绝了。最喜欢的相机品牌主动把新款机型借给他试用，刘涛说，我机器用得狠，相机最后得跟上过伊拉克战场似的，还是算了。

一直以来，街拍在艺术品市场的商业价值都不高，这几年媒体关注消退后，刘涛都没有卖出去照片。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摄影艺术市场，即使成名的摄影家，也很难单纯靠销售作品、销售摄影集为生。水厂的工资就是他全部的收入，这让刘涛再感觉束缚，也不敢轻易离职。

一位知名商业摄影师告诉我，他把街拍当做一种获取灵感的方式，抓拍到的构图、光线，他会复制到日常的商业摄影中。“你在街头拍到一个好场景，回头给你一摄影棚，你能不能靠布光、指导模特，把那个场景复制出来？”这名商业摄影师强调了几次“摆拍比抓拍更难”，他已经靠创办商业摄影公司实现了财富自由，他认为刘涛在街拍上已经是国内知名度最高、做得也最专业的一批人之一，“但他现在在一个狭小的角度越钻越小了，这是个死胡同。”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19年

两年前，摄影家严明想帮刘涛在重庆策划场展览，他去订机票、订宾馆，邀请刘涛来重庆拍几天，“我在重庆拍过无数次，这地方很有趣，应该适合你转一转。”

严明是刘涛的好朋友，多年前，二人还是摄影比赛中评委和选手的关系。2015年，严明到合肥办新书签售会的前夜，上街买烟，“严老师！”马路上有人激动地叫他，是正在扫街的刘涛。

“你天天都拍这么晚吗？”严明吃惊地问。刘涛还在惊喜的情绪里：“天天都这么晚！”

街头偶遇后，两个人成了每年都要喝几次酒的朋友。每次回安徽，严明总想把刘涛拉到合肥之外去拍一拍，哪怕就去皖南的九华山、黄山都行。他自己每年都从合肥出发去采风，有几次，车子已经全准备好了，马上就能出城上高速，刘涛还是支支吾吾，算了算了，不去了。

“他为啥不愿意走出合肥，我觉得真是个谜。”严明想不通刘涛为什么就对那几条老街有执念，专注、精深肯定是好事，但一个人为什么十年了都不愿意去拍拍别的地方呢？“就像‘海上钢琴师’，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钢琴师’。”

重庆这次邀请，刘涛也拒绝了：“我怕喜欢上那个地方就回不来了。”这显然是个借口。

“我能感受到那种应酬。”刘涛两年后解释，想到去重庆、去外地，要跟一群人吃饭，互相扫微信，他就不想出门了。很多人以为他到哪个城市都能街拍，实际上，每次出门参展，他很少真的拿出相机拍照——外地的街道都是新的，走到一个路口，就得琢磨向左还是向右，方言也不通。他觉得自己那种生疏的状态与街头格格不入，那不是他熟悉的城市，他没法真正创作。

在合肥，他走在街上，整个人都是舒展的，是一个自由的游荡者。夜里站在人民路的路口，刘涛观察发宾馆小卡片的阿姨们，过了路口，他又盯着收旧手机的中年男人们。“他们都守着这条路好多年了，隔了一个路口，互相都不知道。我总在想有一天像科幻电影一样，汽车全停下来，阿姨们和收手机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跳舞。”

“你想过做一个不可替代的工作吗？”有一晚，刘涛问我。

我问，什么叫“不可替代”？

“你离开一家杂志社，他们很快能招个新记者补上，你之前干的活儿，新人都能接着干。”

我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几天后，我又反问刘涛，你的摄影是不可替代的吗？

“很多人熟悉合肥，熟悉的是楼，是你看到的景观，你绝对不会知道里面小卖部、保安室里的人是怎么活着的。”开始拍照后，他开始关心别人的生活，这些年看了这么多街头故事，活赚了。这些街头故事的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不停地在时间中生成和消散，只有摄影会捕捉到它们。

镜头下的城市是刘涛自己的城市，他因此拥有了重新定义合肥的权力。“我觉得我拍照这种方式，很难被替代。就算以后我走了，不拍了，也不会有人在合肥这样拍。”

“自由是给自己的齿轮找到铆合的地方，我现在还没找到”

从两年前开始，刘涛陆陆续续删减微信好友，删掉同事，删掉领导，删掉只有一面之缘的记者，删掉出版社，删掉版权代理。微信上有个爱摄影的省三甲医院的主任，刘涛女儿有一年高烧不退，走投无路求助这位主任，结果当天就被安排了专家会诊，连号都没用挂。刘涛想了想，把这位主任也删了。

有些看重的朋友他留下了，对方发来微信，积攒出小红点，刘涛看到了也不点开。他换了新手机，彻底不安装微信，平时跟家人用短信沟通。

这种社交自杀悄无声息，大多数微信好友都没意识到刘涛的消失。去年春天，侯工有天给刘涛发微信：最近有没有好照片呀？消息迟迟没有回复。

侯工几天后打电话去问，话筒那头刘涛特别感动：这么多微信好友，真打电话问我的没有几个。

二人电话里约出来吃饭，那个春天的傍晚，侯工带了一瓶白酒，刘涛带了很多罐啤酒。侯工讲，今年夏天，他打算把儿子送去俄罗斯留学。孩子要学医，学费一年10万，这也是夫妻俩一年的全部工资。侯工没跟镇上的同事提过这茬。

“这个决定非常好！”刘涛支持他，要让小孩多出去看看！俄罗斯的大城市嘛，全世界的人都有，总比合肥强得多。“10万一年，值！”

俄罗斯，又是一个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总是比合肥更迷人。

刘涛想过很多次，自己有一天能不能彻底离开合肥。他甚至想好了其中的细节：以前有很多人要给他拍纪录片，拍视频，他都拒绝了，他不想让摄影机跟着自己去扫街——这些年刘涛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出现在自己固定的拍照街区，免得街坊猜测他的个人生活，他要做那些街道完全的陌生人。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离开，刘涛打算把照片全打印出来，一张一张分发给那些面孔的主人。肉铺的老何，游戏店的白发老太太，永远在看抗日神剧的便利店老板，在凉菜铺子前一年一年长大的小男孩……他想邀请那些视频媒体过来拍，拍这些人接到照片，意外发现自己多年前的一个瞬间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把他们的神色全记录下来，“一定特别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