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吃掉的宠物鸭，伤害如何衡量？

在种种的平衡之下，当伤害真的发生的时候，能够被用来补偿的金钱，能够用法律的手段去争取到的东西，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这确实是一种悲剧，注定没有办法用金钱补偿，无论法律多么努力，它和理想的状态之间一定有差距，而也一定要在不同群体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取舍。

本文来自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詹青云，来源：《像律师一样思考》（文字经删节整理），题图来自：《男孩与鹈鹕》剧照截图

7月2日，王珞丹在微博上发布了“寻鸭（吉吉）启示”。

她好朋友的鸭子“吉吉”放在老家寄养，一只被当作宝贝的宠物鸭，被人抓去，当作普通的鸭子杀来吃掉了。

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一些人判断，这个鸭子是有主人的，就已经构成盗窃。

有人觉得如果这个大妈她真的只是顺手牵羊，把一只好像没有人看管的鸭子给拿走了，她真的就是突然想吃一只鸭子，然后就要因为“盗窃数额较大”坐三年的牢，是不是有点过了？

但对主人来说，宠物被偷窃了，甚至还被人吃掉，这种伤害的价值是什么？其实也非常难以衡量。

与此同时，仅仅因为偷拿鸭子的大妈的主观意识，意识不到这只鸭子的价值，她就可以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一、如何衡量被盗窃物品的价值

如果这只鸭子是被偷的，真的按照很多网友所说，“这个鸭子是一只价值不菲的科尔鸭，它的涉案金额将近1万元”，是达到了《刑法》上盗窃罪的入刑标准的。

盗窃罪有定罪和量刑的标准，涉案金额要超过1000元，不是所有的小偷小摸、顺手牵羊都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得是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盗窃，有其他的行为，比如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

涉案金额的多少会直接影响量刑的标准。比如涉案金额从1000元到3万，量刑是三年以下；如果是3万到10万，可能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更严重的，涉案金额达到30万的，可能是10年以上，甚至是无期徒刑。

核心问题就变为：“我们如何去衡量这个所谓的盗窃案当中的涉案金额，被盗窃的物品的价值？”也就是这只被偷走的鸭子，我们如何衡量它的价值？

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客观的标准，这只鸭子在市场上值多少钱。一只健康的、这个品种的鸭子，它在流通中的价值是多少？

第二个标准是主观的。假设大妈真的是一个小偷，从主观出发，这个窃贼在偷这只鸭子的时候，她所判断的这只鸭子的价值，或者这只鸭子给她带来的价值有多少？

从拿鸭子大妈的表现来看，她没有选择把“吉吉”拿到市场上去卖掉，而是把它当做一只普通的鸭子给吃了。她是没有意识到这只鸭子是一个珍贵的品种，在市场上可能有巨大的流通价值，她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只普通的肥肥胖胖可爱的鸭子，就是一顿鸭肉的价值。

还有一个也是主观的衡量价值，就是受害人，这个鸭子的所有者，它原来的主人。对于主人来说，这只鸭子被偷窃，还被人吃掉了。

从客观上来说，所有人损失的是一只鸭子，他需要新购买一只鸭子。但是原来的鸭子对于他的价值，是很难用金钱去衡量的。

我想可能所有养过宠物的人都能够理解，宠物对于这个家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家庭成员，它可能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在人和宠物的关系当中，它的主要的价值不是它作为一个财物的价值，不是它可以拿去贩卖的价值，而是人和它所产生的情感连接，在它的身上所倾注的心血的价值。

主观的价值很难衡量，哪怕是以客观的价值，如果这个鸭子真的价值1万块钱，达到了盗窃罪的标准。把它拿走的这位大妈，她可能要因此坐三年牢。会让人觉得是“罪行不当”，是一个过于严厉的惩罚。

她看到这只鸭子，确实没想到它这么贵，这可能是在相应的环境和人群当中的普通人的看法。

最后很可能是以一个折中的标准，以社会一般人、普通人的常识去判断这只鸭子值多少钱，在这个基础上去讨论它的涉案金额。

但主人那种无以言表的愤怒，和难以用金钱去衡量的损失，又如何弥补呢？

这是因为可能相比一般意义上的财物来说，宠物本来就不应该只被当做一种财物，我们和宠物是有情感的。很多人呼吁把盗窃宠物作为一个特殊的罪名在《刑法》当中单列出来，给予单独特殊的量刑予以惩罚。

这件事情已经呼吁了很久了。但是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议题去讨论，讨论“是不是给盗窃、伤害宠物一个特殊的罪名”，是这两年才有的事情。去年英国的议会才有过辩论。

《多哥》

二、是否要迁就不同认知

这可能暴露出来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对于一个物品的价值，有认知的不同、判断的不同。我们是不是应该迁就不足的认知，在量刑上予以适当的宽容？

比如2003年，有几个务工人员翻墙进入了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一个果园，然后吃了几串葡萄。

从这几个务工人员的主观出发，“可能只是渴了，看到这个葡萄很可爱，就把它摘下来吃了，吃几串葡萄而已”，很难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严重的偷窃行为，或者触犯盗窃罪的行为，虽然它是不对的。

但是那几串葡萄是农林科学院花了10年精心培育的品种，它的价值有40万。

盗窃罪按涉案金额有不同程度的量刑，40万价值的量刑可以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客观标准去量刑，几个务工人员吃了几串葡萄，然后就要坐十几年的牢。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对他们太苛刻，太残忍了？这个量刑是不是太严厉了？

可是假设这种葡萄就只培育出了这几串，科学院的科学人员他们10年的心血就白费了，也是不是对他们挺残忍的？

这种情况其实在法律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偷窃的一方或者毁坏财物的一方，从这件事情里所得到的利益，和另一方遭受的损失，在量级上是不成正比的。

比如一个小偷去偷高速路的护栏，只是为了卖废铁，或者他偷了高压线，只是为了卖线里的铜丝。他所获得的金钱价值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造成的损失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可能是车祸伤亡的损失，可能是一个地区的电力供应的损失，这种不匹配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法律在量刑的时候必须得考虑不同群体不同的认知，或者是考虑社会一般的认知，而很难真的以客观的价值去衡量大家的行为。怀着不同的目的去做同一件事，行为性质的严重程度应该是不同的。

所以在种种的这些平衡之下，能够真正做出的补偿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事情，还是得去尽力保护那些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的东西。

虽然别人可能只是觉得是一串普通的葡萄、一只普通的狗、一只普通的鸭子，我们只能对它们加强保护，好好地珍惜和保护它。这才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方式。

三、伤害应该如何衡量

这起事件背后还反映出法律里常常遇到的更多更深刻的问题：伤害该如何衡量？盗窃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更普遍地说“伤害应当以谁的标准，以什么样的标准，主观还是客观的标准来衡量？”

在《侵权法》里，一方的身体、财物各种权益受到了侵犯，要如何衡量对这一方做金钱上的补偿？在陪审团制度里，这个金钱的数额通常是由陪审团去裁定。

比如小说《天使的愤怒》其中的一个案子，一位叫康尼的女孩，她被一个大巴车撞伤四肢截肢。这是对人的身体造成的伤害，这个金钱如何补偿？

首先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金钱可以赔偿得了的东西，有谁会愿意为了一笔钱不要自己的四肢，至少大部分人应该是不愿意的。然后陪审团最后作出了一个天价的裁定（当然是小说戏剧性的一种体现），但是它也体现了衡量金钱补偿的过程当中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就涉及到《侵权法》中的三大类财务赔偿：

第一类：象征意义上的赔偿

“我告你并不是图你的钱，并不是我真的遭受了物质上的损失，我就是为了分一个是非对错。”

比如你无缘无故地辱骂我，或者你侵犯了我的私人领地，你造了我的谣，我就是要你赔礼道歉，然后象征性地赔偿我一块钱，多少钱本无所谓，我们就是为了分对错。

第二类：惩罚性的赔偿

比如曾经有一个案子，麦当劳的咖啡太烫了，把一个老太太给烫伤了。因为这种事件具有普遍性，而麦当劳刻意地隐藏数据，对公共安全都造成了隐患等，所以它被处理了一个天价的赔偿。

这个赔偿的核心目的，除了补偿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也是为了制止预防这些事情在未来再发生。

第三类：补偿性的赔偿

除了这两种，一个极少一个极多的赔偿，大部分情况下的赔偿是补偿性的赔偿。衡量因为过错方的侵权行为所受到的伤害，然后用金钱的形式加以补偿。

这个时候衡量的是具体受到的伤害或者经受的损失，在英语里这个补偿的目的是make the plaintiff whole again（再把他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把他“放回”到侵权事件发生之前的地方，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就算叫做补偿了。就像挖了一个坑，现在把这个坑填平，让一切回到最初的样子。

问题在于一切是很难回到最初的样子的。第一，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补偿的。

比如开头提到的偷“吉吉”事件，侵害的是他人的财物。但鸭子不仅被偷了，而且还被吃了，是把这个财物给毁坏了。

比如某一个电器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引发了火灾，把整个房子给烧了，最后核算烧了房子应该赔多少钱。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有价的，我的笔记本电脑值多少钱，还有电视和冰箱等等。

第二，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无价的。比如前任留下的十封情书，对我特别重要、永远也无法挽回了，但是那几张纸可能是没有价值的。

《海边的曼彻斯特》

我记得刚去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有第一节课老师做一个测试，测试有没有做律师的天赋：你现在代理一户人家去向保险公司索赔，他们整个房子都被烧了，你现在应该强调什么？

一般大家当然都强调那些最值钱的家具和物品。我有个同学非常有天赋，他站起来说：“应该强调的不是房子，应该强调这是他们的家”。这是在向那些可以决定赔偿数额的陪审团，去强调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用金钱补偿，只能尽量地去弥补。

四、单方面承诺的义务需要兑现吗

回到开头，这件事情能够引发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王珞丹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发出了这则微博。

假设这个悲剧没有发生，这个鸭子没有被吃掉，它被及时地找到了，有的人真的把这个鸭子送了回去，王珞丹有没有法律义务去按照她微博悬赏当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谁把这个鸭子送回来，就提供十只北京烤鸭”，真的送这十只北京烤鸭呢？

从道德上，大家应该都会同意说，“这是一个人的诚实信用，特别是作为公众人物，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兑现这样的承诺，她会兑现的”。

但是王珞丹有没有法律的义务这样去做呢？

如果这个鸭子是一只走失的鸭子，然后被人捡到，按照这个悬赏的规定送了回来。那么她不仅有道德、信用上的义务去兑现这个承诺，也有法律上的义务去兑现这个承诺，这是《民法典》317条规定的。

根据《民法典》规定，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善意受让人”。假设有一个人把这只鸭子给偷走了，或者是捡到了鸭子，但是这个人意识到这只鸭子非常值钱，他没有选择把鸭子给吃了，而是卖给了别人。

另一个人真的出了很多钱，比如花了1万块钱把这只鸭子给买了。这个“善意受让人”并没有偷、没有抢，他是花钱买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原主人得付出合理的费用，才能把这个鸭子给领回来。但当他付了这笔钱之后，可以向这个把鸭子卖掉的人追偿这笔钱。

假设说有一个好心人捡到了这只鸭子，但是这个人不刷微博，他没有看到这个悬赏通知，但是他出于善良，找到了失主，把这个鸭子给还回去了。

过了两天，有人提醒他说，谁把这个鸭子捡到的话，就能拿十包北京烤鸭，他才意识到有这个微博上“悬赏令”的存在。他可不可以再去向这个失主，向王珞丹或者向她的朋友追讨那十包北京烤鸭呢？

这个问题就更有趣了，它涉及到《合同法》的根本问题。

从一般的法理上来说，当她在微博上发布这样一个“悬赏令”的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单方面合同。

单方面合同和双方面合同的区别是，双方面合同意思是双方共同约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单方面的合同则只约定了单方的，就是发出邀请这一方的义务。

王珞丹的“邀请”是开放式的，所有满足了她这个合同当中所规定的行为的人，都可以要求她，也就是发出邀请的这一方，兑现她单方面承诺的义务。就是任何人把这个鸭子还回来了，她都应该给人家北京烤鸭。

但如果这个人事先并没有看到这则微博，就把鸭子还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合同缔结完成了吗？

这就涉及到合同构成的四要素了。

第一，有一方发出邀约（offer）。第二，另一方接受这个邀约（acceptance）。第三，双方都付出代价，用来证明这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赠与行为。第四，双方都有意图要接受这份合同或者法律的约束。

当王珞丹在微博上发出这个悬赏通知的时候，可以被视为发出了一份邀约，任何人把这只鸭子还给她的时候，这个人就完成了这个邀约。它是用某一个行为，而不是口头的承诺或者签署合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动作的，那我们可以认为，这份合同在这个时候就缔结完成了。

这个人把鸭子还回去，也就是完成接纳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着缔结一份合同的意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四个元素。所以他并不能去追讨那十包烤鸭。

这看上去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当你去接受一个邀约时，你的接受必须是在依赖那个邀约的基础上去完成的。你要有对那个邀约的意识，并且有意图去接受那个邀约，这个接受才能算是法律上的接受。而不是说完成了接受所要求的客观动作，就可以叫做接受。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判例上类似范例的，有一个人的狗走丢了，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份“寻狗启事”，说“谁把狗送回来，我给他100块钱”。结果有一个好心人就把他的狗领回来了，回去以后这个人才发现有这个报纸，然后就回去找他要钱，但最后并没有支持这一要求。

这个原则不只用在“寻狗启事”、“寻鸭启事”，看上去是生活中的小事件上，这个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合同。

1927年，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裁决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地方发生了谋杀案，有两个警察被谋杀了，所以当地的政府发出了一份悬赏令。

这个悬赏令当中说，“如果有谁能够提供足以将谋杀嫌疑人定罪的证据，如果这个提供证据的人不是谋杀嫌疑人本人，他们就将获得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也将获得金钱奖励，奖励1000元。”

有一个和这个谋杀犯过从甚密的嫌疑人克拉克，他被逮捕之后，其实是为了撇清自己在这个谋杀案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证明“这不是我做的”，他就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怎么策划和实施，全部给说出来了。所以他的这份证词就成为了那个真的谋杀犯定罪的证据，真的把那个人给定罪了。

等到这一系列过程都走完之后，他回头依据政府当年发出的那份悬赏令，要求政府给他钱。这个案子就一层一层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后说“不行”，这个案子叫做 R v Clarke （R诉克拉克）。

法庭承认说，当政府发出这样一则悬赏令的时候，政府是提出了一个单方面的合同，或者是它提出了一份邀约。但是当克拉克去完成这个邀约所规定的接纳的动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着进入这份合同的意图。

法庭说，我们确实在法律上要区分“意图”和“动机”，而我们判断一个合同有没有缔结完成，并不在乎这个人缔结这份合同真实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这两个概念是彼此相联系的，从动机可以推断出一个人有没有意图要进入一份合同，而当克拉克提供这些讯息，为另一个杀人犯定罪的时候，他主要的动机是撇清他自己。

克拉克在之前提交的证词里说，当他提供这些讯息的时候，他的确没有想到为了讨赏，就是想要说清楚事实，在那个时候，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他是事后才想到要领取这个奖赏的。

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在他有采取缔结合同的行为的那个瞬间，他没有言行一致，他没有主观、客观统一，他没有带着缔结合同的意图，而这个意图就预设了要有缔结合同的认识。

首先得要知道这份邀约的存在，知道这个邀约所规定和期待的内容，才可能带着接受它的意图去接受它，所以在这个案子里，主要是克拉克没有意图。

在“寻狗启示”的案子里，如果从一开始都不知道那份邀约的存在，那根本没有可能去接受它了。

合同的一个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意图”，本质上反映的是双方有mutual mind（共同的思想）。

去判断双方是不是真的达成了某个合同？就是要判断有没有一个瞬间，我们是在某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这个合同的理论基础。

如何确定双方的期待是什么？如何找出双方心灵相通的那个瞬间，他们到底同意了什么？

这种东西就算能找出来，它又如何量化，这些问题就是司法实践当中的问题，实践当中会有和解、妥协、折中等各种各样的操作，然后继续把这个体系运行下去。但是从理论上，它需要满足大家的期待。

五、法律的补偿是有限的

今天讨论的这一切，都还是在说“法律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到法律非常努力，它要给一个在侵权行为当中受害的人，尽量用金钱的方式去补偿他，去维护他的权益；它要实现一个合同最初签订的时候的目的。

《男孩与鹈鹕》

在种种的平衡之下，当伤害真的发生的时候，能够被用来补偿的金钱，能够用法律的手段去争取到的东西，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法律虽然要努力地去惩罚那些犯了错的人，制止那些错误的行为，但是也不能罪行不相当。

也不能说“一个偷了葡萄的人就要坐10年的牢”，因为法律又要维护各种各样的确定性，不能让大家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不安之中。

这确实是一种悲剧，注定没有办法用金钱补偿。无论法律多么努力，它和理想的状态之间一定有差距，而也一定要在不同群体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取舍。

本期内容摘选自看理想App节目《正义与现实：像律师一样思考》，内容有大量删减，小标题由编辑添加。

本文来自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詹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