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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7 19:00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当城乡的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当农村青年拥有了婚姻家庭的“退出权”,自主离婚已经不可回避。归根结底,缺乏考量地走入婚姻才是不幸的源头。题图来自电影《最爱》,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荷西帕


农村青年小王重返“光棍”了。但他用一个月时间经历的“快餐婚姻”,却掏空了10多万元的家底。


此后“头婚的找不上,二婚的不甘心”,小王至今没有成家。父亲认为,“就是这一个月的婚姻坑害了一家人”。


当闪婚闪离还是都市传说的时候,大家都戏称“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转眼间,“快餐式”婚姻也成为了农村婚姻的新典型。


年前说媒,初三见面,初五下婚帖,初七办酒席。在农村,愁死人的终身大事,只需七天就成了。


传统相亲市场上,只要门当户对彩礼合适,就可以结婚了。仪式前,男女主人公甚至都没有见过几面。


如今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但家里的父母仍以早日操办孩子的婚姻为生活目标。根本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就这样不容拒绝地匆匆走入未经考量的婚姻。


年底相亲热,年后闪婚潮,到了来年,可能就是排队闪离的景象了。


半月谈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农村年轻夫妻的离婚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打工潮带来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带来了婚姻观的改变。她们开始慢慢“退出”被选择的婚姻,以离婚来主导新的生活秩序。


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他们同时是传统习俗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边缘人,闪婚的现象是这种矛盾的结果,却又是闪离的原因。


一、农村才是“闪婚”重地


《礼记·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可见,家族意义和子嗣繁衍才是传统婚姻的目的。结婚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公众事件。


本世纪以来,一向重视家庭稳定的宗族农村却出现了普遍的闪婚现象。一项在赣南村落的调研显示,148人的村民小组,在2000年到2010年间,娶亲的14户中有11户是闪婚。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今天上午见了面,晚上就可以把女孩子带走”。


村主任表示,2007年以后村里从见面到结婚一般是7天到15天,见面、看院落(可免)、过彩礼、结婚,婚都闪结了流程还不简化吗。


为了赶紧结婚,仪式流程不必强求。


“闪婚”虽然听着是个新潮的词,但农村闪婚的根本原因仍显得似曾相识。


为儿子建房子、娶媳妇,是农村人一生中重要的使命。就算省吃俭用、债台高筑,也要尽力完成,不然不仅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宗族精神”。


“赶紧结婚赶紧完事儿”听上去不可思议,却是很多农村父母真实的想法。小林在结婚前跟父母说,想要彼此了解一段时间,至少半年,但爸妈却说,“哪有这样的,别人都急着抱孙子啊。”


谁家孩子更早结婚,在村里形成了攀比风气。


甚至自己孩子多快能娶上媳妇,都是村里的攀比资本,一位村主任认为,“你有钱有势才能这么快娶上媳妇咯”。他不主张儿子在外面找媳妇,“不稳定,走掉了,名声不好”。


有了极愿意为孩子安排本地婚姻的父母们,专业的媒人自然嗅到了商机。因为利益而出现的他们,“只要结婚,才不管合不合适呢”。


当地婚姻的质量和可信度受到巨大冲击,也给一个个家庭埋下了危机。


职业媒人,才不管你合不合适。


进城务工永远地改变了这一代年轻人。英克尔斯有云,“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从此,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不得不在传统和现代中来回兜转。


这里有一个结论或许令人惊讶,农村闪婚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流动所致的。


城市是慷慨的,它的光鲜、多元向所有人敞开,但是能享用多少,每个人的处境却大不相同。


多数情况下,农村务工青年在城市里社交范围狭窄,工作的“同性聚集”程度较高。比如男性主要集中的建筑行业,女性主要集中的轻纺、食品加工或家政行业。


工作环境性别比例的失调限制了他们的择偶范围。


对于既不固守传统,也仍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他们而言,接受父母的安排,在过年时回家相亲闪婚,是无奈也是一种选择。


工厂的假期在腊月二十到正月初十之间,预备结婚的年轻人们,要在这20天里完成结婚所需的所有步骤,可不就是彻头彻尾的闪婚。


对传统婚姻模式的路径依赖,加上城乡“双重边缘人”的身份,构成了农村闪婚的大致基础。从这个并不稳固的起点出发的婚姻,很可能只通向快餐式的体验。


二、 “闪离”的增长,暗示着女性主导婚姻的新秩序


川西平原西北部的城郊,有一个主要种植蔬果的村庄。自2010年以来,这里的离婚案例增至19例(截至2019年)


鲁西北一座典型北方农村,村民的宗族认同和日常行走都在五服之内。2010年后,离婚案件达12例(截至2016年),甚至不乏诉讼至人民法院的决绝方式。


还有河南、陕西、山西,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库(2006-2013)显示,离婚率呈现了波动上升的趋势,以年轻夫妻为主,他们的婚姻大多只维系了十年以下。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村民们都戏称“离婚潮”来了。


各地农村的离婚率都在增长。/(王会&欧阳静,2012)


多少让人意外的是,这些闪离大多数都是由女性提出的。关中某村的17起离婚中,13例由女方提出;鲁西北某村的12起离婚中,10例由女方提出。


可以说,女性主导了农村离婚的新秩序。


即使在农村,离婚也越来越成为了个体化的事件,社会、家庭的约束不再犹如桎梏。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在两代人对待不幸婚姻的态度上最为明显。


离婚的污名化已经得到了改善。陕西某村一位50多岁的女性说,她年轻的时候也过得不幸福,丈夫脾气暴躁,夫妻之间经常打架,无数次都让她失去了过下去的信心。


“但八九十年代离不了,顾脸面、顾家、顾老人,现在的娃什么都不顾,说走就走,把娃都抛下”,年轻人离婚的心理成本已经不像从前。


感情破裂,就该是离婚的理由。/新闻截图


一方面,换婚、买办婚姻已经无法把年轻人拴在传统的“家庭政治”中,父母媒人强扭的瓜,成了随时触发闪离的根源。


另一方面,女孩的家人也能接受婚姻不睦的孩子离婚。甚至还出现了娘家人为再次获得彩礼教唆女儿离婚的极端案例。


“以前娘家母亲都会教,在家要勤快一点,什么活都要干。现在娘家人都不这样了,都只看钱,条件不好就让女儿分手(离婚)”,男性村民们将此归结为“娘家人心术不正”。


从这种道德指责中可以看出,女性主导的离婚获得了亲属网络的支持,日益走高的彩礼也助推了这种改变。


彩礼高不可攀。/人民日报


传统的婚姻模式在不可逆转地异化,最重要的变革驱动就是外出务工。


以前的农村生活是静止的,当打工经济改变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城市的精神理念成为农村年轻人的参照系,原来的乡土规则就失效了。


有村民指责他外出务工的妻子,“心野了,看不上农村,回来看什么都不顺眼,就和外面比,光给你寻事、吵。当初就该让她一直在家带娃。”


原本,女性是农村的边缘劳动力,打工让她们的经济价值得到了直接的体现。女性的依附地位改变了,她们完全可以离开丈夫独立生活。


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村人对婚姻的看法。/(彭小辉, 张碧超&史清华,2018)


打工经济的普遍,确实让不少女性将婚姻视作向上流动的手段。她们在婚姻和家庭中逐渐拥有“退出权”,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只是暂时多发的“闪婚闪离“也增加了农村婚姻的道德和社会风险。


三、“快餐婚姻”的社会风险可不低


对于农村来说,婚姻市场已经永久地发生了改变。


原本22-23岁的初婚市场是地域性的,人们对婚姻和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兴起,地方性通婚圈被打破,婚姻资源不再局限于十里八乡的内部流动。


以“闪离”来结束没有期待的生活,就是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再次校准。


来到再婚市场的农村青年,竞争对手更多了。


一旦婚姻越出了传统村社的边界,婚姻市场就是无规则的。竞争不再仅存于本地,还拓展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


由于我国失衡的性别比例,2020年将形成3000万光棍。女性在结构上成为了稀缺性资源,彩礼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西部河镇,结婚彩礼大约是六七万元,加上建房,置办家具,三金和酒席,总花费不会少于20万元。


一旦婚姻失守,就会面临经济贫乏的巨大风险,因此导致的社会影响,实在不容小觑。


在婚姻市场里,农村男性没有优势。/新闻截图


半月谈曾报道了盐池县农民王建国(化名)的小儿子一个月的短暂婚姻。女方提出离婚后尽管退还了彩礼,但王建国一家还是损失了10万元左右。


婚姻秩序的突变,让农村贫困群体面临着难以估量的地位焦虑,“娶个媳妇掏空了一家子,不心疼人也得心疼钱”。一旦男性“重返光棍”,他们将无法再次承受婚姻的支付成本。


河镇和平村就由此发生了一起悲剧。村民刘洋在妻子提出离婚后,一起去乡政府办理手续。路上两人因为孩子抚养费产生了纠纷,刘洋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刺死了妻子,而后自杀。


在同村另一个不幸的家庭中,当儿媳提出离婚,公婆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形下,婆婆选择以投入水库自尽的悲壮方式,最后挽回这段婚姻一次。


再婚困难、高价礼金的焦虑缠绕着农村男性,由此发生的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暴力、赌博成性迫害着囿于婚姻的女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未成年人的犯罪几率也将大大增加。


一个月的“快餐婚姻”,三代人的伤痕累累。


失败的婚姻,整个家庭都在承担后果。/图虫创意


为缓和此类问题,不少观点将希望寄托于减少农村闪离、劝和夫妻矛盾上,但任何治标不治本,都不可能是降低社会风险的途径。


当城乡的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当农村青年拥有了婚姻家庭的“退出权”,自主离婚已经不可回避。


归根结底,缺乏考量地走入婚姻才是不幸的源头。婚姻市场上男女双方的地位差异,反而加剧了男性择偶时的随性。“随便找个人过日子”很可能是出于现实处境下的无奈,但它的另一种说法依然是,心思不在“过日子”。


“快餐式”婚姻的增长本就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的结果。


面对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期,只有让农村婚姻的节奏慢下来,让人们在所处的境遇中尽量做出最优的选择,才能让婚姻的稳定性和责任感不成为外在的枷锁,而成为主动的追求。


参考资料:

王会, & 欧阳静.(2012). 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12(003), 87-94.

彭小辉, 张碧超, & 史清华. (2018).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离婚率——基于劳动力双向流动视角. 世界经济文汇, 000(004), 36-52.

班涛, & 陈讯.(2017). 转型期农村离婚的类型、变迁及后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 43-50.

严海波, & 刘升.(2018). 传统与现代的农村婚姻——基于江西d村"闪婚"的调研.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00(001), 88-93,99.

魏程琳, & 赵晓峰.(2013).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社会基础及趋势.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5-22.

冯小, & 陈靖.(2012).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南方人口, 27(1), 34-41.

张欢. (2020). 生活本位:新时期农村离婚现象的形成机制——基于川西平原z村的实地考察.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38-44.

张雪霖. (2016). 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和农村离婚新秩序——以鲁西北c村离婚经验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12).

李永萍, & 杜鹏.(2016). 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 000(005),86-92.

李萍. (2011). 当前我国农村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000(005), 17-20.

农村青年快餐式婚姻:以前离婚丢人,现在见怪不怪 《界面新闻》2019-07-2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荷西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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