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生活在此处

虎嗅注：《乐队的夏天2》第一期播出之后，随着“被五条人笑死”的词条登上热搜，五条人出圈了——这个乐队虽然一边担心节目工作人员被开除，还一边临时换歌，让工作人员直呼“我被摇滚乐吓死了”。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是被淘汰，但是五条人并不在意。

不过，在这篇文章的采访中，面对每一个乐队都避免不了要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来乐夏？”，五条人给出的答案看起来还挺认真：“是为了名和利，同时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

本文转自“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老月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2016北京草莓音乐节。

名和利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录制在北京南边的一处影视园内，出示健康码、胸牌，乘坐电梯下到一栋灰黑色大楼的负一层，米未的工作人员打开了苹果手机内置的指南针。

穿过无数个形状相似、统一白色的化妆间和走廊，他们将我带到了一个二十平米大小、带沙发和独立洗手间的休息室，等待五条人乐队两位成员仁科和茂涛的到来。

那是节目录制的前一天，远远可以听见参赛乐队排练的声音，门口不时走过几个黑色上衣、戴着胸牌的人，疲惫和紧张的氛围在暗暗蓄存，直到两个穿短裤的男人一屁股坐在了黑色沙发上。

仁科和茂涛没有穿来标志性的皮衣花衬衫，但偏分梳高的油头，还是为空调温度过低的房间带来了一丝热带气味，茂涛的墨镜直到采访结束也没有摘下，他的广东口音带着磁性，恍惚间就将人带入了童年看的香港警匪片中。

“我们今天的通告是不是这个采访完就没事了？”他们询问工作人员，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两个人瘫坐下来，开始闲聊一些什么。

一样的旁若无人，一样活泼的气氛，就像第一期节目中上演的那样，仁科和茂涛像两个人来路不明的闯入者，可以轻轻松松划破任何固有的环境。

采访中，茂涛不知道什么时候甩掉自己的一只拖鞋，光脚翘起了二郎腿。

这不是五条人参加乐夏以来接受的第一次采访，他们前一天刚结束某时尚杂志的拍摄和访问，在被问及“为什么参加乐夏”这样的固定问题时，仁科说：“我再把文字给你复制一遍，我们参加乐夏是为了名和利，同时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

得来这样坦然的答案并不简单。去年《乐队的夏天》在独立音乐圈层内引起了足够大的振动，微博、朋友圈的刷屏，无论走到哪里，朋友和乐迷的询问，都让仁科和茂涛不得不关注到这件事。

最典型的场景发生在杭州酒球会演出之后，一位去年做了评审的朋友极力劝说他们参加乐夏，而饭桌的另一端，另一位朋友持反对意见，两位朋友争辩了三四个小时，最终也没能达成共识。

对这个成立十一年，拿过《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音乐奖、金曲奖、阿比鹿音乐奖、金音奖的乐队来说，这样的机会也出现过几次，仁科此前并没有重视：

“我们音乐人是做音乐出唱片的，对这类事没有多大兴趣，而且我们普通话也不好，担心控制不住场面，唱歌没问题，说话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仁科性格外放，茂涛往往是那个不露声色，看着他点头的人。在决定“为了名和利”之前，仁科跟不愿意参加节目的茂涛好好聊了一次，具体的内容他们没有提及，只是在被问到“功利心”相关的问题时，仁科举了一个例子：

“去参加音乐节也拿钱对不对？有音乐就有商业，演音乐节是基于兴趣，说为了钱也奇奇怪怪，总体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也许也是从音乐节带过来的习惯吧，在第一期录制中，仁科没有告知任何工作人员，甚至乐队成员，上场之前跟茂涛商量，想把原定的“大金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换成了《道山靓仔》，茂涛说了几句“你要想清楚，考虑别人”这样劝说的话，但第一个音起来的时候，他还是支持了仁科。

原先设置好的灯光、提词器全都失效了，仁科和茂涛用海丰话唱着“佬势势（可译为牛逼轰轰）”，并没有跟全场乐迷、工作人员里任何一个疑惑的目光对视。

这两个嘴上复制粘贴了无数遍“名和利”的人，在第一场比赛就因为“想玩点不一样的”，被淘汰了。

海丰，离开海丰

仁科和茂涛口中的童年，更像是一段口述的家族史。当他们自然地向你说起“我爷爷是香港人”“我奶奶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我爸爸的弟弟的哥哥开了一个茶楼”的时候，你很难用惯常理解80后音乐人成长经历的方式去对应五条人。

2012年，《南方周末》撰写过一篇叫做《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的文章，文中的仁科和茂涛，是海丰小镇中经历过家道中落的“贵公子”：

仁科的爷爷曾在国营单位工作，父亲是个开过酒楼、发廊、卡拉OK厅的大厨；茂涛的父亲做泥瓦工起家，在九十年代小镇盖洋楼的风潮中变了成功的包工头，家里买过三菱越野车，后来举家搬到了县城，茂涛第一次放出打口带里的摇滚乐，用的是家里几万块一套的音箱。

一个出生在风中带着鱼腥味的捷胜镇，一个出生在交织着小溪和田野的陶河镇，提起童年，仁科和茂涛开始挥舞双臂，言语散发出光彩。

茂涛把自己的记忆写进了《童年往事》，收录在《县城记》中。最快乐的事总是发生在秋收时节，中秋节前后，地方戏班子会来到小镇里搭上戏台，演一些西秦戏，小茂涛并不关心戏台上唱的内容，戏台下跟小伙伴们的游戏已经开局了。

有时是小小的赌博游戏，有时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大家一起扔铁饼，不小心砸到了老头的脚，“梁栋执支拐子骂爹骂娘讲我去道给你爹听”。游戏散场，摸着没有灯的路回家，在一片黑暗中，一群小朋友开始互相装鬼吓唬对方。

除却戏台、打架斗殴这样的“海丰轶事”，仁科的回忆还有霓虹灯的影子。

在父亲那个用雷射碟机放碟的KTV厅里，仁科往往是帮忙点歌的那一个，音乐响起，很多人就会走上舞台唱歌，“歌王”父亲会跟母亲合唱，唱过的歌能够拷下来再听。歌舞厅楼下，紧挨着老式电影院的地方，父亲还盘下了一个小小的发廊。

不止是这个发廊，让仁科对发廊产生情结，甚至五条人一张专辑的名字就叫“梦幻丽莎发廊”的，还有他“爸爸弟弟的姐姐”开的一整栋发廊。仁科的母亲当时在那个高级的发廊做员工餐，仁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发廊四楼的休息室吃东西，偶尔还会有一些中年男顾客递给仁科十块钱，差他去买一包五块的烟。

“当时的发廊很有意思，九十年代电脑刚刚流行，你拍一张照片，就有人把发型拼到你的头上去，名为给你设计发型，其实是最low的那种拼，很贵的”，他说。

而《梦幻丽莎发廊》里具体的场景，发生在仁科离开海丰，搬到广州的石牌村之后，他总会挑一张CD，找一个客人很少的时间去家旁边的发廊，花五块钱洗个头，“这五块钱花得很值”，仁科说，“我可以听到我喜欢的歌”。

后来“家道中落”，仁科的父亲做生意赔了钱，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县城，茂涛的父亲因为一笔至今未结的工程款宣告破产。

不过，即使家里欠了很多钱，到了做大厨的父亲工作的茶楼，仁科还是能进到单独的休息室，吃到一条专门为自己炸的鱼。

摄影：宋晓辉

就像大多数决定漂泊的年轻人一样，茂涛高考考砸了，打死也不愿意复读，跑到了当时的“打口碟圣地”广州，想听到更多的摇滚乐；间隔三年，在一场“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上认识了茂涛的仁科也“受不了了”，变卖了自己的油画颜料，拎着爸爸买的一袋香蕉，坐上了去找茂涛的，开往广州的黑车。

“走鬼”走了

2009 年，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了《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终身委员是乐评人郝舫、李皖、张铁志，和音乐人老狼、小柯，颁奖词写道：

“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在《县城记》所描绘的“乡野”中，有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八十年代回家做生意，倒卖港币的“港纸贩子”，有“有雨也累，无雨也累”，坐在田边抽烟的李阿伯、海丰蚊香厂门口抱怨老板的老员工、吃饱了没事干每天跑到制衣厂门口朝女工乱喊的老光棍阿炳耀，也有那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唱一唱身边要结婚的傻朋友。

这张专辑诞生的地点不是海丰。先到广州的茂涛投奔了在华师大读书的哥哥，在华师大的男生宿舍里住了一年多，蹭了很多电影课，仁科前来投奔时，因为听打口带爱上摇滚乐，又因为摇滚乐漂到广州的茂涛正在华师大门口摆摊卖打口带，两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毛胚房，仁科卖盗版书，茂涛卖打口带，两人做了“走鬼（流动小贩）”。

那段“走鬼岁月”有些嬉皮、地下的味道。正午故事在《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一文中写过，那间只粉刷了墙的屋子经常会住十个八个人，厨房也用来睡觉了。大家一起弹琴、瞎唱歌，想做生意的时候就出去摆一摆摊，不想出门了就看书、写写东西，攒下钱了，几个人就一人买一辆二手自行车，打算穷游到云南……

第一次出行没有仁科，后来他背着吉他和书，一个人坐着火车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手里的一千多块钱。

“走鬼”生涯一直持续到2007年，广州为了筹办亚运会严打摆摊的人，仁科和茂涛只好开了一家唱片店。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两人开始整理这些年的作品，在认识仁科之前，茂涛就开始尝试用海丰话创作歌曲，在跟一帮朋友玩闹、“瞎唱”的过程中，《县城记》初见雏形。

之后的故事看起来非常顺遂，仁科和茂涛认识了周云蓬的经纪人佟妍，用她提供的经费录了小样、给乐队命名为“五条人”，保持几乎每两年一次的专辑发行，在各地巡演、参加各类音乐节、签约摩登天空……

而变化也在发生，五条人使用海丰话创作的频率变低了，仁科和茂涛早已不在城中村同居，五条人也迎来了新的录音室、新的乐手。

在《广东姑娘》发行之前，如《南方周末》的颁奖词所说，五条人是直接与“乡野中国”挂钩的，他们似乎被赋予了某种使命，方言需要被振兴，小人物需要被歌唱，五条人的歌曲多少有些功能性。

而在离开海丰，再搬离城中村的过程中，五条人与其笔下那些相对边缘、底层的人物的关系，一度有些暧昧。在《阿炳耀》中，他们直接唱出了“我想到了炳耀啊，真是可怜呦”这样的情感，而像《酒鬼猪哥伯》《抄电表》这样的作品，则使用了更戏谑、自然的表达方式，如仁科所说，“做一台摄像机”。

2015年，《广东姑娘》发行之后，五条人的视线从海丰转向了广州，歌曲中粗粝、严肃的元素随着海丰话的减少而减少了，留下的空间中多了几分吹着温热的风的城市柔情。

这也是第一张，五条人没有收获完全的赞誉的专辑。地域、阶级、语言、文本价值……这些严肃的命题一时间加在了五条人身上，澎湃新闻在 2017 年采访了五条人，文章标题是——

进入中产阶层的“五条人”，是否好汉依旧？

俄罗斯转盘

在说起录制综艺节目的乐趣时，仁科想到了节目组的发型师，茂涛想到了化妆师。

仁科的发型师是五条人的粉丝，知道他们要来参加节目，把一首《梦幻丽莎发廊》分享到了工作群里，得知五条人被淘汰了，发型师眼里泛着泪花，仁科安慰了他大半天。茂涛则记得自己演出结束，一下舞台就收到了几个化妆师的拥抱。

仁科似乎天生就对人类保有好奇，采访进行中，他会突然停下自己的话，开始询问我手上的矿泉水瓶里装着什么饮料。

“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变化中汲取乐趣，苦中作乐也好，你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人私底下是很有趣的。就像电视台采访一个农民，他在镜头前说话可能很严肃，但生活中的他也许很鲜活，并不单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是很丰富的。”茂涛解释了他们的“乐趣”。

对于陌生人的善意与好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来源于仁科口中的幸运，“不管在发廊、工厂还是摆地摊，我都是被人照顾的那一个，我写的那些人物给我带来的，更多都是蛮温暖的回忆。”

这样的好奇延伸到五条人的作品中，通常被我们称为“人文关怀”。新闻中因为初恋嫁人、开着货车撞上高架桥的司机、被感恩中国网站刊登的乞丐马百草、想象中存在于城市的几百万只猪……

在《世情》中，五条人写到了自己的朋友阿良仔，他们相约去大城市见见世面，设想过一起到巴黎和纽约，歌曲的最后是这样唱的：“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他的屋内还存有那么十多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

“你对阿良仔的情感，是同情或者惋惜吗？”我问道。

“你知道鬼压床是什么感觉吗？”仁科反问我。

十六岁那年，离开海丰之前，仁科在工艺美术班学了画画，在母亲朋友了介绍下进了一家贝雕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一座贝壳山前面画贝壳，根据贝壳的纹路绘出一些龙、鱼、丹顶鹤，后来腻烦了，就开始画怪兽。

当时，仁科的母亲、哥哥都在工厂上班，在细分的工种中，仁科的活儿不是最脏最累的，画画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有些创作空间，他在工厂算是文人。

仁科说，他看工厂里的朋友，就是鬼压床的状态，“你在做那个梦的时候，想要醒来时很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对不对？在你刚刚要醒来的时候，稍微松懈了，又会被吸进去。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很有才华，但是什么都没做、没有挣扎的时候，是不会惋惜的”。

在《南都周刊》，张晓舟曾把五条人称为“民谣走鬼”，他是这样解释五条人与周遭人的关系的：

五条人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

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五条人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

而在仁科的口中，从离开海丰，住在石牌村，再到离开石牌村，几乎没有”迫不得已“的成分。

“我虽然可以理解他人追求世俗的幸福，但我不是，也千万不要说什么体验生活，我不是跟社会对着干，也不存在融入，我也属于社会，在我观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观察我。”

仁科认为，大部分为了赞美、朝拜，具备功能性的歌，最后都会变成垃圾，他们没有能力为底层写作，只是在一些经历中，自己接触了、被影响到了，同时也影响了五条人的创作。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五条人之后的作品，可以追溯到维姆·文德斯的《公路之王》、吉姆·贾木许的《离魂异客》、贾樟柯的《天注定》……

仁科说，自己在疫情期间看了很多类似《游民三部曲》的纪录片，他看黑人、印度人、菲律宾人、英国上层，也看艺术家，他兴奋地聊起一个拉美的纪录片中，印第安人使用的一种排箫，吹出来一段非常好的旋律，没有歌颂或者俯视，“你在地球上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跟你有关系，一个都逃不掉。”

对于部分青年文人来说，“别处”意味着文以载道式的“改变世界”、“批判社会”，在各国的乌托邦里，文艺作品能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小的作用，而五条人对于社会议题、底层生活的关心，更像是一种自然、普世的惯性。

仁科和茂涛没有刻意选择任何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没有把自己从当下的经验中有意摘出来过，没有所谓“社会责任感”的包袱，影响和被影响共存，这样记录下来的东西，反而成为了另一种关怀。

米兰·昆德拉曾在《生活在别处》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因为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学生们正在搬起大鹅卵石，推翻汽车，筑起街垒；他们的进入世界是喧闹和壮观的，被火焰所照亮，被催泪弹的爆炸所辉耀，生活对兰波来说艰难得多，他梦想着巴黎公社的街垒，却不能离开沙勒维尔。

但在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的兰波筑起了他们自己的街垒。他们站在街垒后面，拒绝与这个世界的临时主人作任何妥协。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

但在小说最后，主人公雅罗米尔摆出了诗人的姿势，框入了艺术家、革命者的造型，也没有在别处找到生活，等来解放赋予的意义。

五十几年后，一个叫做五条人的乐队在歌里反复吟唱“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

他们否认时间的线性运动，只认当下（就在节目录制期间，五条人还在准备疫情期间的新作）；他们的地域中没有“别处”，像是应了那句“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五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此处。

在仁科的形容中，《乐队的夏天》可以被看为一个赌场：

“进去的时候必然是想赢钱的，但是在赌场里面，还有很多好玩对吧？我可以玩俄罗斯转盘，也可以喝着酒，看别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