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明星民营医院的四十年沉浮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 健闻谭卓曌，原文标题：《5年前营收近2亿，现在标价4千万没人要，这家医院哪里病了？》，头图来自：原文供图，摄影：吴靖

导读：

• 八十年代，率先市场化。大型公立医院是高档餐厅，武汉商职医院就做大排档。

  
  

• 在医保红利时代，商职医院成立市场部，去农村拉新农合病人。

  
  

• 医保红利的隐患：商职医院医保收入占八九成，自费只占一成还不到。而自费收入的多少，最能考验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营能力。

  
  

• 2015年后，当公立医院重视市场，医保红利退潮，之前赚的钱没有用来实现医疗升级的商职医院，陷入困境。

  
  

• 引入社会资本，明星院长、高州模式缔造人钟焕清，在武汉难以缔造一个“高州模式”。

在医疗资源仅次于北上广的武汉，武汉人对医院的概念是现代化的高楼、先进的器械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是武汉协和、同济、中南、人民等四大三甲医院的形象。这也是全中国的大部分人，对现代医院的印象。

进入脏乱不堪、鱼龙混杂的汉口旧城区里，穿过周边握手楼、交错缠绕的电线，进入一家门上标有“医院”的大门，看到一栋4层灰白色、墙面年久失修的门诊楼，一栋7层楼的住院楼，再加上一栋3层高的行政楼时，大多数的人会以为这可能是一家出现在电线杆上小广告上的医院。

它叫武汉商职医院，曾经是武汉乃至全中国盛极一时的、最早进行国有转民营改制、并最早进行商业市场化的医院，在90年代这家二级医院的营收就达到了5000万，高于全国许多三甲医院。

它有极为辉煌的过去，武汉医疗系统的人曾以进入这家医院为荣。198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下属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虽然尚属公立医院，但失去了财政拨款，自负盈亏。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它没要国家一分钱，却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比如，首创职工“保险医疗”、在全国率先推出导医导诊服务、在全国最早推出“分娩封顶价”，蝉联武汉市十年“接生状元”等等。

但它的溃败也来得极为迅猛，以至于到了如今拍卖也无人出价的境地。2016年，商职医院引进社会资本——上市公司神州长城（主业为工程投资）。被收购后的商职医院并没有走向快速发展之路，近年来，利润反倒为负值。

短短四年时间，由于神州长城经营不佳，最终被退市，连带武汉商职医院被拍卖抵债。6月上旬和下旬，商职医院经历了两次拍卖，起拍价从5128万，一再降到4102.4万，依然无人出价。

回望商职医院，两任院长都是能人。前任院长王际德，在计划经济时代率先提出像办商场一样办医院，以超前的远见和勇气抓住了市场机会，成就了商职医院的第一波辉煌；后任院长钟焕清，主导过轰动一时的高州医改，将位于广东贫困地区、名不见经传的高州医院，做成广东地区远近闻名、以心外科手术等疑难杂症为主、性价比高的知名医院。

而两任能人，为何不能阻止这家有辉煌过往的民营医院的颓败？

回望过去四十年，这家医院，几乎浓缩了中国民营医院的变迁史，它曾经每一步都踏在改革的节点上，利用了政策时机，抓住过市场红利；但它后来的发展，却没有将此前获得的红利用于进一步的发展，当其它医院都重视市场化时，它却从时代先驱沦为被时代和市场抛弃的对象。

商人院长王际德：像做商场一样做医院

198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这一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首个医改文件，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文件预热次年，医改启动。

商职医院的故事在这一年，掀开第一页。

作为武汉商业局系统内的一家职工医院，因上级主管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财政拨款骤然停止。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因体制改革而“断奶”的国有医院，不得不自负盈亏。全院焦头烂额之际，迎来了一个叫王际德的“外行”中年男人。

十几岁就闯荡武汉的王际德，当过学徒，做过伙计，一步步成为武汉市服装公司的经理，是一个地道的商人。在商职员工眼里，王际德头脑灵活。他最早提出医疗市场概念，认为要像办商场一样去办医院。

调任商职医院任党委书记的王际德，一心想为商职找到一条活路。若要论技术，商职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和大医院毫无可比性。商职医院如何定位？一度困扰王际德。

当时的大背景是，大批国企职工在转型中下岗，医药费用却快速上涨，生个孩子上千、治个感冒上百，个人医疗负担极为沉重。王际德的商业嗅觉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不和大医院抢病人，商职就走平价路线，服务中低收入者。

大医院是高档餐厅，商职医院都是人人吃的起的大排档。

汉正街和商职医院，仅一街之隔。因南临汉水、东接长江，一度商贸繁荣，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本地居民，和过来做生意的外来租客，大多收入偏低。这部分为高额医疗费用发愁的人群，恰恰是王际德认定的“目标顾客”。

一系列举措全面铺开。1996年，商职在全国率先推出生孩子“包干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轰动一时。一位商职的老员工告诉八点健闻，武汉市当时顺产需要一两千，破腹产需要3500元，商职推出的这个价格，一下子就把很多竞争对手击垮。

一直以来，医院是甲方，看病上没有选择权和议价权的百姓，哪见过医院主动降价打折的情况？这一举措，一下就让商职医院门庭若市。

没有推行包干价前，妇产科一个月大概也就接生七八十个婴儿，结果推出来以后，妇产科的日留院病人增加到八九十，做都做不完。不仅仅是汉正街，甚至黄陂、蔡甸等郊区产妇都慕名而来。上述员工说，自己孩子出生时，包不了医院的双人间。“你前脚走，后脚马上要人住进来，非常拥挤的，忙得不得了。”在随后的10年，商职医院蝉联武汉市“接生状元”。

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科室纷纷推出40余种单病种封顶价。每项价格几乎都比大医院同种手术便宜一半以上。如胆囊手术，大医院多在8000元左右，商职封顶2800元；扁桃体摘除术，别人起码1500元，商职不超过900元。为了把薄利多销做到极致，商职甚至免掉挂号费、各项检查费（CT、磁共振除外）和输液费优惠10%、床位费优惠20%、部分病种手术可以议价。

还有一个杀手锏，是给商业系统职工推出的“保险医疗”：企业职工每个月只要交40元～60元，商职包干基本医疗，子女也可享受相关减免优惠。这是王际德来到商职的第一年，推出的一项营销活动。在医保尚未完善、商保概念全无的年代，保险医疗备受青睐。高峰时，签约的企业有175家，5万多名职工。光这部分人群，一年就能给商职带来固定的2400万收入。“这是一个固定市场，其他医院掺不进来。”一位曾经的商职医院管理层说。

另外，商业系统出身的王际德，把服务看得至为关键。在全国率先推出门诊导医、导诊服务；专门在病区设立“病员库房”，为农村病人保管暂时用不着的物品等等。

在王际德的带领下，商职更像是一个企业，它竟然有别的医院不会设立的市场销售部。每年2月初，都会有一个销售计划会议。一年的总计划会分解到每个月，每个月的计划会分解到每个科、每个病区。至于病区怎么完成，王际德并不过问。4000万、4500万、5000万……刘浩（化名）记得，1996年入职商职的时候，医院营收不到4000万，此后每年定下的销售额，都是以500万的数值递增。

抢先市场化，使商职医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附近的同规模医院，纷纷被它击垮。隔着一个龙王庙公园，只100米的距离，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被挤得没有活路，被迫搬到了十几公里外的汉口火车站附近。武汉商业系统职工医院的另外两家医院，占地面积比商职医院还大，但都被商职击垮，其中一家很早就解散了。

武汉疫情期间，商职医院也是定点医院之一。吴靖摄于2020年2月10日。

又是一个躺着就能赚钱的时代

2000年，王际德迎来了自己的65岁，他已经到了武汉市商业委员会特批的延迟退休时间。但一手打下江山的他，不愿意因此放手。

这也是王际德将商职医院由国有转民营的主要动力。

这一年7月，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全院职工以国有身份置换股权，成为持股人。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由公立转为民营的医院。顺理成章，王际德成为董事长。但股权如何分配，一直没有公开透明，这为日后商职的发展，埋下一个定时炸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是商职员工以为自己依旧还享有事业编制。

“断奶”多年的商职人，在改制后，并没有察觉异同。王际德的管理理念一直是——干的多，有销售提成，到时候就给员工发钱。“职工的日子是特别快活的。”刘浩说，医生的收入多样化，基本工资跟公立医院没有太大区别，奖金与同济、协和没法比，但跟同一级别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新华医院相比，都有可比性。“属于武汉市中上水平。”此外，过年过节发放的一些物资、福利，都要比其他的医院好。

王际德允许、甚至鼓励灰色收入存在。医生“拉客”的积极性很高，护士会差一点。但王际德也有自己的法子，有的工资低了，就搞个年终奖，每个人每年1万块钱。

因为收入分配比公立灵活，已转为民营医院的商职医院，倒是成为了香饽饽。从湖北省航运医院、武汉市七医院等公立医院，调往商职的人，并不少。

商职又迎来了另一个机遇——医保定点。原先的“保险医疗”在医保挤兑下，失去了市场空间。但通过“走关系”的方式，2001年，商职成为武汉市首批医保定点医院，且每一年的医保金额拿到了相当于三级医院的6600万。“躺着就能赚钱。”刘浩坦言，6000多万的医保定额，这个数字，让有些三级医院都眼红。同样是二级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保定额只有3000多万。

新农合推行后，迅速铺遍全国各个农村。王际德找到了另一个商机。一开始，新农合病人转诊，必须征求新农合办公室同意。王际德在下面县级地区做了大量工作，只要下面的新农办介绍一个病人过来，就会给返点。

为了到新洲、黄陂周边地区找病人，商职专门成立了一个市场部。在田英（化名，商职老员工）眼里，“王际德蛮会用人。”比如要找新洲区的医生、病人，他就专门让在新洲很有群众基础或有一定关系的人，负责那一片区的一个联络。“这个事情做得挺好的，病人基本上是不愁。”

转民营医院后，商职医院借助医保红利和市场化策略，迎来了它的高峰时期，一天有2000多个门诊量。一位商职内科医生说，“门诊内科有6个医生，1个医生大概有四五十个病人，这仅仅只是白天，还有晚上夜诊。”而商职的营收很早就过了一个亿，巅峰期是在2015年，医疗收入达到了1.85个亿。

沉浸在喜悦中的王际德，并没有意识到医疗技术这个短板。因为商职不愁病人，这促使王际德根本没有动力革新，医院主要打低价战，赚钱的科室都是看普通疾病的科室。

商职医院住院部。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当医保红利退潮，全是滞后15年埋下的隐患

不愿放权的王际德，似乎看不到隐含的危机。多位职工回忆，在商职说一不二的他，只用听话的人，有些能干但不听话的人，反倒得不到重用。一些对医院发展的和他相反的意见，自然不会传到他的耳中。

即便在最辉煌的时代，刘浩也曾隐约意识到商职医院曾经的危机。

“商职有三块市场。一块是城镇职工医保，这是最主要的，可以解决全院员工吃饭问题。一块是新农合。另一块就是自费病人。其中，城镇职工医保收入占到五六成，新农合占了三四成。”刘浩坦言，“自费这一块是最不好赚的，没有给人家解决问题，这个钱就到不了你这里来，这最考验一个医院的实际运营能力，但这块恰恰是我们最弱的。”

躺着赚钱的日子没过几年，公立医院这一艘巨轮开始苏醒，商职医院在技术和政策支持上劣势，全部凸显。

“原来它们（公立医院）在体制内，有财政兜底，没动力也不屑于跟你争，一旦要争的时候，我们就落后了。”一位知情人称。

因为赚钱太容易，商职医院似乎已经忘了医院的主职是医疗技术服务。

多年以来，商职赚的钱一直没有用在医院建设和设备的投入上。而那个年代，后来的超级公立医院华西医院、郑大一附院早已在院长石应先、阚全程的带领下大举投入。

商职医院住院部原先是5层楼，只加了2层。门诊这里扩一点，那里修一下。医院也没有引进高端的设备。这也让日后的再任院长钟焕清觉得不可思议——医院连呼吸机都没有，任何重症都不能开展。

躺着吃医保红利，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优势也在消失，甚至转到了“唯利是图”的一面，出现了套取医保费用的“高收费”。一位员工讲述，武汉市平均一个高血压重症病人，一年医保可以在门诊开1.2万～1.4万。我们院当时平均一个重症病人开到了3.2万。

商职重症病人平均的一年用的医保，已经超过武汉市平均水平的两倍。2016年9月，国家工作组进驻商职，历时一个多月专项审计。因为不规范操作，一口气被医保罚了1700万。

新农合市场也受到冲击。政府取消农合办之后，病人不需要通过农合办转诊，而是想到哪个医院都可以。商职无法和公立医院抗衡。

“我们开始是打‘低价’牌，因为有医保、新农合，价格就没再考虑范围，就拼命做。价格不占优势了。服务曾占优势，是因为公立医院此前并不在意，等到在同一个池子里竞争时，你会的，人家也会，技术比你做得更好。原先的优势逐渐没有了，甚至成了劣势，经营就会很难。”刘浩说。

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为何要卖医院

没想到，当年改制留下的一个隐患，一下子将商职医院推向要马上引入社会资本的地步。

2010年左右，商职医院迎来了第一批退休人员，直到他们退休后，通过退休工资才发现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事业编，在职时远高一些公立医院的工资，在退休后大幅缩水，而且商职医院并未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

王际德一拖再拖，直到2016年，离退休职工信访到了中央巡视组。王际德不得不按要求补缴。一核算，从2004年（事业编制取消那一年）到2015年，700多个职工，要补缴1.4个亿左右。此时，商职的账面上只有3000万，医保回款尚未到账，1700万的医保罚款需要交……

囿于资本压力，王际德迫切寻找一个资本方。于是，神州长城就走进了商职。神州长城董事长陈略，是做工程分包出身。彼时，他还没有陷入债务危机，怀揣着一个医疗梦——收购100家医院，打造一个医疗集团。

2016年5月，上市公司神州长城宣布公司以9700万元，收购商职医院10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全资控股商职。同时，向商职医院注入资金 1.58亿元，用于商职医院办理、养老保险、偿还债务、改善员工待遇、购买设备等，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2.548亿整。

王际德的本意，是想借神州长城周转一下资金，无意出让管理权。在和陈略的谈判中指明，管理层5年不动。但神州长城最终的公告，却没有这一条款。陈略找来了一个新的管理者。

在裁判文书网搜索武汉商职医院，可看到很多劳动争议有关的文书，有的和商职医院未缴纳养老保险有关。

继任者钟焕清：在武汉要复制“高州模式”

主导过高州医改的钟焕清，就在此时亮相商职，在2016年10月份的一次全员大会上，他描绘了一个很大的蓝图，要尊重技术、人才，购买先进设备，培训医生，抓心外、ICU等专科。他对直言，“我就想把它改造成高州模式这样。”

那一天，下面掌声雷动。在场的一位医生谈到，“相比于王际德而言，钟焕清有技术背景，我们认为，终于找了一个内行来管理，医院终于可以靠医疗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商业手段”。

据在场的人回忆，王际德当时脸色很难看。当天，钟焕清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给王际德任何发言的机会。很多员工认为，商职已经变天了，王际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心外科专家出身的钟焕清认为，王际德留下的商职，并不理想。“连呼吸机都没有。大手术不敢做，高难度手术不敢碰，重病人不敢收，只是去收一些感冒病人。”

这样的质疑，之前业内并不是没有。一位同行曾经评价，商职不就是一个大卫生院吗？王际德听完后，相当激动。2010年他对《武汉晚报》的记者说到，“26年，我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自己养活职工，挣回大型检查仪器，服务了病人，错在哪里？是的，我们没有尖端技术，但我们看的就是常见病多发病，提供的就是中低端医疗，错在哪里？医疗机构，不就应当是分层次满足不同需要吗？”

钟焕清显然不认同。他决心要建心脏专科。但原本的医疗班子，人手并不够。于是，从江西、广州等原来待过的地方，招募了100多名医生。这一举动，被商职老员工认为，是只用江西人，不用本地人。

原来骨干的离职潮开始出现。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搜索商职医院，会发现自2017年来，医院劳动纠纷非常多。“甚至，一个科一个科地走。”刘浩说，到钟焕清离职的时候，外科病房只剩两个医生，门诊也只剩了两个医生，整个外科连病房加门诊只有4个医生，而原来病房是两个病区，有十几个医生的。

“来看病的，都是周边一些中低收入者，几十年了，都是很熟的老病号，很多到现在，几乎因为看病，处成了朋友。他的朋友、亲戚就全成了我们的常客。”田英说，医生一离职，那一批固定患者也就流失了。

在钟焕清的经营下，商职在2017年的利润曾有过增长。但此后营收并不理想，2018年，收入1.29亿，利润仅有93万，到了2019年前8个月，甚至亏损了560万。

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高州模式的缔造者钟焕清，没有想到武汉和高州的不同。

在医疗资源匮乏的高州，在当地最好的医院高州医院，发展心外科等疑难杂症能使外流的病人回流。而在武汉协和、中南医院等国家知名三甲医院林立的武汉，让一家二级医院去发展心外科手术等高难度项目，反倒是一种错误的市场定位。

钟焕清把心脏专科班子搭建起来后，引进了设备，每周可以接到一台心脏手术。但周边竞争极为激烈。“在方圆不到三公里的范围内，有协和心脏中心——这一国家级的心脏中心。有亚心医院，专注于心脏专科已有20多年。还有武汉市中心医院这一三甲医院。都是顶级的、在国内都是排得上号的心脏专科，而商职能做的心脏手术，不少专家看来，在武汉市已经落后了。”

2019年10月，在3年任期未满之前，钟焕清提出了离职。原先江西、广州来的一批医生，陆陆续续也走了。

最后一个守护者

全盛时期达700多名医护人员的商职医院，在钟焕清走的时候，只剩300多人。原来一床难求的妇产科住院部，之前加在一起差不多占了三层楼，如今只占半层楼了。所有外科全部关门。最后连夜班也取消了。

曾经在夜晚也人声鼎沸的商职医院，此刻已难以为继。

2020年1月，新冠肺炎席卷武汉。商职被政府征用为第四批定点医院，靠着政府的财政补贴，商职扛了几个月。疫情结束之后，神州长城债务危机最终将商职医院推向了拍卖的境地。

6月3日，商职医院的拍卖公告正式发出，起拍价5128万人民币，比4年前的“卖身价”整整缩水了一半。

报名参加竞拍的买家只有2人，最终，因无人出价而流拍。在17天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拍卖，价格降低到4102.4万，依然无人问津。

破产边缘的神州长城，已经自顾不暇。“总经理辞职了，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辞职了，董事长兼财务总监，现在连董秘都辞职了，所谓的证券代表在兼董秘。一个集团的高层就没剩几个人。”

一位医院管理层每天奔走在武汉市总工会、街道办、神州长城之间，只为了妥善安置剩下300多名员工。因为拍卖，医院所有账户被查封，复工复产无法进行。7月，医院已无法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

“我们被人卖了一次又一次，快到退休了，发现流离失所。”

刘浩依然记得1996年，他刚进医院的时候，所有人都很羡慕。实习的时候，医院门诊主任说这个单位不错的，能进去不容易，那时很多人进商职医院，是要从其他单位调上去，还要找关系，花钱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 健闻谭卓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