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劳动仲裁的日子里，我重新思考上班的意义

2022年，小鱼来到广州，入职她向往已久的传媒公司。这家公司承载着她的职业梦想，她也把这个工作机会视作老天的馈赠。

上班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行业环境和办公室文化，很快就打破了小鱼对理想职业的幻想。坐在工位上的小鱼，发现自己也只是“赛博流水线上的电子女工”。

入职半年后，“电子女工”遭遇暴力裁员。让小鱼愤怒的，不只是被辞退这个结果，还有未被尊重的感觉，“辞退的过程简单粗暴，仿佛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零件。领导的决定是那个最后定音的锤子，我只是被动受捶的螺丝钉。”

“螺丝钉”决定申请劳动仲裁。此后是长达数月的等待，等待开庭，等待裁决，等待找到新的方向。在等待的日子里，小鱼重新审视自己，思考自我与工作的关系，其间她也尝试过轻体力活，她得到了一些答案，但不是全部，她还是会感到迷茫、不安。

以下为小鱼的自述。

被辞退的人

被公司辞退的第二天，封闭城中村出入口的铁栅栏被移走的那个晚上，我坐进了巷子里常去的那家理发店。我要染头，挂耳染，染成红色，火一样的颜色。

这是我第一次染头，硬硬的黑色头发挂不住色，店里的学徒小哥帮我漂了两遍。顶着包了锡纸的头发我坐了好久，头皮有点刺痛，静静等待漂白剂穿透发梢。直到店里只剩下我一个客人。

“真的解封了吗？”

“假的吧，没听到通知啊。”

金属杆撞击的声音稀稀疏疏地传过来，大概是有人在搬动围栏。小哥和隔壁猪脚饭店主一边抽烟一边搭话，猪脚饭店正准备打烊，红色的塑料凳倒扣在桌子上，拖过的地面晕出水痕，积在瓷砖凹下去的一角，反出亮光。烟味隔着不宽的巷子飘过来。“明早咱们放礼炮庆祝”，理发店老板出去转了一圈，带回确切的解封消息。

凌晨12点，我顶着红色的头发回到不到15平米的出租屋。还没习惯随意转头就映入眼底的红色，就像没习惯突然的解封，没习惯突然的新身份——一个被辞退的人。

在老家小城，染头发的女孩走在路上，会有路过的家长对身边孩子耳语：“都是不学好的小混混，你千万不能这样。”我妈就是那种家长。

“如今也没必要在乎别人的评价了”，我想。毕竟，连被辞退这样的事都发生了，还能有比这更坏的结果吗？沿着升学的轨迹一路攀爬，作为别人眼里“好孩子”的我，以为毕业后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顺理成章，从没想过被辞退这样的事会出现在我的人生里。

而现在，一个失业的人该如何在街上行走？我倒是希望别人注意到我的红发，是不是就不会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工作，转眼我又为自己奇怪的想法感到可笑，实际上不会有人知道，也没人在意。红头发大概还意味着一种自由和解放，从此我可以做任何离经叛道的选择。

2022年年底，小鱼生活的城中村入口（作者供图）

那天晚上，我决定劳动仲裁。

前一天，2022年11月29日，星期二，距离广州解封不到24个小时，我收到了公司寄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彼时我已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待了四天，疫情又严重了，公司发通知要求居家隔离。当天快到中午时，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发微信问我有没有去公司，我说没有，封控了。她说那就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寄送给我。一定非要当天寄吗？也许吧，按照流程，距离领导找我谈辞退正好过去了一个月。

我问了住处的管理员，美团跑腿还能送东西进来。人事负责人说，《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重要文件，除了跑腿，她还用邮政EMS往我目前的住址和劳动合同上留的老家的住址分别寄了一份。她也被封控在家，委托了公司值班的同事给我寄。我何德何能，需要被反复告知三遍。几天之后，我让老家的朋友去小区收发室帮我拿了那份被寄回家的辞退通知，并撕碎扔掉。要等到一年后，爸妈才会听我亲口说出被辞退的事。

等到晚上十一点，我陆续被移出多个微信工作群聊、办公软件。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抱着打印好的劳动仲裁材料站在仲裁院门口的时候，微信还在陆续弹出被移出群聊的通知。微信群真多啊，好像永远都退不完。已经恢复线下办公了，有同事惊讶地发来：“你被辞退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就像疫情突然放开一样不真实。11月份时官方的口径还是“广州面临抗疫以来最严峻形势”，12月就是疫情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过。10月时我还获得了部门内容运营的月度奖励，11月就突然被辞退。想起疫情最严重时没能办成的毕业典礼，好像一切都是进入未完成的状态然后急转弯，被突然丢进社会、被毫无征兆地辞退......无数个活在历史中的瞬间都涌现出来。

被疫情阴影笼罩的城市似乎终于透进了一丝光亮，仿佛预示着一切都会变好，而我的世界却好像被突然拉下的大幕遮盖。没想到我的第二份工作会在封控中草草结束。以为会等到一个正式的通知、一次面对面的交接和告别。而现实是，我连向上级领导申诉后的反馈都没等到。

封控的消息是周五下班后临时通知的，我以为几天后会再回来公司，工位上的玻璃水杯里还剩着没喝完的水，我的笔记本、笔和几份材料躺在桌子上，抽屉里是一大叠点尊宝披萨外卖剩下的纸巾袋和塑料手套。工作忙时来不及吃午饭，我总点这样高热量的食物来填饱肚子。不知道这些东西后来被丢到了哪里。

换掉一个螺丝钉

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那天的晚上九点，直属领导H发来最后一条微信，大意是感谢我这段时间的辛苦工作，从今以后我的工作将交由别的同事负责。话语冷漠、平淡，让我想起一个月前他找我做辞退谈话时的样子，面无表情，不容置疑。

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在一家传媒公司做新媒体运营，试用期6个月。入职后的第五个月，11月1日，H给我发来消息：“你来一下”，大概只是普通的工作沟通吧，我想。穿过一排排工位，我来到H的面前。周围很安静，桌子上高高垒起的书墙后面没有人。

“你的工作能力和岗位要求不匹配。” 

“我觉得你没有主动运营的能力。”

“你看你是自己提离职还是怎样？这样你还有一个月找工作的缓冲时间。在下一家公司做背调时，我也会给你一个好的评价。” 

H的表情很平静。

我大概也很平静，完全愣住了，脑袋轰鸣。明明半个小时前他才刚通过我报上去的选题，半个小时后就要让我离开。

H让我考虑一下，第二天给他答复。我在脑子里反刍了过去四个月里的所做所为，我有过失误，但问题最后都解决了，我不觉得严重到了要被辞退的地步，此前也没有人指出我工作中出现过严重问题，可能会被辞退。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H面前，列举过去四个月完成了kpi的事实，我希望H告诉我，我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依据是什么。

“该做的工作都有做，但你的进步不是特别大。kpi的考核是非常基础的，哪怕找一个实习生都可以完成。” H说。

接着，他下了逐客令，“我昨天对你说的，已经是我最后的决定，如果你觉得不太公平，可以向上级领导X申诉。”

当天，我就向上级领导X发了申诉的微信，X回复：“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下班后走出大楼，望着公司亮起的红色灯牌，我心里泛起一阵心酸。这是我高中时代就渴望的地方，它承载着我的职业梦想，大楼上那个红色logo，曾是指引我前进的坐标。过去五个月，我对职业未来的想象刚刚搭起雏形，又在下午那一瞬间轰然倒塌。天已经完全黑了，街边店铺的灯光影影绰绰，我走在黑色的树影里，大概没人看清我脸上的一道道泪痕。眼泪一直流进口罩里，我用口罩擦眼泪。

地铁站很近，下班的人潮涌进来，在用临时围栏围起的排队通道里蜿蜒。要紧跟着别人的脚步往前挪，没时间哭了。下了地铁，再次排队，在核酸检测点等着被捅嗓子，然后穿过城中村漆黑潮湿的小巷。终于到家了，好漫长的一天。

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吗？我很怀疑。

H找我谈话的当晚，我就翻阅了《劳动合同法》，并在第二次谈话期间录了音。谈话最后我说，我没有理由也不会主动离职，如果仍然要辞退我，希望人事部门走正规的辞退流程。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分为过失性辞退和非过失性辞退。《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为过失性辞退，条款具体内容为“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按照该条款辞退，用人单位必须有相应证据证明劳动者不能达到录用条件。非过失性辞退则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并且按照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按照第四十条向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根据第四十一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即便当时H的态度几乎没有回转的余地，但我想总该等到X的答复，所以继续工作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一切如常，仿佛辞退谈话从来没发生过。直到一个月后，我收到邮寄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面写着：“现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单位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可我能接受的辞退方式只能是非过失性辞退——第四十条第（二）款。

在微信上，我向人事要更多的解释，希望她告诉我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依据和证据是什么，甚至我都没有被告知过录用条件，又怎么能说我没达到呢？

对方没有正面回答，重复了一遍辞退通知书上的解释：“试用期期间你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较为马虎，犯错误较多，新媒体运营思维较为欠缺等，而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对你进行了持续培训和提醒但仍未具足够进步空间，类似犯错误问题一直存在……（诸如此类我们是有依据和证据的）”。

12月1日，X发来消息：“不好意思有些接通知的群要将你请出去啦。人生难免有各种变化，真心祝愿你有更美好的前程吧”。“变化”的始作俑者，祝福我有更美好的前程，听起来很是讽刺。而我“更美好的前程”又在哪里？

过去一个月，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什么被辞退。公司里，做出这个决定的领导H、X，还有HR，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大人物，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看到X信息那一刻，我心里压抑了30多天的不解变成了愤怒。

让我生气的，不只是被辞退这个结果，还有未被尊重的感觉，辞退的过程简单粗暴，仿佛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零件。领导的决定是那个最后定音的锤子，我只是被动受捶的螺丝钉。

我没想过有一天会研究法条，哪怕我毕业于一所政法院校。这所以法律专业见长的大学走出了很多律师，学法的同学们成天讨论法考、辩论赛、模拟法庭，毕业后和学长学姐们成为同事，由此形成的关系像一张庞大又牢固的网络，将人稳稳托住。而新闻专业的学生，学校里的边缘人，走上的是另一条要自己寻找出路的小径。我们调侃自己“非法”的身份，而当一个“非法”学生第一次想要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居然也能感受到母校带来的底气。我第一次觉得法律离我不远。

解封第二天，我花了一早上梳理证据材料，写完仲裁申请书，从村口的打印店出来，下午就坐地铁去了仲裁院。

城市重启了，仿佛一切回到从前。只是还没走到地铁口就条件反射般想拿起手机扫码的肌肉记忆提醒我，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改变。

走进仲裁大厅

做出劳动仲裁的决定并不容易，我担心仲裁院的人觉得我小题大做：只是为了这么点钱兴师动众。之前在网上咨询时一位律师告诉我，试用期争取不到什么补偿，最多2n，即“半个月的工资x2”，没必要浪费时间。我也在摇摆：要不算了，劳动仲裁的流程多、周期长，还不如尽快去找份新的工作，说不定赔偿的那点钱都赚回来了。

但我当时连再次打开招聘网站的勇气都没有，《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像是一张对我工作能力的否决票，我不相信自己还能找到好工作。而劳动仲裁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绳索，仿佛只有拽着它，我才不至于跌入自我否定、一事无成的深渊。

递交仲裁材料后，小鱼拿到了回执单（作者供图）

没想到解封后再次见到多人聚集的场面是在市仲裁院。穿马甲的志愿者指引我先到一台自动取号机上取号，然后坐下来等叫号，再去窗口交材料。无论是流程还是布局，仲裁院都跟银行营业厅很像，只是这里几乎看不到开心的脸。很多人在现场填写材料，他们看上去年纪都比较大了。

窗口旁有一个桌子挂着“法律援助”的牌子，是公益服务。我听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带着哭腔对律师说，她做护工，公司跟她承诺试工后肯定会录用，把倒屎倒尿这样最脏最累的活都扔给她，结果试用了三天一分钱没拿到就被辞退。她没签劳动合同，律师告诉她这很难维权。“至少我拥有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我想，当时竟然生出一丝幸运。

劳动仲裁的流程并不复杂，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经验贴。但担心出错，我还是花一千五百元购买了律师咨询服务。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律师并没有帮我仔细检查材料，我填错了仲裁对象，我本应该填XX公司，实际填的却是XX集团。

直到一个月后收到仲裁院寄来的公司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上面写道我与他们没有建立过劳动关系，我才意识到出了大乌龙。XX公司和XX集团，虽然法定代表人和地址一样，但它们是两个法律主体。

但开庭日期已定，我不知道怎么取消，也不知道如何变更仲裁对象，所以还是按照通知，硬着头皮来到了仲裁院。

负责审理的书记员是位微胖的中年女性，她问清了情况，也没指责我的失误。她给一些材料盖了章，花几分钟帮我撤销了申请，然后告诉我应该如何重新申请。我感到被包容了，这给了我很多信心——即使我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当即我就整理材料、再次提交了申请，然后回去等待再次开庭。

这一次没能正式审理，不过前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来到了现场。律师扎着马尾，看上去与我年纪相仿。她问我：“是工资没发吗？每个月工资多少呢？” 我摇摇头，这不是钱的事，我想要证明的只是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辞退行为。疫情期间的所有变化我都无法掌控，但这件事和我直接相关。

在新提交的申请里，除了主张支付赔偿金，我还补充了一个诉求——要求公司公开稿费的计算标准。我们的工资由两部分构成：基础工资和岗位工资，这是固定的；此外每个月会收到一笔名叫“稿费”的银行转账，金额不一，这是我们写长图文、条漫等新媒体产品文案的报酬。有时候会听到同事抱怨，明明这个月多写了很多篇稿子，为什么稿费比上个月还少，大家都不知道每篇稿子的“单价”是多少，稿费高低依据的是阅读量还是质量？律师曾惊讶于我从来没问过。

我有谈薪羞耻，甚至为了让公司觉得我不是个只图钱的人，在入职时我把期望薪资说得很低，以为这样公司或许会更愿意录用我。但现在，都无所谓了。

当人被工具化

在仲裁书上，我强调自己诉求态度很“坚决”，在仲裁庭上，我极力表现得“硬气”，撑出一副要跟公司死磕到底的气势，但这些行动背后，是长久的自我怀疑。

H说要辞退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丢脸”。就像学生时代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小孩，好像自己犯了错。我不敢信誓旦旦地反问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辞退我？而是小心翼翼地猜测是不是我还有哪里没做好。

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被辞退的事。我也不敢告诉爸妈，担心辜负他们长久以来的期望。我也害怕说出去后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指责，我想象我妈可能会说：“为什么不辞退别人，就辞退你？”语气跟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如出一辙：“总有人要考第一，为什么不是你？”

这也慢慢内化成了我心里的潜台词：如果一件事做不好，说不定就是我不行。后来回顾才会发现，工作是如何一点点蚕食我的自信心的。

坐在明亮的工位前，我的工作只是对着电脑往系统里上传稿件、发送弹窗、每小时定时更新一篇文章、按规定改稿删稿。新媒体没有周末停止更新的说法，于是我早上8点到晚上11点都要值班，和同组的另外两个同事轮流，一人一周，24小时保持微信在线。在这期间要时刻盯着手机，面对随时可能的改稿、撤稿、发急稿、筛选评论。我和朋友调侃，自己是赛博流水线上的电子女工。

工作里我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但都是排版上的细枝末节，排版规则被设计得太复杂了，每个人都在犯错。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好差劲，怎么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定时更新的稿件每篇发布的时间、顺序、推荐程度很依赖运营人自己的主观判断，但随时要面临来自领导的质问：“为什么选这张照片当封面图不选另一张？”“为什么这篇文章这个时间发？”“为什么这个时间更新这个栏目不更新那个？” 当我们的判断和领导的想法不一致时，所有运营举措都会被推翻重来。而作为发稿的最后一环，所有的锅最后都会变成新媒体运营的锅。

每次文章的标题都要发到工作群里审核，领导觉得不好，只会说：“这个不行，换一个”，至于哪里不好，从不解释。后来我才意识到，“有话不好好说”也是一种霸凌，权力者用意义不明的语言让我们下意识怀疑自己，直到我们被自责淹没，被痛苦蒙蔽，失去看清事实的能力。

在和其他部门沟通对接工作的群里，只有一次次的发布需求和满屏的“1”，以及发布后的反馈截图；在回复作者需求的群里，我发出去最多的消息是“收到”和“已改”。他们像在给机器提需求，并且期待马上执行。

有一次在工作群里回消息慢了，组长来私聊我：“做新媒体的，大家速度都很快，脑子转得快手速也快，如果你回复慢其他同事会对你有意见的”，而那时我刚入职不到两周，对工作还不熟悉，慢了也不过五分钟。从此以后我的手机不敢开静音，永远24小时在线。

即便如此，还是经常听到领导说文章“流量不好”、“数据不行”，每天都被虚无缥缈的阅读量压得喘不过气。流量的好坏到底是由稿件本身的选题和质量决定，还是来自于新媒体运营手段？哪篇文章会“爆”仿佛是一种玄学，有时候我绞尽脑汁也分析不出流量不好的原因，在每周汇报数据的例会上都像等待凌迟的羔羊，低着头感到抱歉。

当影响一个事情好坏的不只是自身一个变量，还有别的因素，也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判断标准，就跟薛定谔的猫一样。一方面觉得，流量不好不该是我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怀疑是不是我做得还不够，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等待再次开庭的日子里，我又一次收到了对方寄来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罗列的也是我犯过的那些小错。他们把我犯错的聊天截图都列出来，打印了厚厚一大叠，好像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公司还称，录用条件就是招聘时的岗位JD。可那也过于笼统宽泛，这些错误同组的其他同事也出现过。反而经常的加班和付出像从未被看到，公司像个冰冷的铁桶。

我告诉自己千万别往心里去，这不过是他们的反击策略，我并不像他们写的那样糟糕。可是当那些材料摆在面前的时候，怎么会不感觉到被中伤呢，又哭了一场，愤怒再次被点燃。既然他们连这些细枝末节都要追究，我也有反驳的证据，当晚补写了四十多页的材料。

写到最后又觉得可悲，这套制度背后是工作规则繁琐、工作压力大、管理混乱不合理，我去反驳以此证明自己达到了他们非人的要求，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庭审在2023年2月27日线上异步开庭。不同于上次，仲裁院直接通知线下审理，这次有线上和线下开庭的选项，我选择线下，对方选择了线上，最后短信通知我线上开庭。庭审的流程是进入仲裁院的小程序，根据弹出的提示一步步确认基本信息，然后是质证环节，双方在一个很小的对话框里，输入反驳的文字。我看到出席代理律师的名字，和之前是同一个。

反驳完她的发言，就在我划出小程序看点别的信息的功夫，仲裁结束了，弹出信息让我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没想到如此迅速，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漫长的自我修复

伴随着劳动仲裁同时进行的，是我开始每周做一次心理咨询。被辞退后身体也开始报警，心脏时不时突突跳，医院让我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结果是因为紧张和压力大导致心脏早搏。

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等待我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心理咨询师。等控诉完公司的种种不公，我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的问题？到底是他们做错了，还是我做错了？我在公司里感受到的那些不被尊重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我自己想太多？

我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告诉我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可心理咨询师从来不会正面回答，她微笑着反问我：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是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反问贯穿了我们对话的始终，要到很久之后我才会找到答案。

那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真实世界里接触到的人只有心理咨询师。随之而来的“阳”大概是心理咨询师传染给我的，有次咨询时她再次戴上了口罩，说有同事已经“中招”。我不太情愿地也戴上口罩。做“机器”近半年，迫切希望能跟人面对面交流，露出口罩后完整的脸。

12月14日下午我开始四肢酸痛、手脚发凉、喉咙发干，当晚就发烧了。买不到抗原试剂、体温计和N95，家门口的药店只剩下几瓶消毒水。我在广州没有一个熟识到可以开口借布洛芬的朋友，老家的好友托她在广州的朋友给我闪送了两片。

唯一救命的药用奶茶保温袋装着送来，朋友还友情附送了一包炸土豆片。喉咙已经疼得没法咽下这又辣又脆的来自老家的小吃，我第一次这么想家。

发烧的第一晚，出租屋里只有我和小猫。担心会烧晕过去，我定凌晨三点的闹钟爬起来，用冰袋物理降温。浑身像通电一样，流过一阵阵寒流，关节处好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咬，膝盖痛得想截肢。头皮像被人扯着，时不时上劲。一想到自己连工作都没有，躺在被窝里开始不争气地流泪，咬着牙给自己打气：“单身、独居、失业，还阳性，buff都叠满了（幸好没来月经，感恩），连这些都经历了你这人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但真的挺过去之后又觉得好虚无，心里并没有好过一点，病毒留下的只是痛苦的记忆。

而后群体免疫，大家不再讨论核酸、阳性还有咽拭子。我开始努力尝试过所有人都在过的正常的生活。

仲裁前小鱼去了一趟律所，回来路上发现树已经发芽，冬天过去了（作者供图）

周末时报户外团，和一群有班上的打工人去爬山；元旦跨年，和另一群只有假期才能远行的年轻人一起去惠州的海边度过了两天一夜，一群人顶着浪花坐帆船出海，去跳伞，飞越一座山峰，降落到沙滩上，半夜又跑到海边看烟花。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第一次见面，大家总这么寒暄。我假装自己也在上班，因为没工作太难解释，也害怕别人听到不是预想中的回答后不知所措，我好像学会了成年人的伪装和长话短说。

等到春天来了，坐跨市高铁去好朋友的出租屋玩，一起去公园的山坡上放风筝，发现周中的高铁车厢空空荡荡。

还熬过了一整个春节假期。“你跟公司请几天假早点回来吧”，爸妈以为请假是很容易的事，我答应了他们。早于法定放假时间一周就回了老家。过完年回广州的时间也推迟了好几天。初七上班的那天，看到朋友圈满屏开工利是照片的时候，我在老家的湿地公园散步。

生活仍然在继续。回到广州后每天晚上和爸妈例行通话，我不再提起工作，他们也从未察觉。等到天气回暖，每天早晨沿着出租屋附近公园的健身小径跑步，一圈又一圈，我从5公里跑到15公里，像在赌气，越跑越快，把怒气通过汗水排掉。

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我去爬山、跑马拉松、旅游，过得似乎很开心，但失业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头顶，眼前的都是暂时的。被辞退、劳动仲裁的画面还是会在我干别的事时猝不及防切入脑海，这种感觉就像在月经期间感受到的不舒服，也可以正常生活，但小腹时不时的疼痛提醒我仍然处在这个糟糕的时期，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彻底结束。我担心仲裁失败，但也只有等到结果后才能再做别的打算。

几乎每晚入睡前闭上眼，眼前都会浮现出H找我谈话时冷漠的眼神，心里像有一个重重的秤砣缓缓滑过。哪怕他当时骂我也好啊，告诉我到底错在哪。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那么平静，却足以让人发疯到抓狂。我后悔自己当时表现得太有礼貌，居然没有发火，而后幻想过很多次，我在那片空荡荡的办公区域摔杯子，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把一杯水泼到H头上。

被异化的职场

“如果我不曾对这份工作抱有过高的期待，不曾对这家公司投注过太多情感，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失望，也就不至于那么难以接受被辞退的结果”，当我又一次坐在心理咨询室里时，我对心理咨询师这样说。

在得到这份工作前，我刚刚经历考研失败。已经是第二次考研了，第一次考研在大四，被刚刚爆发的疫情封控在老家，毕业典礼取消的遗憾、远程找工作的艰难交织在一起，我去往陌生的城市干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于是一年后，我辞职备考，和社会脱轨近半年。我希望能去好一点的学校继续学新闻，但距离目标院校的分数线还是差了3分。

只能接受现实，我一边准备找工作，一边参加考研调剂，直面又一轮的残酷筛选。这家传媒公司的岗位面试持续了四轮，在进行倒数第二轮面试那天，我也收到了调剂成功的通知。两个选项突然同时摆在我面前。

研究生拟录取通知要在六个小时内确认。面试进行完不久，我就去问人事结果，人事答复通过了，我决定放弃调剂，安心准备终面。我几乎是双手颤抖地点了拒绝拟录取的按钮，然后痛哭，有种苦尽甘来的幸福。

虽然那时还不确定是否能得到这份工作，这个岗位也不是我期待的岗位，但这是我想去的传媒公司。就在那一刻，毕业以来找工作、辞职、脱产考研，无数次碰壁和自我怀疑都好像渺小得不值一提。我把这种巧合当作上天的馈赠，仿佛老天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已经为理想努力了那么久，我都看在眼里，现在给你一个能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前进的机会。

直到最后一轮面试结束 ，我还是没有实感。入职手续很复杂，寄送和审理各种材料等了足足两个月。等待的日子里我总是忍不住问朋友：“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是不是反悔了？真的要我吗？”

我还是等到了一封欢迎入职的邮件。

我记得背着背包、拖着行李踏上来广州的高铁时我还带着很多勇敢和天真，关于未来的畅想很具体，也很失真。六月的岭南热得像蒸笼，我在暑气里奔波找房，小区房租不起，退回逼仄的城中村，找了一处握手楼，从此那就是我在广州的家。

世界上大概没有几条地铁线能跟广州5号线的拥挤程度相媲美，每天下了早晚高峰的地铁，我都像脱了水的蔬菜，干巴得没有一点生气。我在新的城市没有朋友，疫情让线下活动变得困难，我领养了一只小猫。我没奢求过能在这里扎根，但也没想过会过上一种暂时的生活，被随时可能的封控和核酸打乱日常。但当时，我仍然觉得能来到这里就很幸运。

所以我怎么能接受五个月后情况就急转直下？当H辞退我的时候，我感觉到另一层意思：我不属于这里。这怎么可能呢？那我过去和现在经历的那些痛苦算什么？很没逻辑的关联，我赋予了这份工作太多的意义。

回想起来，工作时的每一天我都很难受，当我真正进入“围城”，发现曾经执着追求的东西早就不再是理想中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质腐烂。行业环境和办公室文化，也打破了我对这份职业的幻想和滤镜，我不认同我的工作内容，但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劝我接受：这是你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啊。如果不是被辞退，我仍然会抱着这根浮木死死不放手。

也是我的小心翼翼害了我，我的不配得感太强，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作祟，觉得自己能来这里工作只是撞了大运，似乎做不好才是应该。一直以来我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没有给我回应，太久没有做成过一件事，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本来就做不好这样的想法，默默承受了那些明里暗里的指责，到最后也有些破罐子破摔，没有动力去做好，只是像机器一样麻木地执行指令。或许被辞退的那一刻我也感到了一种解脱吧。从某种意义上说，被辞退的另一面是我对这份工作的主动逃离。

心理咨询师听了我的这些思考后觉得很惊喜。她说，如果一件事没那么好，却又与我有关，我就会体验到很糟糕的感觉。为了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情绪，只能不断去找原因，希望是外部的问题，自责才会少一些。“如果在工作中你被否定了，你就觉得自己被全部否定了，总希望任何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在优绩主义下成长起来的我把工作看得太重要了，生活里没有别的评价体系，于是拼命想在其中确认自己的价值。以至于H说“你的能力不体现在这个岗位”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回想起和H第一次见面，我走进梦想中的传媒公司时张望无措，大概就像灰姑娘走进城堡。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怎么看起来呆呆的、闷闷的。”我尴尬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不知道怎么回复。或许他也早就对我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这会跟辞退有关吗？已经没机会向H要答案，也不重要了。

等换过更多份工作，我才会意识到，kpi的数字不是考试分数，职场里的表现不像学生时代的简答题那样有参考答案。我没必要对一份工作太真情实感，它不该成为我所有安全感和认同感的来源。

所以被辞退甚至是件好事，丢掉工作这个手脚架，我发现失业并没有想象中可怕。我不再害怕跌落，心变得更坚硬了一点。

可是这两年多次经历身边朋友被辞退，仍然会觉得心痛，原以为这只是我碰上的小概率事件，没想到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现实，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该如何应对。被辞退的我的朋友们，都是很好的人啊。

就算做得不够好，我相信工作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可公司没空帮一个人成长，只需要能立马挂犁拉磨的牛马，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身份转变好像在一瞬间，没有过渡地带。大家感慨在工作里如何忍气吞声，周末加班、早上五点起床去出差、凌晨两点还在回复工作信息，最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在一个把人当工具使用、不允许犯错、不关心其心理状态，甚至连基本的认可和鼓励都没有的社会里，工作只是一场大型的情感劳动和自我消耗。我知道这就是现实，除了接受别无他法，但还是忍不住想呐喊，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凭什么要被这样对待呢？

“明明，也没有不努力”

开庭结束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仲裁院寄来的快递，是裁决书，我的诉求得到了支持。

仲裁书上清楚写着：“被申请人未有证据显示其向申请人出示考核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结果，同时也未约定出现何种情形下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事实依据，其以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违法解除。”至于第二个诉求，由于我在签署劳动合同前没有与人事约定薪资标准，缺乏依据，所以被仲裁院驳回了。

那仿佛是一张无罪证明，而我终于“沉冤得雪”。我找人事办了离职手续，一个月后，2n的赔偿金打到了我的工资卡上。我至少证明了一点，公司这么做不合理。

不过，心里仍然像堵着的一口气没出畅快，我所做的所有这些都仿佛在和虚空对抗，公司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他们会继续这样对待后来的人，我一拳打进棉花里，棉花弹了回来，不声不响。

我开始重新找工作，打开招聘软件，划拉半个小时，关掉手机，躺回床上，感觉一天的能量都消耗殆尽。自从对媒体没什么执念之后，整个人像一只放了很久的气球，随着时间的流逝，肚子里的气都泄掉了，变得软软塌塌。

我想，我不要做这样异化人的工作了，还不如去干体力活，至少实际的劳动比虚无的流量数据更有确定性。那段时间的流行语是“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现在进一步演变成“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于是我去社交媒体上发帖找需要上门喂猫的客户，节假日里去帮人喂猫，还分别面试了宠物美容师、瑜伽老师、咖啡师等职位。但了解后才发现，旷野之外是工作期间全程站立、轮班、无双休、要做销售和地推，而工资少得可怜。

失业期，小鱼尝试上门喂猫的工作，在城中村张贴的喂猫广告（作者供图）

我还是脱不下长衫，除了工资低以外，是难以下定决心，这太需要勇气了。去面试咖啡师时，老板问我：“为什么想来做咖啡？”我明明可以编很多理由，就像面对我不喜欢的新媒体运营岗我也可以把理由编得冠冕堂皇，但我说得支支吾吾。面对现实残酷的谋生怎么好意思说是因为热爱因为喜欢啊。我考虑不清楚，也没法在这些职位上进行未来的规划。

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去干体力活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主动的选择，如果不是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们明明值得更有尊严有价值又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啊。

经历近半年被动gap的日子，我的头发从红色褪成橘色，又变成暗黄。我去了别的城市，在无趣的工作之外寻找写作的机会。货拉拉拉上我所有的行李和我的猫永远离开广州的那天和来时一样，一样的六月，一样的闷热，阳光耀眼。

最后一次心理咨询，我向心理咨询师诉说我的焦虑、不安，茫茫大海上哪里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我又该抓住哪一根浮木？我好像对未来失去了好奇，只觉得疲惫。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时候觉得仅仅是活着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我哽咽。

“明明，也没有不努力。”

“我知道，这真的很不容易。”

她跟着我一起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