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本学校教书：与4500个“非精英”学生相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媛，编辑：陈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昨天是教师节。我们和黄灯教授聊了聊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师生关系。黄灯教授任职于广州某院校，今年出版了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写她教过的学生的故事。

黄灯教授同样出身“二本”学校，这种原本代表招生批次的定义，被她意指一种非精英的学业路线。在她的观察中，这些“普通”学生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各自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对黄灯而言，这样的教学相承，是“时空错位的命运互证”。

讨论师生关系，也是在讨论“何为教育”。学业会结束，教育终身不止。

以下是黄灯教授的自述。

第一堂课，第一组问题

我脑海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决定、通知、通告、报告、复批、会议纪要、函”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直接的、功利的、交易的知识传达，一种理论的、虚空的、逻辑的知识训练，这就是我博士毕业以后，进入一所没有专业依托的公共课堂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2005年10月8号，广州F学院二幢靠近食堂的那一间老教室，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讲《经济应用文写作》。教室里坐着40多个刚刚军训完的大一新生。老师和学生，对大学生活都一样陌生。

我觉得这门课特别单调，就设计了几个问题，跟他们探讨：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后来又问他们，世界上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知识和智慧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也都是我个人比较困惑的东西。

30岁之前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觉得一定要到一个好的大学里面去当一个好的学者、一个知名教授，那种愿望其实蛮强烈的。但2004年，我博士毕业的前一年，我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相继去世，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导致我很长时间都非常消沉。

到毕业季，找工作在我看来好像也算不上什么大事。2005年，重点大学的博士还比较稀罕，工作机会还不错，我的博士同学中，有人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人去了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等。我甚至从来没想过去外地找工作，从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投了一份简历到广东F学院，他们联系我试讲、签合同，然后这样就去了。回忆起来，我简历只做了几份，没有为找工作产生任何额外开销。

2000年，黄灯在武汉大学宿舍

我跟我的博士导师程文超教授关系特别好。他是大陆首位中美联合培养的现当代文学博士，谢冕教授的学生。我记得他生病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生死线上》，讲37岁被确诊癌症后，导师与同门是怎么跟他相处的：“自从我住院后，我的导师谢冕教授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战地指挥部，他在家中运筹帷幄，指挥我的师弟师妹们轮流给我送饭送汤。”读完文章之后，觉得那种特别干净、特别纯粹的师生和同门关系，令人动容。

我博士入学时，程老师在身体那么不好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每个学生的宿舍看一下。我始终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的样子。他穿着一件短袖，瘦瘦高高的，吃力地爬上三楼，在宿舍坐了20多分钟。送他回去的路上，他说我看了你的硕士论文，虽然你的理论功底不好，但你懂那些道理，意思是我还有一点点理论意识。我听了这话很敏感，因为涉及到我硕士时期学术训练的缺陷，我当场跟他顶嘴。我说，没有理论一样可以做学问。他没有吭声。

他也是一个不太懂世故的人，我觉得我的性格跟他有一点像。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个话蛮傻的。我老师说的是对的。人必须有理论，有没有理论视野，看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我在岳阳大学读的是文秘专业，毕业后就分配进纺织厂，当过会计、秘书、做过团委的组织干事，在减员增效后进车间做了一名挡车工。在考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完整地看过一篇学术论文。但如果你读博士，还没有理论意识的话，是没有办法做事情的，随着专业的深入，我相信了他这句话。

黄灯（右一）在病房陪伴导师程文超教授（中）

导师生病到那个程度，我们很多正常的学习都是在他病床边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怎么选题、开题报告怎么做，都在病床旁边向他请教。有一次他做完化疗，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他跟我说，其实他很羡慕医院的那个门卫，健健康康的。尽管自己在学术界很有名，影响力还蛮大，其实还比不上那个人。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生病期间整天就在琢磨这个学生的论文要怎么弄、那个学生适合做哪些选题，甚至还提过想帮我介绍对象。之后我自己做了老师，总是会想到他。包括我在武大也遇到过很多很好的老师，我有什么事去找他们，他们都会帮我解答。在从事教职的时候，我内心特别踏实，感觉自己背后就站了一群人。根本不会产生你对学生好，学生就应该怎么样（回报你）的想法。对学生好，就是应该的、自然而然的，没什么好说的。

北大清华之外的世界

后来，跟大一的学生在“第一堂课”上讨论成为了一种习惯。学生们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读书”的回答五花八门：为了就业和吃饭；为了自身的增值，教育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为了世界上不多一个败类；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管过多少年，大一的学生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和向往，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特别是最开始的两三个月，孩子们的神色都还有激情蓬勃的感觉。

二本院校相对于名牌大学，最大的差距可能就是那种人文积淀、学术资源会少一些。比如我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读书，不是说要天天跟我的老师在一起，我才能受影响，而是我处在那个学校，有机会听各种各样的学者讲课，学习氛围摆在那里，我本身就会受影响。二本院校，尤其是那种偏重工具性的、应用性的学校，整体的氛围是特别实用的，挺功利的。

这个时候去引导的话，你需要跟外界的环境形成一种抵抗关系。前两年我在新生见面会上跟他们开玩笑，你们哪个同学把书单上所有书目都看完了，毕业时我奖励一万块钱。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学生能够读三分之一，五分之一都挺好的了。

我记得07级有一个女孩子叫谢梅（化名）的，她来自一个多子女家庭，是家里的老大。以前上课的时候，她经常迟到或者缺课。我就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老师，因为我要到中大北门的码头上面去兼职。那个地方离学校15公里，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她去码头的游船上做服务生，端饮料。我不知道她每周要去多久、能赚多少钱。但是很多多子女家庭出来的学生，上了大学就不再找家里要钱了。我就跟她说，如果你要去做事，偶尔迟到一下也没关系。他们有时不来上我的课，我一般也不吭声，尽量不要让学校抓到把柄惩罚他们。

我还是挺鼓励学生多出去实践的。如果非走向社会不可，我觉得愿意去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也挺令人欣慰的。大学老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培育他们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大学生毕竟是年轻人，在精神成人这一块，大学老师其实承担的功能也非常大。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面对挫折的承压能力，也都是要教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失恋了就要去自杀，如果是有过来人跟他多交流的话，这些事情其实可以避免。

黄灯教授（右三）与2010级学生

曾经有一个工管学院的学生，读了我写的《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主动找到我，想做一个对越南新娘的研究。她自己的妈妈就是越南新娘，比她爸爸年轻12岁。那个课题做了两年的时间，我跟她说怎么样做田野调查、怎么设计问题，辅导得很细致。

课题报告完成之后，我跟她说，你再专门写一下你自己妈妈的故事嘛。她就真的写出来了，文笔特别好，我看了之后挺震撼的，建议她投稿到网易人间，拿点稿费，总比去派传单强。最后那篇文章发出来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文章受到的关注，她妈妈在中国获得了身份。这件事让她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变得自信、大方，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把控力。后来她还考上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对于一个老师来讲，尽管我也没有做太多的事，看到学生这样的变化，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我一直希望学生能多写自己的生活。其实我知道，整个社会、媒体对大学生的生活是很隔膜的。现在的舆论导向精英化，一说起来就是北大清华，对精英的关注特别多。重点大学的学生占有的舆论资源和话语权会大很多。对于一般大学的孩子，他们在大学到底是怎么过的，他们在宿舍里到底在干嘛、打游戏打多长时间、聊的话题是什么，其实外界是不清楚的。

没有我的微信群

2016年，我再一次做班主任。有一次班长跟我说，其实我们有两个群，有一个群是有你在里面的，有一个是你不在里面的，没有你的那个群会活跃一些。我特别渴望他们把我拉到另一个群里面去，说实话我还挺受伤。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曾经调皮，用一条假蛇去吓一个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女老师。当时没有人会上纲上线地去看这件事，男同学还会在背后讨论老师，甚至会把女老师和班上的女学生放在一起比较。到我教学生时，我能明显感到师生之间朦朦胧胧有种等级观念，学生对老师都会生疏一些。

90后的孩子在我眼里，挺“萌”的。之前我在“第一堂课”上的讨论，课堂氛围都挺活跃，到后面几届你再想跟他们讨论“读书的目的”，他们就对你的那些大道理油盐不进。我跟一个女孩子聊天，问她毕业了以后怎么办，她就说反正就找一个工作呗，咸鱼着呗，靠在墙上，穿着一条运动裤，好像未来发生什么都不关我事一样，说起来都是轻飘飘的。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小孩子的一个优点，都挺淡定。在我看来佛系也是蛮难得的一种状态。我的儿子今年初一，最大的优点就是佛系，从来不会主动去跟他的老师交流，总是跟班上最差的比。只要有一点点开心的事情就会忍不住表达出来，特别容易快乐。我觉得也挺好的。

与导师制学生在食堂聊天

到底是让孩子拥抱应试教育，还是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非常纠结。我在教大学的过程中，问过很多小孩，小时候上补习班到底有没有用？那些孩子明确告诉我，除了累以外没有任何用。但是我儿子到了四年级，小升初政策不明朗，各个学校还有秘密考试。不去上课外班的话，得不到任何密考信息，连考试的风都摸不到。很多家长跟我说，你不上就是害了他。孩子也理解，别人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上，我们好歹坚持到了四年级。最后也妥协了，给他报了数学和英语。

他特别喜欢汽车，一讲起车头头是道，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是我们家里又不开车，他每次跟我讲汽车，我就觉得挺羞愧。我视力不太好，本来是不想学车的，但是答应他了，我下决心花四年时间考了一张C1驾驶证。拿到之后，带着我们一家人在训练场里开了20公里。他在旁边也不吭声，他以前觉得妈妈开车无法想象，我就让他看，我是真的会开车了。

现在孩子的未来，没有一样是他可以确定的，而整个的大学教育又特别职业导向，培养学生各种各样即时的技能。每个学生都有手机，这是对课堂知识传播的一个挑战。对于他们来说，知识的选择，比知识的获得要更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还是应该有一种相对安静的生活，不要被智能手机完全绑架。我还是会强调那种传统的学习方式，应该养成去图书馆的习惯，应该看经典的、有难度的作品。如果只看有阅读快感的东西，思考能力没有增长，这个大学读下来可能就白读了。

跟几千学生同处一个课堂，确实令人震撼

现在高校的年轻老师，压力还是很大的。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还可以进到重点大学里面获得一个有编制的工作，但现在毕业的博士生，到高校里面去大部分是合同工。学校跟你签合同你就是它的老师，不签合同那你马上就走了，很没有安全感。进入学校之后，学校的考核压力也大，你的课时量要达到什么程度、论文发表的级别，甚至要不要出国一年，都会作为评职称时一些基本的条件。

这导致年轻老师普遍都很忙，花大量时间去应对科研和职称晋升，完成学校的基本考核，没有多少精力再去跟学生有私下的交流。学生其实也知道，老师没时间管他们。这几年经常出现老师对学生非礼之类的新闻，也会让老师主动和学生拉开距离。尤其是男老师为了避嫌，不愿意主动跟学生走得更近。

我跟学生相处还是比较多，有时候老师约我一起吃饭，我都不会去，但如果学生来找我吃饭、跟我聊天，我是一定会去的。有时候周末我会邀请他们来我家玩，带他们吃甜品什么的。这几年学校特别强调学生安全，担心孩子们在路上出事情，邀请他们过来的次数也少了，过来的话，一定是在白天，约好几个学生一起坐地铁过来。有的学生毕业十几年了，到现在还跟我保持着邮件联系，还会来我家吃饭。

2006级毕业生重回校园办公室

真正能够沉淀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能够让你真正踏实的，就是跟学生的相处。你想一下，我居然跟几千个学生同时在一个课堂上面相处过，其实是蛮令人震撼的。这是我做老师最大的收获之一。以前那些虚幻的想法都没有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高大上的工作在等着你，再高大上的工作也是从很小的事情做起的。通过一个学期的相处，你踏踏实实把你的工作做好，多多少少还是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大概五年前，我就想到要写一本关于学生的书了。在观察他们的时候，有意识地更深入一点，有的学生如果跟我聊天，我也会多问他们一些事，想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做老师、写非虚构，在我眼里是同一个事情，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影响其他人。包括你们做媒体，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做教育，也是在引导社会价值观的塑造。

有的时候，社会出现不太好的现象，比如说戾气很重，都跟人文环境的缺乏、单向度的价值观有关。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获得金钱、权力，而不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有多丰富。短期看好像没什么，但是长期看的话，它会对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很大的影响，最后也会伤害很多人，让大家的内心都变得焦虑。

大学的人文氛围可以塑造价值观，包括我非虚构写作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一份记录，想探讨这个社会多向度的可能。社会应该是很丰富的，一个年轻人成长路径也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在大城市买房、赚钱来衡量，他应该有很多很多选择。价值观越丰富，整个社会它就自动会形成一种平衡的结构，社会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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