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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1 08:00
我在二本学校教书:与4500个“非精英”学生相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媛,编辑:陈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昨天是教师节。我们和黄灯教授聊了聊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师生关系。黄灯教授任职于广州某院校,今年出版了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写她教过的学生的故事。


黄灯教授同样出身“二本”学校,这种原本代表招生批次的定义,被她意指一种非精英的学业路线。在她的观察中,这些“普通”学生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各自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对黄灯而言,这样的教学相承,是“时空错位的命运互证”。


讨论师生关系,也是在讨论“何为教育”。学业会结束,教育终身不止。


以下是黄灯教授的自述。


第一堂课,第一组问题


我脑海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决定、通知、通告、报告、复批、会议纪要、函”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直接的、功利的、交易的知识传达,一种理论的、虚空的、逻辑的知识训练,这就是我博士毕业以后,进入一所没有专业依托的公共课堂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2005年10月8号,广州F学院二幢靠近食堂的那一间老教室,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讲《经济应用文写作》。教室里坐着40多个刚刚军训完的大一新生。老师和学生,对大学生活都一样陌生。


我觉得这门课特别单调,就设计了几个问题,跟他们探讨: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后来又问他们,世界上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知识和智慧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也都是我个人比较困惑的东西。


30岁之前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觉得一定要到一个好的大学里面去当一个好的学者、一个知名教授,那种愿望其实蛮强烈的。但2004年,我博士毕业的前一年,我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相继去世,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导致我很长时间都非常消沉。


到毕业季,找工作在我看来好像也算不上什么大事。2005年,重点大学的博士还比较稀罕,工作机会还不错,我的博士同学中,有人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人去了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等。我甚至从来没想过去外地找工作,从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投了一份简历到广东F学院,他们联系我试讲、签合同,然后这样就去了。回忆起来,我简历只做了几份,没有为找工作产生任何额外开销。


2000年,黄灯在武汉大学宿舍


我跟我的博士导师程文超教授关系特别好。他是大陆首位中美联合培养的现当代文学博士,谢冕教授的学生。我记得他生病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生死线上》,讲37岁被确诊癌症后,导师与同门是怎么跟他相处的:“自从我住院后,我的导师谢冕教授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战地指挥部,他在家中运筹帷幄,指挥我的师弟师妹们轮流给我送饭送汤。”读完文章之后,觉得那种特别干净、特别纯粹的师生和同门关系,令人动容。


我博士入学时,程老师在身体那么不好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每个学生的宿舍看一下。我始终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的样子。他穿着一件短袖,瘦瘦高高的,吃力地爬上三楼,在宿舍坐了20多分钟。送他回去的路上,他说我看了你的硕士论文,虽然你的理论功底不好,但你懂那些道理,意思是我还有一点点理论意识。我听了这话很敏感,因为涉及到我硕士时期学术训练的缺陷,我当场跟他顶嘴。我说,没有理论一样可以做学问。他没有吭声。


他也是一个不太懂世故的人,我觉得我的性格跟他有一点像。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个话蛮傻的。我老师说的是对的。人必须有理论,有没有理论视野,看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我在岳阳大学读的是文秘专业,毕业后就分配进纺织厂,当过会计、秘书、做过团委的组织干事,在减员增效后进车间做了一名挡车工。在考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完整地看过一篇学术论文。但如果你读博士,还没有理论意识的话,是没有办法做事情的,随着专业的深入,我相信了他这句话。


黄灯(右一)在病房陪伴导师程文超教授(中)


导师生病到那个程度,我们很多正常的学习都是在他病床边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怎么选题、开题报告怎么做,都在病床旁边向他请教。有一次他做完化疗,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他跟我说,其实他很羡慕医院的那个门卫,健健康康的。尽管自己在学术界很有名,影响力还蛮大,其实还比不上那个人。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生病期间整天就在琢磨这个学生的论文要怎么弄、那个学生适合做哪些选题,甚至还提过想帮我介绍对象。之后我自己做了老师,总是会想到他。包括我在武大也遇到过很多很好的老师,我有什么事去找他们,他们都会帮我解答。在从事教职的时候,我内心特别踏实,感觉自己背后就站了一群人。根本不会产生你对学生好,学生就应该怎么样(回报你)的想法。对学生好,就是应该的、自然而然的,没什么好说的。


北大清华之外的世界


后来,跟大一的学生在“第一堂课”上讨论成为了一种习惯。学生们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读书”的回答五花八门:为了就业和吃饭;为了自身的增值,教育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为了世界上不多一个败类;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管过多少年,大一的学生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和向往,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特别是最开始的两三个月,孩子们的神色都还有激情蓬勃的感觉。


二本院校相对于名牌大学,最大的差距可能就是那种人文积淀、学术资源会少一些。比如我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读书,不是说要天天跟我的老师在一起,我才能受影响,而是我处在那个学校,有机会听各种各样的学者讲课,学习氛围摆在那里,我本身就会受影响。二本院校,尤其是那种偏重工具性的、应用性的学校,整体的氛围是特别实用的,挺功利的。


这个时候去引导的话,你需要跟外界的环境形成一种抵抗关系。前两年我在新生见面会上跟他们开玩笑,你们哪个同学把书单上所有书目都看完了,毕业时我奖励一万块钱。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学生能够读三分之一,五分之一都挺好的了。


我记得07级有一个女孩子叫谢梅(化名)的,她来自一个多子女家庭,是家里的老大。以前上课的时候,她经常迟到或者缺课。我就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老师,因为我要到中大北门的码头上面去兼职。那个地方离学校15公里,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她去码头的游船上做服务生,端饮料。我不知道她每周要去多久、能赚多少钱。但是很多多子女家庭出来的学生,上了大学就不再找家里要钱了。我就跟她说,如果你要去做事,偶尔迟到一下也没关系。他们有时不来上我的课,我一般也不吭声,尽量不要让学校抓到把柄惩罚他们。


我还是挺鼓励学生多出去实践的。如果非走向社会不可,我觉得愿意去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也挺令人欣慰的。大学老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培育他们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大学生毕竟是年轻人,在精神成人这一块,大学老师其实承担的功能也非常大。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面对挫折的承压能力,也都是要教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失恋了就要去自杀,如果是有过来人跟他多交流的话,这些事情其实可以避免。


黄灯教授(右三)与2010级学生


曾经有一个工管学院的学生,读了我写的《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主动找到我,想做一个对越南新娘的研究。她自己的妈妈就是越南新娘,比她爸爸年轻12岁。那个课题做了两年的时间,我跟她说怎么样做田野调查、怎么设计问题,辅导得很细致。


课题报告完成之后,我跟她说,你再专门写一下你自己妈妈的故事嘛。她就真的写出来了,文笔特别好,我看了之后挺震撼的,建议她投稿到网易人间,拿点稿费,总比去派传单强。最后那篇文章发出来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文章受到的关注,她妈妈在中国获得了身份。这件事让她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变得自信、大方,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把控力。后来她还考上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对于一个老师来讲,尽管我也没有做太多的事,看到学生这样的变化,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我一直希望学生能多写自己的生活。其实我知道,整个社会、媒体对大学生的生活是很隔膜的。现在的舆论导向精英化,一说起来就是北大清华,对精英的关注特别多。重点大学的学生占有的舆论资源和话语权会大很多。对于一般大学的孩子,他们在大学到底是怎么过的,他们在宿舍里到底在干嘛、打游戏打多长时间、聊的话题是什么,其实外界是不清楚的。


没有我的微信群


2016年,我再一次做班主任。有一次班长跟我说,其实我们有两个群,有一个群是有你在里面的,有一个是你不在里面的,没有你的那个群会活跃一些。我特别渴望他们把我拉到另一个群里面去,说实话我还挺受伤。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曾经调皮,用一条假蛇去吓一个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女老师。当时没有人会上纲上线地去看这件事,男同学还会在背后讨论老师,甚至会把女老师和班上的女学生放在一起比较。到我教学生时,我能明显感到师生之间朦朦胧胧有种等级观念,学生对老师都会生疏一些。


90后的孩子在我眼里,挺“萌”的。之前我在“第一堂课”上的讨论,课堂氛围都挺活跃,到后面几届你再想跟他们讨论“读书的目的”,他们就对你的那些大道理油盐不进。我跟一个女孩子聊天,问她毕业了以后怎么办,她就说反正就找一个工作呗,咸鱼着呗,靠在墙上,穿着一条运动裤,好像未来发生什么都不关我事一样,说起来都是轻飘飘的。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小孩子的一个优点,都挺淡定。在我看来佛系也是蛮难得的一种状态。我的儿子今年初一,最大的优点就是佛系,从来不会主动去跟他的老师交流,总是跟班上最差的比。只要有一点点开心的事情就会忍不住表达出来,特别容易快乐。我觉得也挺好的。


与导师制学生在食堂聊天


到底是让孩子拥抱应试教育,还是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非常纠结。我在教大学的过程中,问过很多小孩,小时候上补习班到底有没有用?那些孩子明确告诉我,除了累以外没有任何用。但是我儿子到了四年级,小升初政策不明朗,各个学校还有秘密考试。不去上课外班的话,得不到任何密考信息,连考试的风都摸不到。很多家长跟我说,你不上就是害了他。孩子也理解,别人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上,我们好歹坚持到了四年级。最后也妥协了,给他报了数学和英语。


他特别喜欢汽车,一讲起车头头是道,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是我们家里又不开车,他每次跟我讲汽车,我就觉得挺羞愧。我视力不太好,本来是不想学车的,但是答应他了,我下决心花四年时间考了一张C1驾驶证。拿到之后,带着我们一家人在训练场里开了20公里。他在旁边也不吭声,他以前觉得妈妈开车无法想象,我就让他看,我是真的会开车了。


现在孩子的未来,没有一样是他可以确定的,而整个的大学教育又特别职业导向,培养学生各种各样即时的技能。每个学生都有手机,这是对课堂知识传播的一个挑战。对于他们来说,知识的选择,比知识的获得要更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还是应该有一种相对安静的生活,不要被智能手机完全绑架。我还是会强调那种传统的学习方式,应该养成去图书馆的习惯,应该看经典的、有难度的作品。如果只看有阅读快感的东西,思考能力没有增长,这个大学读下来可能就白读了。


跟几千学生同处一个课堂,确实令人震撼


现在高校的年轻老师,压力还是很大的。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还可以进到重点大学里面获得一个有编制的工作,但现在毕业的博士生,到高校里面去大部分是合同工。学校跟你签合同你就是它的老师,不签合同那你马上就走了,很没有安全感。进入学校之后,学校的考核压力也大,你的课时量要达到什么程度、论文发表的级别,甚至要不要出国一年,都会作为评职称时一些基本的条件。


这导致年轻老师普遍都很忙,花大量时间去应对科研和职称晋升,完成学校的基本考核,没有多少精力再去跟学生有私下的交流。学生其实也知道,老师没时间管他们。这几年经常出现老师对学生非礼之类的新闻,也会让老师主动和学生拉开距离。尤其是男老师为了避嫌,不愿意主动跟学生走得更近。


我跟学生相处还是比较多,有时候老师约我一起吃饭,我都不会去,但如果学生来找我吃饭、跟我聊天,我是一定会去的。有时候周末我会邀请他们来我家玩,带他们吃甜品什么的。这几年学校特别强调学生安全,担心孩子们在路上出事情,邀请他们过来的次数也少了,过来的话,一定是在白天,约好几个学生一起坐地铁过来。有的学生毕业十几年了,到现在还跟我保持着邮件联系,还会来我家吃饭。


2006级毕业生重回校园办公室


真正能够沉淀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能够让你真正踏实的,就是跟学生的相处。你想一下,我居然跟几千个学生同时在一个课堂上面相处过,其实是蛮令人震撼的。这是我做老师最大的收获之一。以前那些虚幻的想法都没有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高大上的工作在等着你,再高大上的工作也是从很小的事情做起的。通过一个学期的相处,你踏踏实实把你的工作做好,多多少少还是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大概五年前,我就想到要写一本关于学生的书了。在观察他们的时候,有意识地更深入一点,有的学生如果跟我聊天,我也会多问他们一些事,想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做老师、写非虚构,在我眼里是同一个事情,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影响其他人。包括你们做媒体,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做教育,也是在引导社会价值观的塑造。




有的时候,社会出现不太好的现象,比如说戾气很重,都跟人文环境的缺乏、单向度的价值观有关。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获得金钱、权力,而不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有多丰富。短期看好像没什么,但是长期看的话,它会对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很大的影响,最后也会伤害很多人,让大家的内心都变得焦虑。


大学的人文氛围可以塑造价值观,包括我非虚构写作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一份记录,想探讨这个社会多向度的可能。社会应该是很丰富的,一个年轻人成长路径也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在大城市买房、赚钱来衡量,他应该有很多很多选择。价值观越丰富,整个社会它就自动会形成一种平衡的结构,社会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媛,编辑: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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