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球青年就业

青年就业关乎个人福祉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劳工组织指出，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呈现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低、质量不高趋势，这与科技带来的新业态及教育回报率等因素有关，也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低迷有关。

科技发展创造了新就业，也减少了传统就业岗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降低了青年劳动力市场参与，但低回报率也对就业带来新挑战。促进青年就业需要制定综合政策框架，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注重危机时期的应急援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宋佳、张培菡、白宇、叶丹楠，原标题为：《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挑战与应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国际劳工组织将青年界定为15~24岁的人群，目前全世界的青年人数约为13亿。《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对2020年青年的就业趋势、地区差异、面临的挑战、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等做了分析[1]。

青年的就业关乎个人福祉、家庭发展、阶层流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各国政府均十分关注的话题与领域。诸多国际组织近些年也十分关心青年就业，关注青年就业技能与教育系统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的关联与矛盾，如经合组织近些年发布的报告《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产出关系的深入分析》《经合组织2015年技能概览：青年、技能与就业》等都对青年就业的趋势和面临挑战进行论述[2]。

尤其是在今年的新型冠状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各国青年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例如根据最新的加拿大劳动力调查（Labour ForceS urvey）结果，在20~24岁的学生中，就业率下降了23.6个百分点，从2020年2月的52.5%下降到4月的28.9%[3]。为此，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青年就业。

一、全球青年就业趋势：参与率低，质量不高

1. 全球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低

近两年，全球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这其中主要原因是青年将更多时间花费在教育提升自己方面，以掌握更多的技能或更高的文凭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要求。但与此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未得到充分利用。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粗略统计，青年人中有41%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其他人或处于教育与培训状态，或正在找工作或兼职状态，约五分之一的青年处于未就业、未教育、未培训的“尼特族”（Notin Employment，Educationor Training，NEET）状态。在已经就业的青年人中，约30%的青年尽管有工作，但仍处于中度或极度贫困状态。青年人的就业总是被低薪、缺乏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恶劣工作环境所困扰。

从纵向看，1999~2019年20年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总体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从53.1%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而这期间青年人口总数却增长了3亿。青年的就业率下降除与参加教育和培训有关，还和自身家庭责任、疾病和政策的消极性有关。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5~24岁的青年失业的概率是25岁以上成人的3倍，这与青年有限的工作经验、频繁的换工作等因素有关[4]。

从地区差异看，2019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北美最高，为52.6%；最低的是北非和阿拉伯地区，为27%；东亚地区为45.2%，高于全球41.2%的平均水平。从青年就业的性别差异来看，女性仍处于弱势地位，在就业市场的参与率不及男性。2019年北美差异度最低，为0.9%，东亚地区次之，为2.7%，性别差异最大的是阿拉伯地区的37.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6.2%，这与各地区的妇女政策、性别歧视状况、女童入学率等不无关系。

与近些年成人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逐步上涨的趋势不同，青年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在过去20年间呈现下降，其中东亚地区降幅最大，约22.5%。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东亚地区15~24岁女性职业教育的参与率高于男性，除拉美地区同等趋势（女性略高于男性）外，全球其他地区均是男性高于女性。女性青年成为“尼特族”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5]。

受教育率的上升间接造成青年劳动市场参与率降低。据联合国统计署数据，1999~2018年，全球青年的中学受教育率从59%上升到76%，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8%增长至38%[6]。这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群体技能的提高，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绝对，因为部分青年选择半工半读，有的国家鼓励学徒制，这都意味着教育和工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且受不同文化传统、教育体制和本土劳动市场特征影响[7]。

2. 就业质量仍然堪忧

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尽管部分青年处于就业状态，但就业的质量充满挑战，主要体现在部分青年为了求生存而“将就”选择一份工作，这些工作的环境恶劣，法律保障和社会保障等不健全，缺少职业培训机会和发展通道[8]。这些工作通常是非正式的，大多数情况下，正常经济中缺乏就业机会和社会保护机制弱的国家和社会，青年从事非正式工作比例较高，同时，从非正式工作过渡到正式工作的可能性也愈小，这种现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尤为突出[9]。

例如，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国家，多数青年从事的非正式工作分布在农业、采矿、制造、烟草、伐木等行业。在此情况下，工作贫困仍然困扰着青年群体，即工作没能很好解决青年的贫困问题，12.8%的青年虽然有工作但仍处于极度贫困中，每人每天购买力不足1.9美元[10]。

青年人自身难以自足，也就意味着难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对整体社会繁荣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工作实现脱贫的挑战主要在于在失业、低收入工作和体面工作之间的利弊权衡[11]。东亚地区青年处于极度贫困的比率在2019年为1.4%，预计在2023年下降到1.1%，为全球最低[12]。

工作贫困潜在带来了青年群体的跨国迁移，2019年国际移民群体中约11%是青年群体，其中非洲占比27%，其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环境[13]。对于输出国来说，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才流失。对于输入国而言，青年移民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工作人口老化，降低用工成本，增加劳工力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和医疗健康体系负担。非法移民增加了输入国的社会管理成本，青年非法就业和就业风险也有所增加。

二、科技改变就业市场也带来挑战

1. 青年的“技术焦虑症”

许多青年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推迟进入就业市场，原因之一是未来就业市场的科技化需要高科技或熟练工种。但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在工厂企业的大规模运用，传统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减少，这对青年就业是一项挑战。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发展程度不同，科技正在重塑全球就业市场和岗位分配，同时也造就了新的受益不均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技术焦虑症（technological anxieties）在青年人中表现更为明显，原因之一是接受的学校教育和技能培训并未能对未来工作做好充足准备，青年不能顺利地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场域的衔接转换[14]。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后的金融危机都激发了全球关于科技对就业的影响的大讨论[15]。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科技是把双刃剑，对就业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青年对待技术的态度在不同国家和年龄段存在差异，比起35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他们更能接受和运用数字科技，而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在获得数字技术的方面机会较小。社会的工作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同一职业中，年轻人从事的入门工作是自动化任务的比例更大。与此同时，青年在入门工作中呈现出所学与所做专业背景不一致的高比例情况，进一步助推了青年的工作置换频率和失业风险。

2020年4月，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HEPI）发表了一项关于学生对开始职业生涯的看法的新研究。在该研究中，当被问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感受时，许多人（28%）将焦虑列为第一感觉，其次是自信（23%）、不确定（16%）和感到被前景压垮（16%）。只有约三分之一（29%）的人说新冠疫情改变了他们的这些感觉，71%的人说他们的感觉自危机以来没有改变；大多数人希望从事与自己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而雇主往往认为学习的专业不如他们获得的技能重要。学生们希望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只花很短的时间，而研究表明许多人在第一份工作中停留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大学的就业指导应该设法解决这些误解，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他们未来的职业[16]。

2. 青年就业中的技能需求

科技对青年就业的影响与教育不无关系。首先，在自动化科技发展的同时，普通高等教育并未能很好同步培养出适合人才。其次，在不同教育层次基础上的职业培训由于时间短、接触一线实践、校企结合等优势，创造了更多的自动化条件下的岗位[17]。第三，普通高等教育给予学生的通用技能和知识往往持久性较强，也意味着更新换代比起职业培训所赋予的技能要慢。这也是这些年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非常重视学徒制的原因。

但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非对立关系，拥有普通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接受职业培训时，显示出更好的适应、变通和学习能力[18]。当国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时，人口的教育程度低，技术变革倾向于减少不平等现象，但是随着国家发展和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技术变革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影响被减弱甚至逆转[19]。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近些年来，对于青年劳工来说，入门级的工作岗位在健康和社会相关领域呈现增长，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日趋严重，首先是对注册护工的需求日增，其次是零售和市场营销岗位。信息技术岗位保持常量需求的趋势，雇主对青年的资质要求更注重其从业经历年限[20]。

其次，入门级的工作对青年的工作技能要求更加综合化和宽泛化，这些技能包括读写基本技能、团队合作、计算机熟练操作、行业所需专业技能等。青年在找工作和换工作时，倾向于保持工作行业与性质的稳定性，而就业市场的岗位需求与青年工作预期存在一定的错位，二者不吻合的现象较为普遍。对就业市场变化的适应和回应积极性方面，有大学教育背景的青年表现比仅有中学背景的青年要好[21]。

三、高等教育回报影响青年就业

工作岗位对青年的学历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和繁荣的国家，例如2018年，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公布的职位中绝大多数都要求有本科及更高学历[22]。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不及青年预期，也影响到青年就业，一些国家在重新考虑衡量高等教育回报率的方法，有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积极改革，重视非学历证书和更为灵活的微证书等，以适应青年就业所需。

1. 高等教育回报率受就业市场挤压

教育对于减少尼特族是有积极作用的，青年教育层次愈高，成为尼特族的可能性相对就会下降，但有些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和北非等地区情况有所不同，育层次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失业率，这与进入劳动市场的其他因素有关。仅仅鼓励青年男女上大学并不能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确保大学课程的高质量和对毕业生技能的充分需求是很重要的。然而，近年来，拥有学位的青年劳动力人数增加了，但高技能工作岗位的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这种大学毕业生需求与供之间的不平衡，是自20世纪末经济大衰退以来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私人资金回报下降趋势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23]。

在大多数国家，青年工人的工资不平等程度高于壮年工人，尽管自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这种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工资不平等的减少可以用高等教育回报的减少来解释，尤其是青年人。技术变革对教育回报的积极影响由于毕业生劳动力的迅速扩大而受到抑制，在大多数国家，毕业生劳动力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市场对毕业生劳动力的需求。新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对技能的需求增加是受欢迎的，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如此。两者都能提高生产率，然而，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扩大就业机会，单靠市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例如，美国正重新考虑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方法。2020年4月1日，美国第三条道路发布一份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该报告指出学生上大学的首要原因是增加他们的就业能力以及帮助他们获得经济保障。即学生在高等教育上投资，期望比他们当初没有上过大学时赚得更多。随着学生和纳税人每年向高等教育机构投入数百亿美元，这两类利益相关方要计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回他们的投资。

为此，报告建立了一种衡量经济价值的新方法——市盈率溢价，它可以用来了解通常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回在某所学校获得文凭的成本。一旦他们收回了这些费用，这些额外的收入对这些学生来说就变成了“投资回报”。要衡量投资回报，只需考察普通学生支付的费用，与他们每年比普通高中毕业生多挣的钱之间的比例。

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大学。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甚至在他们入学10年后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因此，参加这些机构的费用可能不值得[24]。

2. 高等教育价值和回报信心受质疑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只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学院和大学对美国目前的形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约十分之四（38%）的人认为有负面影响——高于2012年的26%。自2012年以来，美国人认为大学有负面影响的比例增加了12个百分点。负面观点的增加几乎完全来自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2015~2019年，这个群体中说大学对国家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从37%上升到59%。在同一时期，民主党人和支持民主党的独立人士的观点基本上保持稳定，并且保持积极态度。

盖洛普公司发现了2015~2018年间，美国人表示对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的比例从57%下降到48%，共和党人（从56%下降到39%）的下降幅度大于民主党人（从68%下降到62%）。尽管公众对高等教育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持否定态度，但大多数美国人表示，大学教育对帮助年轻人在当今世界取得成功非常重要。但高等教育在未来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在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下控制成本，要确保毕业生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以及应对国家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25]。

3. 就业市场和高等教育日益重视非学历证书

随着技术的飞快变革，企业更需要拥有最新技能、具有持续学习才能并渴望继续学习以及具有随机应变能力的员工。现在一个全球的趋势是雇主们对于某些职位的聘用开始考虑除了四年制学士学位以外的拥有替代性证书的员工，一些还甚至考虑用后者替代前者。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University）发布的白皮书《教育证书时代来临》指出，企业在招聘中愈加重视技能或能力。

报告指出由于严峻的就业市场及战略、公平和多元化的相关原因，许多雇主正在扩大人才渠道，在招聘过程中不再盲目地依赖学位。有61%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认为，在线证书的质量与亲自完成的证书质量基本相同，这一发现表明在短短几年内，大家对在线学习价值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MOOC入学人数的稳步增长、收费MOOC的增加、MOOC提供的学位数量的增加都证明了大家对在线学习的接受度越来越高[26]。

首先，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降低了学位要求。一些雇主正在考虑学位要求，放弃了求职者必须获得某些学术成绩或学位的政策，认为仅根据学业成绩对学生进行筛选是一种过于直率的招聘方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前高等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功与未来专业资格方面的成功相关。

其次，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改变。美国社区学院已经开始实施将行业资格证书“嵌入”学位的做法。“嵌入”是指学院接受学生的短期行业证书作为学位的一部分。不过，传统四年制大学对该方法的实施速度较为缓慢。如今高等教育正迅速发展，一些大学开始尝试基于能力的证书和短期课程（“微证书”），颁发证书或徽章。

例如，在一种“大学学习商店”（University Learning Store，由佐治亚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继续教育、威斯康星大学继续学院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提供）中，学生可以学习新技能并从顶尖大学获得证书，可以购买课程并在评估后获得徽章，花费约为25~150美元3~30小时。

此外，还有微实习，可以从5小时到40个小时。一些雇主越来越重视雇用具有成熟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所以他们为公司、大学生和雇主提供了一些实习机会。使用该平台的雇主可以获得特定项目的按需帮助，学生可以在获得报酬的同时获得技能和工作经验，大学可以告诉未来的学生他们有能力将教育与现实世界的工作联系起来。由于雇主对最新技能和工作经验更感兴趣，评估毕业生的资历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因此证明工作准备的学士学位的基线不再是固定的。学位资格在就业方面仍然重要，但仅由学位决定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四、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前瞻

鉴于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参与率与低质量就业，就业政策应当指向提升青年就业率，关注青年就业福祉。在这方面，支持青年人获得体面工作的综合政策框架对未来的社会经济进步至关重要。政策必须产生足够数量的体面的工作，以确保他们享受社会保障和工作权利。不采取行动将意味着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灰心丧气的青年人，最终破坏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1. 制定综合多部门政策框架

一个综合的政策框架应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级的干预。例如，需要宏观经济和部门政策来促进关键部门的投资，以及促进创新和在新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同时提高生产率。这可以刺激总需求，吸收新的劳动力市场进入者。还必须更新教育和职业课程，以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例如数字技能和软技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将改善青年人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

雇主组织在这一转变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它们知道如果青年人想要吸引雇主，需要具备哪些资格和能力。在微观一级，应该为青年人从事技术创业给予奖励。虽然促进青年工人的教育成就和技能获得是进步的关键，但除非这种供应方面的措施与创造就业的需求方面的措施相辅相成，否则青年中的失望情绪就会增长。

一个包括创造就业的宏观经济和部门政策以及再分配政策的综合办法将是促进增长的有效方法。在这方面，面向处境不利的青年的大规模积极劳动力市场方案很可能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扩张性的影响。政策要重点关注三类青年群体，一是大学毕业生，做好这部分群体从学校到就业市场的过渡；二是已经就业的青年，关注他们的在职培训和技能提升；三是处于非教育非就业状态的青年，帮助这部分人群增长能力。

建立国家级培训体系至关重要，要重视零工经济对青年就业的影响。零工经济是指从事一些不稳定的、零碎的、暂时的、兼职性的工作，零工经济可以吸纳一定的就业，但也意味着就业的脆弱性，因为在正式就业市场通常不承认零工的工作经验。

随着技术变革继续扰乱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青年人得到保护。这一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有大量年轻人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在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国家也很重要，在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从事新形式的工作，尤其是在零工经济中。支持青年人在各种就业关系中进行对话和沟通，以尊重他们的权利。

2. 重视数字化时代公共就业服务

作为雇主和求职者之间的重要中介，公共就业服务也受到了新技术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此类服务正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渠道提供，尤其是针对青年人。数字技术使公共就业服务能够克服有限的资源，并向难以到达的地区，包括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群提供机会。然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必要确保数字文盲不被排除在外，这些人大多是与劳动力市场关系不大的人，比如长期失业者和啃老族青年。

此外，调查发现，年轻求职者仍然非常重视与职业顾问面对面的接触。因此，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该结合数字服务提供传统咨询。公共就业服务的数字化包括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和“大数据”工作匹配，这不只是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雇主要求，还可以提供定制服务，服务求职者的个人需求，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数字化还促进了与私营就业服务提供者的伙伴关系和与社会福利机构的合作，以便将难以安置的青年人和长期失业者纳入劳动力市场。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就业服务采用数字技术，总体上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效率、透明度和包容性。

公共就业服务可以清晰统计求职者和雇主的需求，在二者之间搭建信息沟通渠道。在线信息分享服务对于促进青年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生活数字科技化的今天。其次，公共就业服务可以为青年提供职业发展建议，推荐课程来实现青年技能提升，也会向雇主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方面提供建议。公共就业服务还包括为求职者提供可能的技能发展和培训项目，如工作面试、数字技能、简历写作等。

近些年，依托一些大型的学习平台如慕课等进行培训的趋势见涨[27]。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公共就业服务可以变得更加智能，即根据青年的实际能力来匹配岗位，而非仅仅依靠教育背景或学历。因为在流动性更高的劳动力市场中，更重要的是找到具有适当技能和高动力的求职者，这样可以提升求职者的工作匹配度和满意度，进而减少工作的不稳定性和贫困的可能性[28]。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数字化就业服务存在的风险，即可能难以触及接触不到数字化设备和网络的青年群体，这需要额外的政策特别关注。

3.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与服务

首先，继续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高等教育在提升入学率的同时，应对青年就业有更多贡献和衔接。高等教育服务就业的核心工具是课程，其实，关于高等教育课程的学术性与职业性倾向一直存在争议。在青年就业成为社会问题的当下，高等教育课程的职业性倾向在一些国家也日益显露。美国教育理事会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开始走上不同于本专业的职业道路，教职员工和机构领导应该为学生提供程，让他们在特定的学习领域之外也具备适应其他职业的能力，为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做好准备。

教师对学生成功的最大影响应该是这项工作的中心，即“超越课堂边界：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教学将学习和工作联系起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果，大学应该考虑如何支持教师围绕循证教学实践来构建他们的课程，包括允许教师将职业相关内容和经验嵌到教学和学习环境中。让课程体验与职业更为相关，对于培养毕业生适应未来尚未发现的工作和学习环境并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当教师在课堂体验及其在公民、社区和工作环境中的应用之间为学生建立明确的联系时，学生可以实现与职业相关的教学的最佳效益[29]。

其次，深化学徒制推广改革。近些年，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在大力地推进学徒制。英国在教育部主导，其他部门如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Energyand Industrial Strategy）、学徒与技术教育学院（Institute for Apprenticeships and Technical Education）、教育与技能资助委员会（Education and Skills Funding Agency）等机构的协同下，持续在各行业推进和改革学徒制，尤其是关乎青年就业的行业。不仅建立了国家级的学徒制体系，从初级、中级、高级到学位学徒制，将职业教育、行业培训与教育学历体系贯穿起来，而且，倡导雇主主导的学徒制，通过2017年的税收改革对用人单位施行学徒制给予财政激励与经费支持。

2015年英格兰出台的《英格兰学徒制：2020年愿景》提出到2020年实现学徒突破300万人，为青年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与技能教育，使其能顺利找到工作并实现业发展。目前，英国学徒制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工商管理与法律、健康与公共服务、工程与建造，从事这三种行业的学徒占总人数的70%左右，30%的学徒是19~24岁，19岁以下的占10%。在此基础上，英国通过持续对学徒制的施行与改革效果进行评估，以期进一步提升学徒满意度，优化学徒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释放效应[30]。

2020年5月5日，澳大利亚教育、技能与就业部宣布，第一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青年奖学金计划已向在青年失业率高发地区进行职业教育培训资格的青年提供了50多个奖学金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是澳大利亚政府5.85亿澳元“今日与明日技能培训”（Delivering Skills for Todayand Tomorrow）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奖学金通过提供高达1万澳元的学习援助以及3000澳元的实习职位或为期20天的实习来支持青年学生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该奖学金致力于为青年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培训，这些资格培训将利于其从事相关增长领域和技能需求方面的职业。这些奖学金适用于年龄在15~24岁之间或刚从澳大利亚国防军退伍的申请人，其中优先考虑的是原住民、残障人士或具有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申请人[31]。

第三，重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青年就业遇到的挑战被诸多国际组织持续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列为全球议程，要求建立更强的终身学习系统服务青年就业。SDG4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质量教育，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其中SDG4.3为“到2030年，确保男女在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SDG4.4为“到2030年，确保拥有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的职业技术能力的青年数量大幅增加”，SDG4.5为“2030年，消除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的性别差异，使弱势群体获得同等机会”。这意味着多维度支持青年从教育转向劳动力市场和生涯发展至关重要。

现实是青年劳动力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完全释放，即全球青年未就业和潜在就业人数占比为20%，东亚为15.1%。全球约4100万潜在就业青年是指具备工作资质条件却不想找工作或想找工作却不具备资质的群体，前者多是因为找工作而灰心或找到工作觉得不称心如意，或者“高不成低不就”[32]。终身学习不仅是指教育经历，更指向一种教育心态与理念，即“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终身学习不仅要求树立学会学习、主动探索、自我更新和学以致用的习惯，而且需要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为个体实现更为便捷和高效的终身学习提供友好环境和扎实保障。

第四，重视教育中各方位各层次的技术运用。美国盖洛普公司近期发布报告《教育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观点》，认为数字学习工具对广泛的学习活动都是有效的，并且已经成为教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强调教育工作者仍然需要了解更多关于数字学习工具的知识。研究认为，数字学习工具比非数字学习工具更有效地将学习与未来的工作和职业联系起来，使教学个性化，更能吸引学生[33]。

科技对青年就业影响日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推进和扩大技术的运用可以提升学生技术认知与素养，为青年进入科技社会提前“备课”。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的迅猛推进，教育领域重视、紧跟并引领科技发展变得更加刻不容缓。我国2019年《教育部关于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中指出，全国共有35所高校获首批人工智能新专业建设资格[34]。同时，积极推进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

2020年1月，欧盟举行了首届数字教育黑客马拉松大赛，旨在为数字时代的教育挑战提出解决方案，激发欧盟各国对教育技术应用及学生教育技术素养养成的重视。获胜的三支队伍都密切关注信息技术对教与学体验的促进作用。201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办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随后形成了《北京共识》，建议各国要在不同学习机构和学习场景中引入人工智能教育和培训供给模式，以服务于学生、教职人员、家长等。开发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对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换代，并建议将人工智能相关技能纳入中小学学校课程和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资历认证体系中。

4. 危机中的就业与支持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青年就业带来重大打击。欧洲2007~2008年间青年不仅失业率上升，而且失业状态持续时间上升，影响了后续4年的就业率，直至2012年经济复苏开始情况才有所好转[35]。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同样给青年就业带来巨大挑战。为此，一些国家和政府出台综合性的政策服务大学生就业。

如，由于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加拿大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作为其应急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投资约90亿加元，帮助加拿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克服这些挑战并支持他们未来的成功。一是扩大学生和青年计划（Expanded Student and Youth Programming）。加拿大政府正在通过以下方式使学生获得有意义的就业和服务机会：推出“我想帮助”（IWantto Help）平台。新平台将提供有关可用服务机会、参与方式的有用信息以支持加拿大年轻人追求服务职位。资助1.537亿加元用于“青年就业和技能战略”（Youth Employment and Skills Strategy），以帮助青年发展技能并获得成功过渡到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经验。

资金将用于支持农业、技术、卫生和基本服务等高需求领域的一系列措施，从而增加6000多个就业岗位。调整青年就业和技能战略的加拿大暑期工作计划（Youth  Employment and Skills  Strategy’s Canada Summer Jobs Program），包括增加工资补贴、扩大资格和为雇主提供新的灵活性，以确保其能够在2020~2021年继续支持多达70000个学生就业岗位。资助8000万加元用于“学生工作安置计划”（Student Work Placement Program），以支持全加拿大多达20000名大专学生获得与其学习领域相关的有偿工作经验。资助1500万加元支持学生学习计划（Supports for Student Learning Program），为14700名年轻人提供服务，以帮助确保青少年不会因为疫情而被进一步边缘化。

二是加强紧急学生津贴。对于不符合加拿大紧急救济金或就业保险资格但由于疫情而无法找到全职工作或无法工作的大专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加拿大政府建议引入加拿大紧急学生津贴（Canada Emergency Student Benefit，CESB）。该项津贴将从2020年5月至8月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每月提供1250加元，为有受抚养人和永久残疾的学生提供1750加元。

三是加大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会限制学生的就业机会，但它为学生和青年提供了动员和参加国民服务活动的机会，这些活动可以提供宝贵的劳动力市场和技能发展经验，同时回馈当地社区。为了鼓励学生参与疫情期间的服务活动，加拿大政府将启动一项新的国家服务计划，以表彰学生对疫情防范所做的重要贡献，并通过新的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提供支持，最高可提供5000加元支持学生的高等教育费用[36]。

五、结语

青年就业关乎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今年的疫情背景下，我国多措并举，多部门合作出台了一揽子措施稳就业。扩大研究生规模、扩大中小学教师招聘规模、拓展大学生参军入伍渠道、扩大政府与事业单位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规模、扩充基层公益性岗位等，都体现出对青年就业的关注与综合政策支持。不过，青年就业是一个长久议题，解答好这道题目不仅需要深入调研，研判我国青年就业的趋势、挑战与政策壁垒，更需要多部门多行业的沟通合作，需要国家制定科学可行的宏观政策框架，为青年就业与职业发展提供基本框架与实践遵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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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宋佳（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张培菡、白宇、叶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