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

本文来自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作者：鲁雨涵，题图来自：一条

10月16日，《掬水月在手》在院线上映，一部小众文学传记电影，在圈内外都受到很高的赞誉，上映第4天，豆瓣评分8.2分。

电影以叶嘉莹为主角，她是从民国时期走出来的诗词大家，那时，人们用“先生”一词来称呼德高望重的学者，叶嘉莹是中国最后一个被尊称为“先生”的女性。

“一生多艰，是诗词救了她。”

——概括了叶嘉莹的一生。

从1945年第一次站在讲台后开始，叶嘉莹在国内外教授诗词整整75年了，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大师辈出。近些年，因陆续“裸捐”3568万用以诗词推广，叶嘉莹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今年7月，一条曾与该片导演——彼时身在台北工作室的陈传兴连线，聊了许多电影拍摄的幕后；10月8日，我们在上海，再次与刚结束隔离的陈传兴进行采访。

“它不只是叶先生本身的一部传记，也在讲述诗词的命运，和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记忆。”

10月8日，一条在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见到陈传兴。九月底他从台湾飞到上海，刚刚结束了14天的疫情隔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总算出狱了”。接下来几日，便是紧凑的采访和宣传活动。

影片在前期试映时，受到电影和文化圈的极高赞誉，几乎零负评，但陈传兴还是对电影的公映感到战战兢兢。

在这个划手机、打游戏、玩抖音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慷慨地拿出2个小时，观看一部关于诗词的纪录片？ 

采访前夕正值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聊到这，陈传兴感叹说：“如果张爱玲当年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偶尔在镜头前面晃过，留下哪怕短短2秒钟的影像，有多少人会被感动。”包括钱钟书、杨绛、张充和等那一代伟大的学人、作家，鲜有留下影像资料，陈传兴感到非常惋惜。

这也是他开启《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传记系列的初衷。《掬水月在手》，是他“诗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活着的传奇——叶嘉莹。

一、启发·崭露 

1942年，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念大二，那时候整个北平（现北京）在日军的占领下。

十八岁的少女叶嘉莹，在老师顾随的教导下，发现了诗词更深层的美，内心深受启发。

“顾先生讲课，跟一般老师真是不一样”。他身材瘦高，总是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兴会淋漓，通过讲诗表达对人性、对人生的理解，而且中西融贯。这让叶嘉莹眼界大开。

叶嘉莹说在诗词道路上，伯父和老师顾随给她的影响最重要。

她1924年出生在北京，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清贵族。从小就跟着伯父吟诵诗词，十多岁开始写诗填词。“伯父给我的是培养，老师给我的是启发。”叶嘉莹从单纯欣赏诗词的美，到理解诗词里面“真正的感发的生命”。

但同时她要面对的，是父亲失联、母亲过世，和整个时代的大动荡。 

听了顾随6年课后，1948年，叶嘉莹在“情感关系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跟先生到上海结婚。很快又从上海搭船，跟着1949的整个动荡飘到台湾。

临走的时候，顾随送给叶嘉莹一首诗《送嘉莹南下》，头两句是：“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荼是一种苦茶，食荼已久，就会渐渐甘之若饴。同理，人的一生，历练的痛苦多了、久了，也就会慢慢接受。这个理，影响了叶嘉莹的一生。

叶嘉莹在电影中谈起第一次跟她先生相遇，他骑着自行车，说“现在夜深了，我就送你回去。”那时她还有点腼腆。后来说到“父亲不喜欢他，说他不学无术”，如果把镜头放慢，我们看到她的眼神，多少有些沉重的感伤。

到台湾后，整个家里只有她一人在工作，独自抚养女儿和全家。从少妇到中年，之后又一路两个肩膀把全家从台湾扛出去，飘到海外。“她从生命里走过来，滴着血，滴着泪。”但这一段回忆，叶嘉莹在电影中只用一句“我先生不工作”，草草带过。

上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中学任教时为小朋友讲课

与情感和婚姻的不幸相反，叶嘉莹诗词之旅越走越顺。“我真是热爱古典文学，只要一讲课就神采飞扬。”

当时叶嘉莹在中学教书，同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的诗词，让学界惊艳。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台静农，仅仅是看了叶嘉莹写的旧诗词，就邀请她到台大教书。

白先勇回忆当时自己读的是外国文学，但就算逃课，也要去听叶先生的课，整整听了一年

拍摄《掬水月在手》的时候，陈传兴特意找来了叶嘉莹当时的学生，很多人如今已是文学界的学者、作家或大学教授。

“她总能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讲深奥的古诗词，不会让人觉得遥远。”再加上叶嘉莹年轻时候非常美，穿着典雅的旗袍，一口的京片子，学生们争着抢着要来一睹这位来自祖国故土的女神。 

当时台湾有新诗跟旧诗的论战，两派的诗人吵到几乎要老死不相往来。这时，叶嘉莹写了一篇《略谈李义山的诗》（即李商隐），同时打动了两边，让大家了解到古典诗和新体诗之间是可以互通共融的，双方的矛盾由此化解。

诗人痖弦在电影中开玩笑说，是叶先生让两边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粽子，过端午，纪念屈原。

二、连接世界的大学者 

李商隐、陶渊明、杜甫，是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三位诗人，也代表了她在诗词研究中的不同阶段。

叶嘉莹尤其喜欢杜甫，在电影里，一谈到杜甫，她就立刻直起身子，声音也响亮了起来。

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打字机的年代，叶嘉莹利用暑假的两三个月，坐公交车跑遍了台湾的图书馆，搜集了所有杜甫诗集的善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们抄下来，加上她的批注，编成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电影中说到这段经历时，她的表情似乎还流露出一点小骄傲。

这本著作奠定了叶嘉莹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让海外汉学界关注到她。

1966年，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找到了叶嘉莹，将她带到美国，陆续到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最后落脚加拿大温哥华。

到美国后，语言成了最大的阻碍。

一开始要用全英文上诗词课，对叶嘉莹来说太难了。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from afar，这是什么？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真的没有办法讲。”

把中国古诗词翻译成英文，要兼顾到字义、词义，保证语言的优雅，更难的还得让诗词的格律、节奏、韵律等特色传递出来。陈传兴猜想，“做这种翻译的时候，叶先生一定是反复念过。”

巧的是，海陶玮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陶渊明。

与叶嘉莹长期合作过的两位学者，一位是历史学家缪钺，另一位就是海陶玮。叶嘉莹帮海陶玮更好地理解陶渊明诗中的意境，共同完成了英文版《中国诗研究》。

同时，海陶玮也把叶嘉莹的诗词研究，用一种非常优雅的英文表现出来。

除了语言，叶嘉莹在诗词上还有个重要的转变——研究方式的变化。

出国后，她教课之余，抽出每一丝空隙去旁听各种西方文学的课，接触了语言学、符号学甚至女性主义，并把它们通通融入到诗词研究中。

她用西方当代的学术思想去读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喜欢叔本华，喜欢尼采；她用马斯洛（A.H.Maslow）的理念解读陶渊明，认为他只“完成了自我”……

叶嘉莹在哈佛研究王国维

这给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带去完全不一样的风气。陈传兴在拍摄中有个印象挺深的采访，“宇文所安就讲了，原本他不喜欢词，可是上了一个暑假的叶先生的课后，他改变了。宇文所安是个非常大的学者，其实他蛮骄傲的，但在那个时候却能被叶先生打动。”

“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更是这样赞叹。 

70年代后，叶嘉莹把主要的动力都放在了词的研究上。她喜欢词，一方面是因为词在内容、节奏、韵律上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对于词人所经历的动荡和乱世，她感同身受。

在哈佛研究王国维的时候，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她一把钥匙，闭馆后她可以留在里面工作。夜深之后，从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经过，“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即王国维）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在研究词的时候，叶嘉莹独创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这是词之美感中的一种基本的特质，也可以引申为一种人的美德：“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纵观叶先生一生，“弱德之美”其实就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叶嘉莹在国外教书长达20多年，哪怕退休后，依然活跃在西方讲坛上，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外国学生。她开始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后，原本只有十几个学生选的课，选课人数翻了四倍。

1991年，叶嘉莹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这是加拿大学界的最高荣誉，叶嘉莹是唯一一位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而获此殊荣的学者。

叶嘉莹幼时在北京的旧居

三、祖国 

很多观众看完《掬水月在手》后，印象最深的是叶先生刚回南开教书的那段往事。

当时文革刚结束，就像亲历者在电影中说的，那一代人隐忍了十年，正是对知识最如饥似渴的时候，叶嘉莹的到来为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南开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教学主楼最大的阶梯教室，可以容纳300人。开课不久，整个学校的学生都闻风而来，甚至还有天津其他学校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人扒在窗户上听课，自嘲说“买的是挂票。”

事实上，从加拿大回国任教，是叶嘉莹几经周折、努力多年的结果。

1970年代，叶嘉莹已经拿到了UBC终身教授的聘书。但她心里始终深藏着回国教书的心愿。她在《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一文中解释说：“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带着生命的力量，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

这一次的返乡，叶嘉莹写下长诗《祖国行》

1974年，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关系稳定后，她立即申请回国探亲，从加拿大一路辗转飞到香港，再回到北京。这是她194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家。她在电影里动情地说，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她一看到下面的灯火，就想到了幼年长大的长安大街，眼泪就流下来了。 

改革开放之后，每年的寒暑假，她几乎没有休息，一有机会就回到南开，陆陆续续地开课。

之后的30年，她一直辗转于天津、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直到2003年、2004年，彻底回国，在南开落脚定居。

叶嘉莹曾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授、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发现大半生都用于教学了，所以她认为自己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从1979年在南开任教，至今已有41年。即使现在96岁高龄，她偶尔还会站上讲坛，她说自己“生来就是要教书的”。

叶先生在录诗词吟诵

古人讲究“吟而成文”，在声音中体会诗词的节奏、韵律之美。叶嘉莹是极少的致力于推广诗词吟诵的学者之一。在拍摄《掬水月在手》期间，陈传兴也特意挑了一些诗词请叶先生吟诵。

李商隐的《嫦娥》，叶嘉莹吟到“嫦娥应悔偷灵药”一句时，最后一个字“药”是一个仄韵，理应是压下来的，她却用一种宛如少女的声音，突然向上飘，仿佛就从人间飘上了广寒宫，感受到了嫦娥在月宫中的孤寒，“那是一般凡人无法达到的境界。”

在参与剪辑和混音的过程中，这些微小的细节，常常会让陈传兴浑身起鸡皮疙瘩。“叶先生的吟诵就像是一种邀约，把大河彼岸的诗人词人，和他们周围的精灵，全部召唤回来。”

如今，叶先生膝下只有一位正式弟子还在跟着她学习吟诵。她在诗中写道：“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现在的人不接受也没关系，也许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

两年的拍摄中，陈传兴切身感受到了叶嘉莹简朴的生活，“简单到难以想象”。住在南开的教职员宿舍里，两室一厅加上一个小厨房，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却堆了满屋子的书，热一块馅饼便可以对付一餐。

有一个阿姨在照顾她，但是她总不愿意麻烦别人。每天阿姨做完事之后，她都会让阿姨回去。后来发生了几次她在家里跌倒的事故，她才勉强地让阿姨也住在家里。

讲到这些，陈传兴总是掩盖不住自己的敬佩之情：“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人上了90岁后，像叶先生这样，不止记忆没有衰退，还可以持续地往前走，持续地跟时代的新思潮同步。”

四、“几千年的诗都还在，又有什么好担心呢” ？

钟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曾跟随叶嘉莹学习，他回忆说，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对诗词的关注便渐渐消退了。“叶先生的《唐宋词十七讲系列讲座》曾经可以卖到十几万册，如今却只有一万册销量。”

他还记得叶先生曾收过一个弟子，原本学的是法律，因为喜欢古典文学，给叶先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叶嘉莹深受感动，便同意收他为学生，同时嘱咐他继续学法律，“因为学古诗词以后不好找工作。”——“听到这种话你不感到心酸么？”

叶嘉莹90华诞时，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亲自致信祝贺

早在1998年，叶嘉莹就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

20年过后，她又陆续为南开大学“裸捐”3568万，用以推广古典文化。这是她个人的毕生积蓄，包括她变卖了天津和北京的两处房产所得。

白先勇在电影中说，叶先生和他一样，对传统的没落感到焦虑、心急，带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心理。

谈到这个问题，陈传兴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举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玩短视频，回头来想，这何尝不是你们这个世代的绝句？”

中国诗词史，从早期的古诗、乐府，到唐朝的律诗、绝句，格律变得更加严谨。五代以后，又出现了词，打破了原先的规则，变成长短句，有小令、有长诗，音乐性也更加丰富。

几千年的诗词，经过了多少动乱，多少改朝换代，它还是在的。只要诗还在，又有什么好担心呢？“我只是好奇你们，或者你们之后的世代，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诗词，如何去接受它、和它互动？这是比较有趣的。”

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审美，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这也是陈传兴在贴身拍摄叶嘉莹的期间学到的。今天，叶嘉莹依然持续在古诗词中寻找和这个时代契合的精神。

用叶嘉莹自己的话来说：“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的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接受采访的时候，陈传兴坦言，他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挺过一个礼拜。不是因为一个票房数字，或所谓的收入获益，而是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可以让叶先生更开心。

“让她知道诗词的希望很大，可以在中国源源不断地传递下去。”

部分素材来源：《掬水月在手》广州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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