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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着眼于国际化的企业,一个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都是必经之路。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亿欧网(ID:i-yiou),作者:小北,编辑:杨旭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2020年都不是一个好年份,出海公司尤甚。国际交流几近中断,国际关系纷乱复杂,捉摸不定,先是100多款APP在印度被禁,后是TikTok、微信在美被禁……
然而这样的环境下李涛却有点“小庆幸”。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出海创业公司之一,APUS完整经历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出海的整个历程,几年间凭借着APUS桌面、APUS浏览器、APUS清理大师等产品在全球积累了超过14亿用户,年收入超10亿。
“小庆幸”来自于,早在2019年,APUS就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不仅使得APUS免于遭受致命打击,反而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天晴的时候修了屋顶,以至于当大环境有了明显变化的时候,APUS不会被大雨浇灭。
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坏事,对于不能应对的公司来说,是灾难。而对于任何着眼于国际化的企业,一个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都是必经之路。唯有历经环境的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公司。
近期,亿欧专访了APUS创始人李涛,从他与APUS的视角,可以窥见中国互联网出海历程的一角。
2019,从“出海”到“全球化”
2020年,恶劣的行业环境并未对APUS造成致命性打击,反而2020 Q1、Q2APUS营收呈同比增长趋势,“影响仅仅在于,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大概率会增长地更快。” 李涛对亿欧表示。
没有受环境太大影响的原因是,在2019年,APUS就做出了三大战略调整。
首先,在核心的市场战略上,从“出海”转向“全球化”。
二者的区别在于,出海是把已经在中国验证成功的成熟的产品、商业模式复制到海外;而全球化蕴含着更为全面的国际化视角,“无论是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市场,关键在于哪个市场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李涛表示。
2019年下半年,APUS开始布局国内市场,同时也开辟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全球化的市场策略分散了风险,使APUS避免了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也对冲了疫情和国际关系变化对APUS的影响。
其次是产品战略上,增加了内容类产品。
APUS原来的产品线主要是手机桌面、浏览器、安全清理等工具类产品。2019年开始,APUS相继推出阅读、图片、短视频和游戏等内容类产品,包括Cut Cut、VIKA等一系列图片和短视频产品,投入1亿多打造游戏中心,至今已发布近百款游戏。
第三是改变交易模型。
以往APUS的交易模型是通过谷歌、Facebook等全球化代理商获得广告收入。而2019年APUS开始使用自己的广告系统(DSP)。
基于以上三大战略调整,2020年APUS在疫情和恶劣的出海环境下,依然保持增长。
而这些看似未雨绸缪的战略调整,是基于APUS多年在行业中的认知积累,以及李涛对趋势的预判。
回想起当时做出海的初心,这种对趋势的敏锐性也体现在李涛身上。
2014,星星之火
2013年,时任360移动业务负责人的李涛,在思考360的下一个增长点会是哪里。
他观察到当时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6亿多,但是在全球范围内,70多亿人口中只有25亿左右已上网,这意味着还有近50亿的市场空白。“当时我判断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沉下去,二是走出去。”
另外一个偶然因素加强了李涛的判断。
2013年6月,李涛去巴西的时候,在酒店里看到服务员用的是一个普通功能机,而当三个月后他第二次去的时候,服务员的手机已经换成了安卓智能机。“当时我强烈地感觉到,在海外智能手机会迅速普及起来,从而带来很多机会。”
再看当时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免费大战之后胜利者正处于流量变现期,没有企业会把出海放到第一战略。于是,李涛创立了APUS,将出海作为核心战略。
2014年5月,APUS发布了第一款产品APUS launcher,一个月用户量即过千万,半年过亿。在资本市场上,出海战略也得到了认可,2014年6月,APUS获得一亿元A轮融资,2015年1月,APUS又获得了1亿美元B轮融资。
当时,除APUS之外,猎豹移动、赤子诚、触宝等同样看到机会的企业组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波出海潮。
但总体而言,彼时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整体上出海意识不强,“在海外很少遇见同行,去美国见到的就两类人,要不是美国本土的白人创业者,要不就是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华人创业者。”
就像茫茫航海征程,只有零零星星几艘船出发了。
2017,第二波出海潮
直到2017、2018年,越来越多的船踏上征程。
李涛将移动互联网的生态成长过程总结为一个金字塔结构。这个结构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流量入口类产品,比如操作系统、搜索引擎、安全清理产品等,第二级是内容类产品,PC时代是优酷、土豆、youtube、Netflix等,移动时代是今日头条、抖音、各种游戏类产品等;第三级是商业服务,比如美团、阿里、滴滴等。
2014~2015年APUS、猎豹移动等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抓住了海外市场工具类产品的机会,而到2017年,海外市场发展到了第二级,内容类产品需求激增。商业服务类产品的需求,李涛认为还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会真正出现。
在目前所处的第二级生态阶段,李涛强烈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出海意识增强,踏上海外征程。
2018年,在瑞士的一个偏僻小镇上,李涛正在一个小店里闲逛,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并说到:“你是不是APUS的李涛?”那个人是专注于境外经济旅行的穷游网CEO肖异。2018年在俄罗斯,在一家教堂前,相似的场景也同样发生。
“做出海业务的人多了,增加了我们碰到的概率。”李涛感叹到,“特别是2019年,能感觉到全球化、出海,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频词汇。”
而与此同时,之前“纵马驰骋”的出海环境,也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
2018年9月,APUS的谷歌广告账号遭到封禁,由于提前引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并进行了自有广告平台的布局,谷歌最终没有下架APUS的相关应用。
2018年11月,猎豹移动被FaceBook终止合作,2020年2月,猎豹移动的45款应用和游戏被谷歌从Google Play应用商店下架;2019年7月,触宝60多款应用程序被谷歌下架。2019年9月,汉迪40多款APP被Google Play下架。
围墙之外,妖魔鬼怪一直都在
到2019年,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2020年的TikTok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涛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一直都存在,这些事件只是将其搬到了更为显性的位置。
“这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影响力的表现。是整个中国互联网势力的崛起引起了美国互联网行业的警觉,从而做出的应激反应。”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意识不强的阶段,中国企业不被关注,出海的环境看起来开放、友善。而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的崛起,环境转变为一种正常的竞争环境。
李涛认为这种环境并没有那么恐怖,“中国企业以前就像被围在一个围墙里,习惯了某种形式,现在走出去,围墙打开了,发现外面什么妖魔鬼怪都有,然后产生了不适应。”
2000年的互联网寒冬中,中国大量互联网企业的倒闭是由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互联网企业处于发展初期的高速增长状态,并且身处围墙之内,没有太深的感受。2015年全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国通过资本政策,“用时间换空间”。
但纷乱复杂,捉摸不定才是正常的国际商业环境。外面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妖魔鬼怪一直都在。发生在华为、TikTok身上的事情,已经在很多国际化公司上重演多次。
而在这样的围墙外生存,李涛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拿到全球市场上的产品,一定是必须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禁的,国际化的本质是创新。”比如TikTok满足了美国很多用户的娱乐需求,但它不是美国社会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只是锦上添花。
目前,APUS也正致力于创新,做不可替代的产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亿欧网(ID:i-yiou),作者:小北,编辑:杨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