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程序人生（ID：coder_life），作者：年素清，责编：王晓曼，原文标题：《离职后竟半夜偷溜回办公室写代码？一个为自由软件而战斗的程序员》，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Richard MatthewStallman）是个非常厉害的程序员，他开发出了Emacs及后来的GNU Emacs、GNU C 编译器和GNU除错器。

同时，他也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他提出“自由软件”的概念，并不遗余力大范围宣扬自由软件的思想，创立并完善了计算机开源社会的内在逻辑，使得后继者可以基于他的思想进行继承和改进，从而产生了现在蓬勃发展的开源软件世界。他被誉为当今自由软件的斗士、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开发出程序员最喜爱的代码编辑器

斯托曼于1953年出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1971年进考入哈佛大学学习，后来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名职业黑客。

在麻省理工工作期间，斯托曼开发了许多对业界影响深远的软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Emacs。说得通俗一点，Emacs就是一个编辑软件，类似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office办公软件。

然而，Emacs不仅仅是一个编辑器，还是个集成开发环境，它包括收发电子邮件，通过FTP/TRAMP编辑远程档案，通过Telnet登录主机，登陆IRC和朋友交流，查看日历等功能。它还支持对多种编程语言的编辑，调试程序，结合GDB，EDebug，玩游戏，计算器，记日记，煮咖啡，管理日程等等。

Emacs被公认为是最受专业程序员喜爱的代码编辑器之一。

“GNU IS NOT UNIX”

作为MIT一名杰出的黑客，斯托曼可谓是整个黑客文化的一份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软件商业化渐渐成为大势所趋，黑客社群也面临土崩瓦解的困境，斯托曼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许多黑客同事甚至成立了Symbolic公司，试图以专利软件来取代实验室中黑客文化的产物——免费自由流通使用的软件。

气愤无奈之余，斯托曼也曾试着与Symbolic抗争过一段时间，但最后无果而终。1983年9月，斯托曼发表了著名的GNU宣言（GNU Manifesto），正式宣布要开始进行一项宏伟的计划：创造一套完全自由免费，兼容于Unix的操作系统。

“GNU”这个名字的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 IS NOT UNIX。”

离职后偷回办公室写代码

1984年1月，斯托曼开始启动GNU计划。他首先做了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它很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斯托曼将这个系统就命名为GNU。

斯托曼担心MIT会索要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他们的销售条件，这样他开发出来的产品难免又会成为专有软件，所以他干脆辞职离开了MIT。

辞职后，斯托曼一度为买不起电脑而发愁，不久他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未分给其他人用，于是便每晚趁办公室没人时偷偷溜回去写代码。

期间，斯托曼听说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便前去询问能否用入GNU，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VUCK对于大学是自由的，但对软件本身不行。于是斯托曼决定为GNU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先是打算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尝试后很快就放弃了。最终，斯托曼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GCC（the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1985年初，斯托曼在原来的Emacs基础上进行扩展，开发出文字处理器GNU Emacs，可以在Unix系统上进行文本编辑。而后，他把它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

由于当时的互联网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来拷贝这个新兴的软件，而且失业的斯托曼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于是，斯托曼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全部程序的代码。这个费用是远低于当时的专有软件的价格的，并且用户可以得到软件的源代码。就这样，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诞生了，并被沿用至今。

“Copyleft”

由于GNU公开了源代码，为了防止一些唯利是图的厂商会利用自由软件，将其专有化。斯托曼想出Copyleft的授权办法，让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但是必须将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Copyleft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可持续性。

GNU计划的成功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自由软件。1991年，“Linux之父”林纳斯•托瓦兹写了一个类似Unix操作系统的内核，即为Linux，把所有GNU软件和硬件连接了起来，但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个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无数由GNU黑客们完成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

斯托曼说过：“我们的社会正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我们使用的软件对保证未来社会的自由至关重要。自由软件使我们能够控制我们使用的技术，让技术造福个人和社会，而不是让技术被商业公司或政府控制，用来限制或监视我们。”

1985年10月，斯托曼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Software Foundation，FSF），致力于推广自由软件、促进计算机用户自由。

斯托曼认为在自由软件时代，软件公司不是靠 “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们花费巨额资金来购买软件，而是凭借向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等服务来获取报酬。简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的流行，使新一代的黑客们备受鼓舞，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

与斯托曼持对立意见的人们将“自由软件”改成“开源软件”，看起来似乎两者兼容，毕竟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但斯托曼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软件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而对商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也就是能不能攫取利润的问题。

自费来华宣扬自由软件

从1994年起，斯托曼曾数次访问中国，这些访问既不是官方邀请，也不是商业活动，而是他的自由软件理念中国追随者的自发行为。他来到中国，多半是去大学演讲，向中国学子传布他的“自由软件”理念，但这些演讲是没有任何费用的，这意味着斯托曼需要自费。据多次邀请斯托曼来中国的哲思自由软件社区创始人徐继哲介绍，只有一次浙江大学负担了斯托曼来华的部分费用。

在演讲上，斯托曼毫不掩饰他对专有软件的不满，他说：“专有软件是对计算机软件行业的控制，并已经建立了一种压迫人民的体系。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需要摆脱它们。”

商业成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伟大　

作为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斯托曼对当今许多IT寡头的创始人评价并不怎么友好，他形容比尔•盖茨是个“聪明而贪婪的商人”，对乔布斯的评价是“邪恶的天才”。虽然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斯托曼认为这样的“成功”只是指的是商业成功。

斯托曼说：“我不了解那些取得商业成功的人，因为我从来不关注他们。早在30年前我就发现，美国出版的许多名人传记都是关于他们如何取得商业成功。对我而言，商业成功并不是关注或羡慕一个人的理由，那并不能使他变得伟大。美国社会追逐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一点让我十分失望。”

斯托曼认为一个伟大的人应该做伟大的事情，赚很多钱并不是伟大的事情，也不是值得追捧的成就，人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不修边幅却褒誉无数

斯托曼外表不修边幅，甚至可以用“邋遢”来形容，一头疏于打理的长卷发如同泡面，满脸的络腮胡须，衣着随意，他随身携带一台龙芯笔记本电脑四处布道“自由主义”精神。除了获得大量的自由软件追随者外，斯托曼还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大学授予给他的荣誉，其中包括：

• 1990年度麦克阿瑟奖；

  
  

• 1991年度美国计算机协会颁发的Grace Hopper Award；

  
  

• 1996年获颁瑞典皇家技术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 1998年度电子前线基金会先锋奖；

  
  

• 1999年Yuri Rubinsky纪念奖；

  
  

• 2001年武田研究奖励赏；

  
  

• 2002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 2003年获颁布鲁塞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 2004年在阿根廷获颁国立沙尔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 2007年获颁秘鲁印加大学荣誉教授；

  
  

• 2007年获颁帕维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参考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0%86%E6%9F%A5%E5%BE%B7%C2%B7%E9%A9%AC%E4%BF%AE%C2%B7%E6%96%AF%E6%89%98%E6%9B%BC/2122303?fr=aladdin

https://www.sohu.com/a/113917208_477517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006/21/6080914_5962605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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