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补丁的经济学

“动物精神理论”也包括其他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布衣打补丁。打完补丁之后，这套衣服确实少了些开线或破洞，更耐穿了；但由于打补丁的人都是各打各的，结果是打得这套衣服花花绿绿，并不比原来好看。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徐晔嘉，头图来自：《美丽心灵》剧照

经济学在21世纪初的遭遇，俨然就是物理学在20世纪初的遭遇的翻版。正如彼时的物理学家们沉浸在“物理学宏大的基本原则已经牢固确立”的美梦中那样，此时的经济学家们也大多未能预料到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即将到来。

尽管物理学家们注意到了“两朵乌云”——后续分别发展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存在，经济学家们也刚经历过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的危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各自的理论基础抱有足够的信心——直到这种信心被呼啸而至的危机碾过为止。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给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带来的冲击，和物理学中的第二朵“乌云”，也即黑体辐射实验结果与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学说之间的矛盾，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在尚未重视微观基础的年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并非个体的人，而是社会整体的某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但不限于GDP、失业率等等；特别是，社会中那些相互各异的“人”，统统都被搓圆捏扁成同质化的“代表性个体”。类似的，在量子力学提出之前，对于热现象的研究被归为统计力学，因为这种研究的对象大多是一些宏观的、对大量粒子的运动进行统计而得的物理量；事实上，当时的热力学确实也有“宏观热力学”这种别称。

分别发生在两个世纪初的“危机”，给这两种对“宏观”的研究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在“宏观”之下的“微观”，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宏观”的研究，是否建立在错误的“微观”基础之上？

物理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量子力学，而这个回答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已经逐渐站稳了脚跟；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动物精神:人类心理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中所提出的“动物精神”理论，或者说在这种理论背后更一般的行为经济学思想，似乎还尚不能成为令人彻底信服的答案。

对物理学家来说，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是个由来已久的难题，两者都各有详实的实验依据和著名的学者背书；因此，当量子力学给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这种回答时，似乎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反之，对经济学家来说，尽管“动物精神”存在的证据比比皆是，但是对于“动物精神”的接纳之路却仍然走得异常艰难。

不妨让我们逐一回顾“动物精神理论”所提出的五种因素：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以及故事。由于单个单词往往会在翻译中丧失其在原文中更丰富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将这几个词汇稍作展开：

首先，“信心”应当理解为，每个人的行动不仅依赖于他自己对当前情境的判断，也依赖于他对别人对当前情境的判断的判断，以及他对别人对别人的判断的判断的判断，依此类推。

举例来说，即使你觉得房价会跌，但只要你相信别人相信房价会涨，那么投资房产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一个不太久远的真实例子是2011年3月在日本福岛接连发生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后，一时间掀起了“抢盐”的风潮；而当所有人都在抢盐的时候，即使你不相信食盐能够防辐射，也不得不赶去超市，要不然就真的吃不上盐了。

“公平”自然是字面的意思，经济学家对此其实并不陌生。对于博弈论理论的抨击，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与理论不符。

所谓“最后通牒博弈”，由两名玩家、两阶段构成：首先由玩家一决定如何在两人之间分配一笔钱，然后由玩家二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分配，若接受则双方各自拿钱走人，若不接受则双方空手而归。

理论预测认为，玩家一将拿走大部分的钱，因为玩家二若不接受将会什么也拿不到，而实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合理，大多数玩家一都会选择将钱平分，同时大多数玩家二都会拒绝一个不怎么公平的分配方案。

第三条的“腐败”并不完全是指“贪污腐败”，而更多是说“假冒伪劣”。我曾经戏仿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典段落：“当市场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时，亚当·斯密将会悲伤地发现，他家门口的面包店用了地沟油，村口的屠宰场给猪肉打瘦肉精，而对门的酿酒师竟然往水里掺酒！”在缺乏监管的市场上，必定会有假货或是山寨货的出现，各位读者应该都对此深有体会。

“货币幻觉”的含义是，关心货币的名义值（面值，或者说有多少钱）而非货币的真实值（购买力，能买多少东西）。“货币幻觉”的两个间接推论就是“工资下降刚性”和“物价上升刚性”。

由于工资下降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即使企业面临困难或是社会整体物价下跌，管理层也不太会采用降薪的做法，而是会直接裁员或是减少社保缴纳（新加坡政府就曾在经济不景气期间降低了公司所需缴纳的社保金比例）；同时，由于价格上升会让顾客产生直观的恶感，即使社会整体物价上涨，生产商也不愿意提高商品的价格，那么相应地就只能降低商品质量（比如汽水在价格上涨幅度很小的同时容量却下调了很多）。

最后，“故事”则是指人们依赖于他们所观察到的“故事”而非事实采取行动。对于市场营销来说，这种“动物精神”简直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钱：只需要去超市里逛一圈，就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某件实际上10元的商品往往会被定价为9.99元甚至9.98元，再比如高价物品会写折扣的绝对值（立减10元）而低价物品通常会写折扣的相对值（立减10%）；甚至有个叫尼克·克里（Nick Kolenda）的家伙在他的网站上收集了数百个类似的小技巧，而且每个技巧都有相应的经济学或心理学研究作为理论支持。

特意列举出一些更为生活化的例子，不仅是与两位作者在书中给出的更为晦涩艰深但同时也更严谨的案例相互补充，更是要说明“动物精神”的存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即便如此，经济学家仍然不那么愿意接纳“动物精神”呢？

一种“经济学反对派”可能持有的观点是：经济学家在开始这门学科的学习之后，会逐渐地带有一种脱离“动物精神”而追求“理性人”的倾向性；或者说由于选择性偏差，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学生本身就是更为“理性人”的那一类。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有研究表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教授更不愿意参与慈善捐款，在合作类博弈中的表现也更差；或者更直白地说，在经济学上钻研得越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越接近理论的预测，他们的认知也更倾向于这个世界符合理论的假设——而现有的理论预测恰恰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所得出的。

而我这个“经济学支持派”所持有的观点是：经济学从最初各个学派的百家争鸣，到如今有一套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的数学模型基础，就好比是从用百家布拼成的百衲衣，换成了一身大体干净整洁的旧布衣。由于水平有限，这套布衣上还有不少地方开了线或是破了洞（有一些无法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解决的问题）。“动物精神理论”也包括其他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布衣打补丁。打完补丁之后，这套衣服确实少了些开线或破洞，更耐穿了；但由于打补丁的人都是各打各的，结果是打得这套衣服花花绿绿，并不比原来好看。

还是拿物理学来打比方，在地心说盛行的年代，为了解释一些偏离预测的行星轨迹，当时的天文学家采用了“本轮+均轮”的体系；而在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的时候，由于天文学发展的局限，仍然有许多行星轨迹偏离预测，需要用“本轮+均轮”来修正，最初的日心说所用到的辅助轮甚至比地心说还要多。这一问题直到开普勒提出行星是按照椭圆轨道而非圆轨道绕太阳运行才最终解决。

行为经济学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接纳，从忽视“动物精神”到拥抱“动物精神”，就如同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一样，在大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原来使用地心说的种种便利加上日心说早期的种种麻烦，意味着在实际进行计算时，使用地心说未免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彻底改头换面，不再试图在旧布衣上补丁摞补丁，而是直接换一身光鲜体面没有破洞的新衣服，就好比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加三大定律最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天体轨道问题那样。但是就目前来看，行为经济学的种种理论之间并没有足够的共通之处，经济学的大一统理论恐怕比物理学的大一统理论都更难实现。

不过，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努力的方向。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种短期的方向和一种长期的方向：

在短期的方向上，经济学家仍在努力将行为经济学的各种补丁整理打包，寻求更加简单、更加直接，同时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理论。比如，作为行为经济学理论先驱的“前景理论”就是一整套打包好的理论，只有三条假设，但却能够解释一揽子问题，但这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长期的方向上，经济学家需要更深入发展的数学手段，或者是将现有的数学结果更深入地运用到经济学中去。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学的大一统模型，还是为了解决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这一方向的努力都会大有裨益。

实际上，为了将上述“动物精神理论”的因素纳入现有模型当中，就已经潜在提出了一些数学上的挑战。比如，在基于“信心”的建模中提到的“对别人的对别人的……的判断的判断”，其实可以无限地重复下去，最终我们需要处理一种无穷阶的“信念”。对于无穷阶的“信念”的探讨至少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对如何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不完美信息博弈的研究，通过“理性是公共知识”的假设，我们发现上述转化是可行的（这被称为“海萨尼转化”），而且并不需要真的去计算“无穷”层来求解均衡。

再比如，在“动物精神理论”下，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往往会忽视一些因素（或相应地重视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为了合理化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理性忽视”的框架。这一框架的一个重要症结就是如何衡量对信息的“忽视”或者“重视”；为此，经济学家从信息论当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有时经济学家也会直接假设人们在进行下一期的经济决策时只关注本期的经济变量，这样得到的均衡被称为马尔科夫均衡，求解只需用到简单的线性代数知识；但如果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关注整个历史，那么求解均衡就会变得异常复杂。

在近些年兴起的基于代理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看似提供了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种建模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们想要了解“宏观”下的“微观”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就直接模拟一大堆个体，让他们按照一定规则进行互动，最终观察在宏观层面会形成怎样的经济变量。根据互动规则的复杂程度，对于模型结果的解析求解的难度逐步递增，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充分多的模拟和统计来获取对数值的大概印象，特别是我们能够观察到整个经济运转时的动态调整过程（而不只是通常经济研究中达成均衡时的那个一成不变的横截面）。

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种模拟让我们知道某种互动规则将得到怎样的结果，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某种结果由怎样的互动规则可以实现。

另一个是，这种模拟终究不能解决终极问题，极端来说，我们最终得出的那个完美的、考虑了所有因素的互动规则，恐怕会耗费和真实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模拟，就像是在电脑上的沙盒游戏当中制造并运行一套电脑，这台电脑中的电脑必定更慢且更低效。

总的来说，大多数行为经济学理论都对人的行为能力有着偏负面的看法。人们通常都是短视的，因而重视眼下，这被称为“现时偏误”；人们通常都是悲观的，因而需要保证在最差情况下的收益最大化，这是最近较为流行的“稳健机制”；人们的思考能力通常都是有限的，因而不能无限层地设想下去，这种建模方式被称为“Level-kthinking”；甚至人们有时在面对两种不同的彩票时，连计算简单的期望再加以比较都会出错，只有在一张彩票的最大奖金低于另一张彩票的最小奖金时才能选对，这是经济学家李绳武最近在工作论文中做出的假设，并且由此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在理论上是相同的，但在实践中人们却常常会在后者而非前者上犯错。

那么，人们真的这么愚蠢吗？也许并非如此。

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就介绍了“系统一”和“系统二”的区别：系统一负责更快捷、更感性、更不假思索的决策，而反之系统二负责更深入、更理性的决策。一些非理性的错误通常发生在系统一，但是经过系统二深思熟虑之后，通常能够避免这些错误。举一个例子：尽管很多人都下意识地认为，排队抽签时越靠后的概率越低，但是如果排在前面的人和排在后面的人换位置，并要求后者支付差价，后者通常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交易。这其中或许就有经过系统二思考的缘故。

退一步说，即使人们真的这么愚蠢，那么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吗？这里的正确，既是指经济学家采取的行动是否正确，也是指经济学家采取行动这件事本身是否正确。就前者而言，《动物精神》一书额外加出的讨论应对金融危机的章节中，作者认为国会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的行为能够提振“信心”因而是正确的；但从事实上看，民众所担心的金融机构将注资用于给高管发高额薪酬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从手段上看，既然大举注资提振“信心”是正确的，是否暗示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比如控制舆论）也可以是正确的？

而就后者而言，经济学家是否一定应该采取（或者建议政府采取）行动来干预经济？固然，经济危机会带来经济损失和失业率攀升，但是如果将经济危机视为经济体在运行过热时自然触发的“免疫”反应，那么刺激经济的行为何尝不是在加剧病症？让危机大浪淘沙，以短期的经济损失换取更长远的经济平稳运行，这种带着浓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做法，是否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动物精神”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徐晔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