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千古

作者｜周超臣

头图｜视觉中国，图注：2013年4月26日，陕西西安，傅高义接受采访

在中美局势扑朔迷离之际，在这个寒冬，傅高义这位中国通、《邓小平时代》作者，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讣告：“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 （Ezra F. Vogel）教授（1930~2020年）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a true champion of our center），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

最先报道这一消息的是日本《朝日新闻》。随后澎湃新闻报道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也收到了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发来的邮件，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克里斯蒂娜表示，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于马塞诸塞州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

在2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贡献。”

公开资料显示，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

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据采访过傅高义的《中国新闻周刊》所述，“傅高义的普通话好到能够不做作地发准绝大多数卷舌音，他还不时地用儿化音装饰自己的中国腔。”

2011年9月，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时代》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广泛赞誉，《纽约时报》评论该书：“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

2012年3月，该书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

他的一生著书无数，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就有《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69）、《日本第一》（1979）、《重整旗鼓——企业的振兴与竞争》（1985）、《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1991）、《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邓小平时代》（2011）和《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等。

他成为中国通和日本通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在军队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本打算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这时候，“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

于是在1958年，傅高义偕妻带子来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让他坐上美国人研究日本的头把交椅，成了一个日本通。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该书踩中了日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崛起，让傅高义的名声更盛，但众所周知，随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等书。

而对中国的研究则是从广东开始的，更精确地说，是从香港开始地。

196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想进入中国做研究是不可能的，而广东毗邻香港，可以看到广东的报纸，亦可通过采访一些从广东到香港的人来了解广东。傅高义1962年开始在香港做田野调查，历时一年，他根据当时获得的材料先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

1973年，他获得了首个中国签证，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见到了周恩来、乔冠华、周培源、郭沫若和费孝通等人。1980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1987年，他又作为广东省经济委员会的客人，受邀到广东访问七个月，考察广东省不同的地方，1988年他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随后，他写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此书被认为是第一本外国学者全面研究中国改革的专著。

但让傅高义在中国被更多人熟知和尊敬，则更多源于他在退休后历时11年写就的《邓小平时代》。2013年初，《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发行，作为一本政治类学术著作，首版即印了50万册。

谈到写这本书地初衷，他在《邓小平时代》的序言里写道：“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时，就想集中精力进行研究，来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认为，要想了解今日之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历史，特别是自1978年邓小平开始领导造就了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进程之后的历史。10年来，我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基础是如何从1978年开始奠定的。”

虽然外界对这部著作褒贬不一，但他不以为意，也不讳言自己是邓小平的崇拜者，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美国读者对我的这本书有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一些是批评我的。比如，有人说，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如此崇拜他呢？也许在中国有背后批评我的朋友，但是在公开讨论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认为这本书比较客观。我跟许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人谈过话，包括一些外国人，例如李光耀、基辛格、卡特，这些人是普通中国学者没法接触到的。虽然说中国学者更了解邓小平，但是有一些故事他们可能没有听到过，所以我的书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两年，恰逢中美关系因贸易战而走到了近40年地冰点，他依然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缓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019年7月3日，傅高义联合百名专家学者在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公开信指出，美国许多对华行动正直接导致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其效果适得其反。所谓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全面敌对立场的“华盛顿共识”并不存在。应当鼓励中国参与全球体系，让中国有更大发言权；美国应致力于建立国际合作，增强自身竞争力，而不是试图破坏和遏制中国与世界的接触。

今年4月，傅高义等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学者又联合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美国与中国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7月，傅高义在接受《环球时报》视频连线采访时，傅高义说：“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首先，我并不认为特朗普有很大几率当选。”被他言中。

他还表示，美中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这就像奥运会比赛里，运动员们会非常激烈地竞争，但他们不是在打架。所以，找到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

今年8月，傅高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美国一些人提出的“对华接触失败论”不符合事实，美中两国下一步应更重视通过对话沟通来处理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应努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

11月26日，傅高义在线上参加第十八届《财经》论坛时表示，在商业合作领域，美中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只要遵守当地规则，那么便应该获得对等的机会和待遇。

就在三个礼拜前，也即12月1日晚间，90岁高龄的傅高义还参加了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他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他还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现在，傅高义虽然去世了，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代表着一个研究中国的范式结束，但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将持续产生着影响。

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