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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0 22:00

中国有个海权王国

海上丝路的源头古越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本文摘自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琅琊是古越海权地标


春秋时代,琅琊,是东部沿海南来北往之地,为东夷南越结合的地标。


东夷大致为渤海湾一带,南越海客北上,要有个落脚之地,安个家。那个家,便是琅琊。据史载,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百姓日用,多在水上,其势力范围,已经涉及海外。那时,中国沿海有五大港口,琅琊居中,北有转附、碣石,南有会稽、句章。转附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会稽和句章是越人的本地,于今日观之,其一在绍兴,一在宁波,加上琅琊,五大港口,越人居三。


那么,越人“欲霸中原,遂徙琅琊”的那个居五大港口中间的“琅琊”究竟在哪里?


大言之,应当在今天的苏、鲁二省结合部的海边一带,具体来说,作为越国迁都都城的琅琊,连山通海枢纽江湖的港口,究竟在哪里?


据文献看,当以山东胶南为首选。《汉书·地理志》有“越王句践尝治此”,《后汉书·郡国志》有琅琊国琅琊县一条,此条还有注,据注说:“《山海经》云:‘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两晋博学家郭璞也对琅琊注释说:“琅琊临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琊台”。但这些所注还是云山雾罩的沿海带,并非十分清晰的地点。


我们还得继续细挖。传说“琅琊”之名,缘起于齐太公吕尚,吕尚封被齐地后,曾涉猎琅琊,登山四顾,三面环海,一望无际,惊讶之余,姜子牙击节长叹:“琅耶!”一如今之“美啊”!


《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琅”是美玉,“琊”为玉骨,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史前越地的良渚玉文化,那不正是良渚人当年北迁时留下的玉文化痕迹吗?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人沿着文化的惯性踏着良渚先民遗迹北上,也是先至淮海,再入海岱。


海岱琅琊山,山不高也不大,但很有名,就是因越迁都而名。《越绝书》言“句践徙都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但却未见有越都遗址,今天所见胶南琅琊遗物,没有一件有越地特征,除“琅琊”一语留下了古越语痕迹,今所见胶南琅琊最早遗址遗物,基本为秦代以后。


但考古还在进行中,据说,琅琊台台顶发掘区已发掘出石砌地漏,有人说是与秦始皇帝建祭台有关,而在台西头东南发掘区发现的大片建筑遗迹,也被确定为战国时期的遗存,不过,究竟是齐国所建,还是与越国迁都琅琊有关的越筑?眼下还很难说。


而淮海琅琊,在江苏连云港,史载虽不如胶南丰富,但考古却有重要发现,唐朝史家杜佑在《通典》中称锦屏山为琅琊山,有人在锦屏山九龙口发现了琅琊古城遗址。


古城形势,南抱江淮,坐拥苏北千里平原,西临沂沭,北依沂蒙山,东向面海,进取海岱山川之地利,临海一面,城如弯弓,又像新月,迎送淮海之波。城中有台墩,可登以观海,城周围有先秦民居遗址多处,其中出土了越地印纹陶片,外围则有祝丘古城、临沂古城、北沟头古城、盐仓古城拱卫。


如此格局,颇似《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所言“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据张志立和彭云两位考察,在九龙口山湾,可见一条外弧形城墙,长约1300米,与喇叭型山口组成一座扇状布局的古城遗址,按山口两侧山体长度,城北面长约1000米,南面长约1200米,环城周长约3500米,合计大概有七里许,这与《越绝书》所说的长度“台周七里”正好相符。越都在此,一共经历了八王,历时224年。


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在九龙口最里部,两头在南山350米和北山400米处,呈半月状外弧形,连接南北两山,形成小扇状内部王城,当地人称之为“北大城”,在两侧,如今仍有抵山的城墙可寻,曾出土了青铜环币、青铜剑等越国文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连云港九龙口古城作为越都琅琊的可能性较大,因其本来就是吴国旧地,但吴并未将政治重心转移至此,吴军北伐,走的是运河一线,吴与越,皆以水战立国,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于,吴国从来不在沿海港口地建都,而越国都城,会稽也好,句章也罢,以至于琅琊,都设在沿海港口处,故越军灭吴后北伐,有两路可行,一条,走运河水路,还有一条,便是沿海海路,越除了以水战立国,更以海权争霸。


齐、吴、越三国,都有海洋性,吴虽以水师胜天下,但海战却被齐国打败,可见吴在海洋性方面尚不及齐国,吴国在内河水系,水战无敌,在沿海一带,则难以发力,为什么?因为吴国不重视也没有打造港口城市,未能建立沿海根据地,所以一战而败,便难以持续。而齐国的转附,即今烟台芝罘,则是当时一大港口。而苏北的琅琊,在吴国时还不是一个枢纽海运的港口,要等到句践入主的时候,它才发展成为港口。


有人说,吴、齐海战,是中国有史可考的首次海战,时间上,略晚于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希腊城邦联合小型舰队,在萨拉米斯岛与阿提卡之间的狭窄海峡中,战胜了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的舰队,保存了古希腊民主城邦的火种,波斯帝国从此衰落,成了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转折点。


若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吴、齐海战也可以说差不多同时,但历史性的影响却相去甚远,东方这次海战,几乎就被史官文化给忽略了,被当作“胜败乃兵家常事”的一场战争,而西方那次海战,则被史家浓墨重彩描述着,标志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齐、吴、越三国,真正具有海权意识的是越国,越国建都,都在沿海港湾处,从会稽到琅琊,都是港口,这便是海洋性国家的标志。本来北上争霸,问鼎中原,要往中心地带去,而越国却宁愿行走在边缘,沿着海岸线扩张,从苏北琅琊古城出发,继续北伐,锋芒指向山东半岛,占领胶南地区,在胶南港建立新琅琊,兵临齐国门下。


《越绝书》里句践接见孔子


那时,孔子在鲁国,他听说句践在“躬求贤圣”,便带了随从弟子七十人去投奔,并且“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一副“吾从周”的派头。句践听说孔子要来,“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摆出一副“我是夷人我怕谁”的架势。孔子到时,越王请问: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回答:我“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践叹道:我们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越绝书﹒外传记地》如是说。


句践这番话,一开口就拒绝了孔子“吾从周”那一套,并对孔子提出了“从夷”要求——“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又带弟子辞回。


本来,儒家有功于越,《越绝书·外传本事第一》一开篇就说:何谓越绝?越者,国也,绝者,绝也,越国面临绝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如同后世的《盛世危言》,是一本讲越国如何处理国家危机的书,针对越王勾践时的越国至暗时刻。书中提到,当时,齐国要攻打鲁国,孔子耻之,派子贡去游说齐国以安鲁。真是名师出高徒,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霸越,可见儒者参与了句践霸业。


孔子本人,也一直关注吴越兴衰。孔子来见勾践时,听说“句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并归还吴国侵略所得之地“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制止了“中国侵伐”,因而对句践抱有好感。可一见面,句践那一副踌躇满志的夷越嘴脸,实在让他难受,以至于他后来“作春秋而略吴越”,提都不想提了,他原本有过“浮于海”的念头也从此取消。


假如孔子从了越夷,真的下海了,也难出越国海权范围,不过《论语》可能从此不一样了。


句践死后,越国内乱不已,子弑父,兄弟相残,却维持了海上霸权据说有二百来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奇迹,但由于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使得越国的历史地位,也被“吾从周”的后来儒者所忽略,这才有了“吴越贤士”来作《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前者是以吴国立场作的,后者采取越国立场,还将作者挂在了子贡名下。


孔子见句践,理应由子贡来安排,而子贡应该就在那随从的七十名学生中,也许他曾劝过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夫子的道太大,这世界放不下,何不修改一下?这一劝,有可能使孔子产生了“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但颜渊却说:要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世界。正是这句话,使得孔子依然走在中原大道上“从周”,而没有“浮于海”从越夷。


此前,句践所见儒者,唯有子贡,他看子贡,亦政亦商,有学有术,便以为是范蠡一路的,等到见了孔子一班周礼人物,便知全非,当即亮出越夷底色,让孔子做从周礼还是从越夷的选择。本来,像子贡那样搞点修正主义,适应一下现实世界,搞个什么亦周亦夷,或周体夷用之类的也未尝不可,但孔子毕竟是孔子,从周不从夷,不拿道来做交易。


圣人与智者不同,圣人以道改造世界,而智者则以道适应世界。孔子是圣人,要将世界纳入其道中,建立一个属于他的道统世界;子贡为智者,思想随世界潮流而动,以道顺应之而趋利避害,子贡并不要求那个世界属于他,但却要为他所利用,大道不妨适可而止,正义也要能交易,为了救鲁国,就可以用灭吴来交易。


这岂不太残忍?鲁一国也,吴亦一国也,何以救鲁就得灭吴?子贡为救鲁国,出使齐、吴、越、晋大国之间,外交上折冲樽俎之间,说服吴与齐战,吴胜;再与晋战,吴败;越乘机北上袭击吴国,杀夫差,灭吴。这就是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灭吴”,可最终的赢家是勾践。孔子率弟子们来访勾践,句践这一回显然不领情,当着孔子的面,终于吐出一口郁闷之气,让子贡栽了面子。


勾践可算是个最善于阴谋之术的人,阴谋之君,最忌阴谋论,但凡参与他的阴谋者,也必为他所忌,范蠡是先知,所以逃了,文种不信,所以死了,子贡千虑,而有此一失,所以勾践羞辱,而且辱及孔子。


也许孔子由此便彻底断了“浮于海”的念头?有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沿海及其海域,都属于越国海权范围,真要“浮于海”,就必须“从越夷”,跟着句践走。


夷州是外越人的海域


越国地缘政治,以沿海为生命线,其发展战略,重在经略从杭州湾到环渤海沿岸,该线重要港口多被越国掌握,长江流域入海口,句章和会稽,原本就在越人手里。黄淮流域的琅琊港,也由吴国转到越人之手上了,兴起于越人之手,如果说琅琊为一,则五港连珠而越居其三;若说琅琊为二,分为连云和胶南港,那么就六港而越人得四,江南二处和黄淮二处了。


太史公说,越灭吴后,将淮上地还给楚人,归还吴所侵宋地于宋,归鲁泗东方百里,一改吴辙,不再四面出击,而是向西退让,往沿海一线进取,从淮海琅琊到胶南琅琊,就体现了越初沿海双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江淮和黄淮流域,形成了一个琅琊化的椭圆形的国家生存空间,那么,越人为什么不像吴人那样沿着内河水系往内地去?


这跟越人的构成与分布有关,《越绝书》中提到越人有内越、外越之分,有人认为,他们是古越先民向内地迁徙和从沿海下海而形成的两个分支,吴、越战争时,外越并未坐视,而是援越反吴,阖闾造武城,就是为防止外越。秦统一后,也迁内地民人到越地,“以备东海外越”,有人说,外越地望在甬东,即今天的舟山群岛。拥有外越,勾践不但能复国,能灭吴,还能沿海岸线北上争霸。


对于中原各国来说,外越是一支神秘力量,所知不多,如吴王阖闾,也仅知一二。夫差能胜内越,却难防外越,故越国灭吴国时,以内越示弱于吴,任凭吴国监管,使吴放心,而以外越出奇兵,于沿海一带潜伏,伺机灭吴,范蠡于上海浦东围海屯田,他所统帅的军队,就是外越之军,出其不意,北上灭吴,灭吴后,句践原本想将败君夫差囚入甬东,让外越看管。


由此可见,外越是他的肺腑吐纳的秘境,甬东乃其心腹出入重镇,故内越建都,都城所在,不离沿海,王权所立,立于港湾,此乃海洋性国家之地缘政治战略。


外越,除以甬东为根据地,其势力范围皆为海域,统称“夷州”。“夷”,指外越之人,“夷州”,即外越人所在地,非专指一处。最早提到“夷州”的,是三国时期吴人沈莹写的《临海水土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通过《太平御览》卷780《东夷传》保留下来,书中提到,夷州为“众夷所居”,所居之地,四面皆山,山顶上,有越王钓石,立为越国主权标志,东距二千里,其地,终年无霜雪,草木不死,夷分土地人民,各有所居,称王而治,但都“髡头穿耳”。


有人把“夷州”当作今台湾,认为《临海水土志》是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而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即为始作者,最先引用该史料,称“夷州”为台湾者,是台湾日治时期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其《台湾文化志》中,断言“夷州”即今天的台湾。我们认为,沈莹提到的“夷洲”,乃泛言夷越海外之地,包括了台湾,但不专指台湾。


总之,夷越海洋文化所到之处即“夷州”,它有两个起点,北向以琅琊为起点,向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进展,南向以甬东为起点,沿海与瓯越、闽越、骆越相连,外海则从舟山到琉球向台湾往海南发展,抵达北部湾,这样一个海洋文化的活动空间,便是“夷州”所及的地理范围,外越贸易往来和自由迁徙的海之岛链。


越国,集内越而成一国,国以会稽、琅琊为中心;夷州,乃外越之总称,其域以台湾、海南为中心。夷越文化的分布,由东北而西南,从胶州湾到北部湾,从琅琊到海南,从夷越到骆越,都是内越外越并举,沿海外海并行,正如越国,内越以会稽为中心,外越则以舟山群岛为大本营,骆越也是内越分布在北部湾沿岸各地,外越据海南岛,最早的海南人便是骆越一支,为黎族祖先,这应该就是先秦时期夷州和越国的大致情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本文摘自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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