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传奇的酒吧，去唱过歌的草根都成了大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原文标题：《北京有家只开3年的酒吧，进去唱过歌的草根，都成了华语乐坛大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 矮大紧的悲叹

1990年前后，矮大紧的人生发生巨变。他先是在上海石库门阁楼里写出处女作《逃出城市》，紧接着组了“零点阳光乐队”，然后流浪、退学、失恋、考研，在苦涩爱情的落幕声中写下《同桌的你》。

1991年，老狼毕业下乡给人装电机，拿到第一笔工资，请高晓松吃饭。那天大紧喝大了，回去路上拉着老狼的不撒手，痛哭流涕道：

“哥们儿写了那么多歌，谁听啊？”

万万没想到，一缕春风吹进大紧人生。3年后，老狼在大学生晚会上唱《同桌》，红遍全国。两人翻身做了命运主人。

大学生晚会上的狼哥

老狼的出场费，一度飙升到3万。直到多年后，狼哥惭愧道，自己占了大便宜：

“其实当年《校园民谣1》那张专辑里还有很多优秀歌手，结果就我一个红了。”

这话不假，除了老狼，当年一起唱校谣的，还有郁冬这种大才子，还有把大家小样到处推荐的热心战友沈庆。可除了老狼，这些名字都被遗忘在了华语乐坛的角落里。没办法，那时内地就三家唱片公司，还是外资的，谁想出唱片赚名气，全靠命运垂青。

也别说沈庆了，隔壁的北大，当年也效仿清华出了张《没有围墙的校园》，丢到市场上，一点声响也没有。怪谁呢？

咱们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老师，代表作《星期天》就收录在那张北大合集中，万般无奈没有火，只好去美国刷盘子。后来还是不甘心，回国自己砸钱创办音像公司，出了一张《洋插队情歌》。很不幸，徐老师的心血，被遗忘在了华语乐坛的角落里。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歌坛。

北大徐小平老师的心血

徐老师虽然退出了文艺界，却成为了我国独立音乐人的先驱。自己写、自己出、自己卖这种壮举，当时有几个搞音乐的人敢干？

作品上，徐老师输了；勇气上，徐老师却赢了。

那是1994年，如果徐小平当年没有灰溜溜地飞回加拿大，再在北京坚持个七八年，说不定会混进北京的民谣圈子。

至少，会在河酒吧碰到一个叫罗永浩的男人。

2. 北京最传奇的酒吧

高晓松被关在石库门那年，曾在青海运输公司上班的张佺，正在歌厅里给人弹贝斯。张佺是80年代末被吉他打动的。从此离开单位，开始玩音乐。在歌厅，他遇到了兰州棉服厂的小索。两人一见如故，相约到成都、杭州谋生。

1995年，两人厌倦了伴奏，想做一点属于自己的音乐。于是，他们在西湖边成立了一支民谣乐队，取名为“野孩子”。

也正是在西湖边上，张佺乡愁零落，写下了那曲催人泪下的《黄河谣》。

和崔健那拨人受欧美摇滚影响不同，张佺和小索数次回到大西北故乡挖掘民歌，从中汲取营养。1996年，两人决定北漂，住进了地下室。没有生活保障，也不知明天如何，为此，他们写出了那首《生活在地下》。

张佺和小索

在北京完成首演后，两人回兰州演出。唱起“花儿”改编的民谣，把台下两位青年给震住了。他们一个叫郭龙，一个叫张玮玮。

很快，他俩就加入“野孩子”。音乐专业出身的张玮玮寻到北京时，张佺问他会不会手风琴。其实不会，但为加入，张口就来，然后一晚上把手风琴练会了。此后，他便混在北京，跟在小索屁股后面转悠。

千禧年后，野孩子的生活有了改善，差不多能吃上饱饭了。于是大家想办法借钱盘了一家小画廊，开了一家“河酒吧”。开酒吧的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大家有一个稳定的排练场所，二是为了有稳定的收入保证生活。

河酒吧开业那天，野孩子唱了《黄河谣》。彼时，北京很多酒吧都是暴发户聚集地，土财主花钱，让歌手唱流行歌。但在河酒吧，观众只能喝酒、听歌，不允许摇骰子。相当于livehouse的雏形。没想到这一搞，没有引来多少财大气粗的顾客，把北京一大批独立音乐人和文化人吸引来了。

这其中，就包括并不仅限于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布衣乐队和左小祖咒......

这帮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穷。

周云蓬1995年到北京时，住8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然后背着吉他，卷一张大饼去街头卖唱，从早唱到晚。如果运气好，就能喝一瓶啤酒，吃上一顿猪头肉。

运气不好，就只能空着肚子回去。

河酒吧的大神们

本来在酒厂上班的万晓利，自95年开始，每年都要进京找唱片公司推荐自己的唱作。连续三年无果，最后一咬牙，带着妻女北漂，在颐和园边上租了间很小的房子，四处唱酒吧谋生，利用零散时间搞创作。

好几年里，他带着20多首作品奔波于各大唱片公司，无果。在生活压力下，不得不全心投入到卖唱工作中，最后走进了河酒吧。

后来，他和小河搬到房租便宜的天通苑，每天赶3个小时车到三里屯唱歌。晚上只能坐出租回去。好多时候唱一天，都不够车钱的。

可他们收获了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3. 河酒吧之伤

众所周知，刘烨的老婆，叫安娜。

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安娜曾是河酒吧的历史见证人。千禧年之初，安娜在北京学习，偶然闯入河酒吧，随后跟这帮人混在一起。

当年河酒吧是一代文青聚集圣地。

观众里有个稚嫩的胖子，就是老罗。

那几年，安娜亲眼目睹了野孩子和万晓利、小河们“癫狂”的卖艺生活，也看到了他们是如何一步步从乌托邦中醒来的。

河酒吧盛名在外后，很多独立民谣、摇滚乐手都来演出。拿周云蓬的话说，如果没在河酒吧演出过，那你根本没脸出去见人。

第一代“野孩子”

随着来往频繁，张佺、小索、张玮玮、万晓利、小河这些日后民谣圈的大佬，关系日渐亲密。每天在一起吃饭、喝酒。顾客散去，就把桌子拼到一起，唱歌、跳舞，直到天亮。钱没赚到，但有无穷的快乐。

那时，安娜给他们带国外唱片，教他们唱《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尾曲。张玮玮说，如果能在河酒吧过完这一生，会是莫大的幸福。

小索是聚拢这帮人的灵魂人物。小索好客，当年北漂的音乐人没地方住，就跑去他家睡。逢年过节，都是他组织聚会。2003年大年三十，这帮人坐在一起彻夜高歌，转圈舞蹈。安娜给他们拍了好多照片。

但好梦，终究是要散的。

由于经营压力，“野孩子”创作和排练时间越来越少。张佺喜欢这帮朋友，但心里越来越矛盾。来北京不是为了热闹，是为了做音乐，可创作基本停滞了。恰好他参加雪山音乐节，觉得云南不错，想去看看。

渐渐地，河酒吧张佺去得少了。加之生意不景气，就和小索商量把它卖掉。

非典加速了乌托邦的消失。

随后，“河酒吧”转手，野孩子解散，张佺准备去云南发展。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小索突然患癌去世。这一灵魂人物的离去，瞬间把大家从短暂的快乐中惊醒。

醒来的人，不得不正视生活的残酷。

“野孩子”离散后，悲痛的张佺流浪远方，长达6年的时间走不出来，几乎一夜白头。河酒吧从此成为了江湖上的传说。

张玮玮一度失去方向。带着身上仅剩的400块钱租了间破屋，白天看树，夜里看井。后来没钱了，问左小祖咒借了1200元，搬进郭龙的书房。此时距离他写出《米店》，还有3年的时光。他落魄、潦倒、迷惘。

后来纪念小索的音乐会

在河酒吧，万晓利和小河录过现场专辑，被某厂牌买走版权。多少钱呢？只有5000块。万晓利说服自己，这也算完成了出唱片的梦想。此后，他躲在天通苑里做他的第二张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糟》。

周云蓬流浪、卖唱、写书，左小祖咒继续卖打口碟。

“河酒吧”记录了我国一代独立音乐人的青春盛景，也装载着他们的困窘、挣扎。他们徘徊在主流唱片体系外，缺衣少食，在生计所迫的夹缝中写歌，在四壁漏风的屋子里吟唱。

美梦过后，几多凄凉。

一切就仿佛野孩子在歌里写的：

“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唱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

4. 那个辍学的石家庄人

“野孩子”决定北漂那年，北京隔壁的石家庄，成立了一支名叫“The Nico”的摇滚乐队。那是28岁嗑药而死的盲瓜主唱Shannon Hoon襁褓中女儿的名字。

乐队的成员，都是盲瓜的骨灰级粉丝。其中负责吉他的，名叫董亚千。负责弹贝斯的，名叫姬庚。

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凋敝、沉闷、灰头土脸的石家庄市出了两本杂志，《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两本路子很野的摇滚杂志，帮石家庄培养了一大批摇滚青年。其中就有一起组乐队的董亚千和姬庚。听到盲瓜后，董老师和姬老师瞬间被征服。

尤其董亚千，在音乐上有了巨大的野心。

二千是个音痴。据传当初为了选一把好吉他，比琴行员工去得还早，除了吃饭上厕所，连续三天在店里试琴，才选中一把满意的。

启蒙一代摇滚青年的刊物

听到盲瓜及欧美其他摇滚“神作”后，梦想成为摇滚巨星的董亚千，严重意识到自己技术上的差距，干脆辍学，每天在家狂练琴技，自学乐理。乐队成立第二年，他和姬庚掺和了一个拼盘专辑，每人获得酬劳高达200块。

此后10年，就赚得越来越少。

坊间调侃，数年间，只赚了几百块。

董亚千为摇滚辍学，父母倒没说什么，但他一直跟自己较劲。听遍了历代名曲，练得一手琴技后，长达五年时间，都没写出正经东西。常常出了一个动机，弹两下就丢了。这期间，演出机会也不多。2000年，石家庄本地摇滚乐队大汇演，“The Nico”还没上台，就被群众举报，被警察哄走。

其实，即便上台，那时的“The Nico”和董亚千也不太引人注目。在乐评人和小宇的记忆中，当时他的作品半生不熟，风格拼凑。

而且由于过于膜拜欧美大神，董亚千发明了一种含混不清的“二千英语”，不是中文也非英文，令人摸不着头脑。没多久，好基友姬庚考上湖南某大学。大家要开始直面人生的选择和生活的拷问，压力随之而来。

失神、迷惘的董亚千，跟过去当了一个月的陪读生。每顿打一份饭，两个人吃。

董老师笑容温暖纯真

董亚千渴望成为一代摇滚巨星。可很长一段时间，写不出完整东西，人陷入抑郁。随后，乐队鼓手去日本留学，姬庚忙于学业。为了散心，二千跑去秦皇岛，租了条船，出海、捕鱼、思考。那些日子，他不敢碰吉他，不能听摇滚乐。整个人的状态跟当年在北京8平米房间里写《那一年》的许巍差不多。

也就是那时，他写出了《秦皇岛》。

回想那些衣食无着的日子，二千并不觉得苦。可跟他一起玩乐队的朋友，终因谋生压力逐一离开，只剩下了姬庚。后来，为了给乐队转转运，姬老师就提出换个名字。

彼时，董亚千在石家庄的家是无数摇滚乐手的聚集地。据传全石家庄的乐手都有他家钥匙，唯独二千自己没有。想起这件荒唐事，精读西方诗歌的姬庚觉得：

董家老宅，仿佛一家旅店。

于是乐队改名：万能青年旅店。

5. 神专是这样炼成的

乐队改了名字，但作品依然难产。

在石家庄的烂砖房里排练，借着封皮脱落的乐理杂志研习，董亚千好不容易排出一首作品，拿来跟心目中的音乐一比，立马推倒重来。

穷困潦倒，他不在意。但其他乐手要吃饭啊。数年过去，大家朝三十岁奔，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姬庚眼看这么下去不行，拿一首作品填上《十万嬉皮》给他，劝了他足足三天三夜，终于说服他唱中文歌。

《十万嬉皮》写的是“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拿到词时，董亚千懵了，说你干嘛把我写成一废物？于是首演前，他喝下了催吐剂。

二千老师，你可真是个行为艺术家。

没想到，姬庚的歌词疗愈了他，和他的旋律天衣无缝搭配在一起。随后，乐队来了小号、鼓手，渐入佳境，《秦皇岛》《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相继出产。乐队名气越来越大。

等到他们出去演出，粉丝越来越多，很多人开始在台下狂呼“万青牛逼”！

可二千依然对自己无比苛刻。

2006年，他把《秦皇岛》和《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修缮完毕，才重新开始排练。至此，乐队已经成立十年。

2010年，大家觉得不能再拖了，该出专辑了。没有钱，没有专业制作人，没有好乐器，董亚千只好拉来哥们儿当录音师。大家四处凑钱、买设备、自学录音。一次次失败、反复推倒重来，直到2011年冬，进入后期混音。

囿于没有专业设备和录音团队，董二千很多音乐上的野心都无法实现。专辑出来后，他只能坐在和小宇的沙发上接连叹气。

万万没想到，这张名为《万能青年旅店》的首专，一经发行，引爆文化圈。

那一年，韩寒、老罗等人在微博上奋力为万青打call。歌曲传到台湾，海峡对面的青年都疯了，争相翻唱。尤其《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一时成为微博神曲。

万青封神之作

但回头看，这事儿其实很险。

为创作挣扎14年，忍受困苦14年，要不是正好赶上微博的爆发和唱片工业崩溃，加上韩寒等文化人的力荐，谁也不知道万青会怎样。

事后诸葛的看法就是三个字：运气好。

遥想2007年，丁磊在丽江听到侃侃的《滴答》，顿觉惊艳，马上发给身边唱片公司的朋友，希望有人推广。朋友都说，商业前景不大，还是别操心了。当时国内独立音乐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比河酒吧那帮人好，一首歌唱片公司判断没市场，就不会给你砸钱。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丁磊要搞云村。

丁大佬在邮电局上班时，就是资深唱片发烧友。千禧年网易上市，他就想做唱片公司，这事儿最终发芽成了网易云。当然这是后话。

后来姬庚老师自己也说了：

“那年万青的爆火，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乐队，从少年时为这些事努力，到最后连个合理的呈现机会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大多数摇滚人都没收入。而且之后怎么样也不好说，没准哪天我们就......这可能性是很大的。”

6. 花粥们的崛起

姬老师的担忧，到底是落空了。

去年，万青时隔10年发新专《冀西南林路行》，销售额超过1100万，直接打破国内独立音乐市场数字专辑销量纪录。专辑在云村评论破万，还在朋友圈刷屏。丁大佬也写信祝贺和感谢他们，在线“催更”，期待新专。

姬庚显然没料到，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崛起给独立音乐生态带来的影响。

不过姬老师话也没错，像万青这样受关注的乐队毕竟不多。2009年，写出《米店》的张玮玮和郭龙去云南看张佺，随后野孩子重组，逐渐扩展到5人，在2014年发了一张排练录音专辑《平等路》，就没万青那么火。

万青新专的战绩

倒是万青走红那年，新一代的、跟着互联网长起来的年轻人，在文青聚集地豆瓣上吸引了一大票粉丝。这波年轻人里，就有2007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偶然购得万晓利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宋冬野。

回家后，他把《陀螺》单曲循环7个小时。

然后决定当一名独立音乐人。

在隔壁天津，一个叫马頔的在国企白领，也是听了万晓利后分外感动，开始在业余时间疯狂写歌，并出了一张《孤岛》。他和宋胖子把作品上传到豆瓣，紧接着结识了尧十三，组成民谣组织“麻油叶”。随后，三人聚在北京，住在宋冬野靠拆迁款买来的60多平的房子里，吃着外卖、写着歌，夜里在北京各大酒吧间“流窜作案”、卖唱，过着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就仿佛当年河酒吧那帮人。

幸运的是，相比于河酒吧穷困、窘迫的民谣歌者们，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谁能想到呢，左立翻唱《董小姐》，张磊翻唱《南山南》，直接把宋、马二人送上红人宝座。满大街都在放这两首歌。马頔更是跑去工体开了演唱会。巧的是，2015年，“野孩子”也走进工体，在铺满银杏叶的舞台上歌唱。

直到2018年，“野孩子”才录制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大桥下面》。《大桥下面》一曲创作于1999年，久经时代风霜，才与世人见面。反观《安河桥北》，借着《董小姐》的势头，直接打破了某司制作费纪录。

这就是姬老师没考虑到的问题：

“时代不同了，独立音乐人突然有饭辙了。”

不过话说回来，宋冬野和马頔的突然爆红，也并不单单是靠互联网本身。

那两年，“快男”“好声音”的势头还在，他们主要还是靠选秀歌手翻唱给拉来人气。不然还得在北京卖唱，一边咬牙坚持写歌，一边骂“民的什么谣啊”。豆瓣上聚集了文青粉，归根结底是兴趣小组，难以帮音乐人出圈。

当时这帮粉丝还骂呢：

“又把我家XXX变成街歌了！”

《董小姐》的火，功劳都在这位大哥

倒是宋冬野的一位女粉丝，曾给“麻油叶”留下一笔丰厚财富的姑娘，摸到了另一条出圈路，在江湖上掀起了一些声浪。

这位姑娘，就是花粥。

花粥曾是宋冬野豆瓣上最早的1000个粉丝之一。她也不是科班出身，吉他都是自学。受网友指点，开始听万晓利、赵雷，并在网上翻唱了宋冬野的《嘿，裤衩》。听完这首用手机录的翻唱，宋冬野表示很欣慰。

两人在2012年见面。不久后，花粥就写出了那首名噪一时的小黄歌。

花粥崭露头角时，宋、马还在酒吧卖唱。姑娘一时兴起，直接退学，跑去巡演。退学后，花粥才意识到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做的，四处跑巡演，写歌、卖唱、拿奖，也只能在文青小圈子里打转。此时，《董小姐》和《南山南》火出天际，她还在偶像电影里打酱油。

直到《成都》走红，她闲来无事，把《南方姑娘》翻成了《北方爷们》，发到网易云上，没想到快速拿下上万点击。发现云村这片宝地后，2018年，花粥连续发了《盗将行》和《归去来兮》，恰好古风正盛，两首歌不久便形成刷屏之势。

尤其《归去来兮》这首歌，直接用最短的时间，冲到了云村音乐榜首。

如今花粥在云村上600万粉丝

花粥命好啊，转入古风创作，赶上了互联网音乐平台的上升期。那两年，版权大战相持不下，音乐平台也开始大力扶持独立音乐人，尤以云村为甚，流量数据蹭蹭往上涨。

说来有多夸张？赵雷登上《歌手》前，在云村就有巨多粉丝（比微博还多），《无法长大》独家首发时，一口气卖了10万多张。

然后才有了《成都》的刷屏。

靠一首歌就能成为专职音乐人。

这是90年代徐小平老师无法想象的事。

7. 从河酒吧到云端

自90年代算起，在唱片工业体系主导下，独立音乐人的生存处境，一直不怎么乐观。

道理也简单，唱片工业面对大众，公司要赚钱，就得迎合更多人的审美趣味。作品走的是通俗路子，资源也是集中投放。

君不见当年红星社挖掘郑钧，一张《赤裸裸》卖得无比火爆，面对同样西安来的许巍，只买了他的歌给田震唱。当年红星不傻，话说得很明白，许老师，你长得没人家郑钧帅，歌又跟涅槃一样阴郁、小众，当不了大歌星的。

但许老师好歹还签了一份唱片约，大部分民谣、摇滚歌手，都是四处流窜。

Livehouse还能让新人混个脸熟，至于音乐节，那基本上是为头部乐队准备的。早年雪山音乐节一直赔钱，一赔几十万，直到2004年，黄燎原的贺兰山音乐节赚钱，整个滚圈儿都高潮了。当时为啥没赔？

因为听了投资人的话，只请大腕。

2016年，云村搞《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月入过万的只有4.4%，月入千元以下的高达68%。大部分做独立音乐的，从倾心热爱到业余爱好到逐年冷淡，直到年岁渐长，为生计所迫离开。

搞独立音乐最缺曝光和演出

有个叫《偶像》的纪录片，就是记录我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状态的。第一集的主角是“布衣乐队”，当年去河酒吧演出过。二十多年来，布衣乐队换了几波人，在音乐节、小酒吧、转场、巡演、卖唱的节奏中折腾。

片子里，乐队主唱吴宁越委屈道：

“你说为什么一个一年该挣一千万的乐队，最后才挣了一万块钱？”

好在这些年，随着互联网崛起，独立音乐人生存环境比以前好多了。由于主流唱片工业地位失势，网络形成新传播链，这些年出了好多扶持独立音乐人的平台。张培仁做街声，汪峰搞碎乐，郑钧弄合音量，都是实打实地砸钱。

前面说的云村，自然也是之一，而且目前已经成了最大的原创音乐平台。

有个我挺喜欢的组合，叫房东的猫，早年中南财经政法的大学生。当初翻唱宋胖子的《斑马，斑马》，在网上火了，然后写了首《秋酿》传到云村上，一夜间粉丝暴涨。毕业后，两人本来打算各奔前程上班去，没想到开了场歌会，大雨如注现场却来了几百人。一个女粉丝哭着求她俩继续唱。随后，两人写了首《美好事物》，一口气在云村拿了6W多评论。

还有写《理想三旬》那个陈鸿宇，当年在乐评人郭小寒的公司上班。郭小寒老敲打他，让他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要太出风头。结果陈鸿宇扭头在网上发了自己的专辑，火得顶头上司郭小寒百感交集。

不过，随着渠道发展，做独立音乐门槛降低了。门槛低了，进来的人就多了。在海量基数里想要一鸣惊人，也不简单。

所以很多平台都有针对性策略。

方便在大海里捞金子。

比如云村就搞了石头计划、云梯计划、硬地围炉夜、硬地原创音乐榜、星辰集等等一连串的项目。这两年特别明显，和音乐人朋友喝酒时，他们都爱唠叨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又搞了什么活动，赶紧得去参加下。

路还很长，但优秀的音乐人，也确实是有更多冒头的机会，不会怀才不遇。

去年就有个叫裘德的音乐人冒了出来，专业水准很好，但一开始也跟矮大紧、野孩子当年一样满腔辛酸。裘德学美声出身，想做流行乐，于是赴京北漂，在唱片公司非常拼，业余还逼自己1个月写10首歌......可惜，薪水微薄，也不知要漂到猴年马月。

不过年代毕竟不一样了，苦的时间短了很多。他恰好撞上“石头计划”第二季，发了首张个人EP，然后又出了一张名字很有意思的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去年就靠着这张专辑入围了台湾金曲奖。

那也是大陆唯一入围的男歌手。

裘德入围金曲奖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颜人中，也是差不多的路子给挖出来的。本来颜人中都在搞摄影了，业余唱唱歌，结果正好赶上一个项目，录了个小样。平台的人一听，金子啊，赶紧建议他开账号，跟他的团队一起帮他做歌、推广。

没多久，颜人中在云村首发一曲《晚安》，一夜便火遍全网。

陈鸿宇有句话说得好啊：

“当年的河酒吧在三里屯，如今我们这代音乐人的河酒吧，是互联网。”

比酒吧更嗨的是，在互联网，音乐人跟歌迷可以随时交流，歌单、个性化推荐等，让再小众的音乐人也都能聚集粉丝，不至于像线下：一旦唱到天亮，就得各自醒酒散去。

有了互联网，歌手可以随时互动，永不散场

而且时代不一样，玩法也不一样了。

这一届依托互联网做音乐的年轻人，不但不苦哈哈，还能显得分外轻松。

最近有个特别火的初中女生，Vicky宣宣，今年才15岁，从小精通乐器，对如何写歌这件事信手拈来，一个视频的观看轻松破百万。

Vicky宣宣最早在云村爆红，翻看自己的歌曲《日落人海》下面的用户评论，一时心血来潮，拿乐评填词写了一首《三十二段留言》，迅速圈粉，被称为“云村天才少女”。她3个月写了4首歌，纯粹是拿音乐创作当博客写，举重若轻地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情。

这种轻盈感，你在老一辈独立音乐人身上几乎看不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搞独立音乐实在太苦了，一方面是年代，一方面是大环境，所以动不动就要出几个抑郁症的，好像那时候你不抑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独立。

8. 热爱与抚慰

1991年，高晓松在公车上哭着问老狼：“哥们儿写了那么多歌，谁听啊？”

没想到啊，15年后，这个问题还困扰着我国做音乐的年轻人。2006年，北航毕业晚会上，刺猬乐队表演《柏油公路》。唱完后，鼓手石璐嚎啕大哭：“这东西这么好，什么时候才能被人发现？”

千禧年后，北京高校蹿出一大帮热爱摇滚的学生。其中就有子健和石璐。子健青春期就是吉他狂热爱好者，一度弹到手出血。石璐自幼学钢琴，上初中开始打鼓，天赋极强。上大学后，两人各组乐队，在表演中相识，一见倾心，拉上贝斯朱博轩组成“刺猬”。

一年后，就写出了一张完整专辑。

歌有了，却连个正式演出地点都没有。

幸好美国人Michael Pettis在五道口开了D-22酒吧，刺猬去演出，受Michael器重，这才找到活动据点。那时，很多知名乐队都在D-22演。晚上十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两点。

演出赚不了几个钱。

一晚上酒水钱分下来，打车都不够。

历史中的D-22酒吧

对刺猬而言，能有一个表演的舞台就不错，哪敢想用音乐赚钱糊口？

大家还是得上班。

子健做程序员。在公司，和同事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只有音乐能让他兴奋，那些年，不管上班多累，下班后他都要去排练。回到家，还得熬夜写歌。越写越兴奋，经常是通宵。有时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写几句。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由于经营压力，D-22最终关门。曾有一次演出结束，子健跟石璐说，乐队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结果没多久，贝斯手朱博轩就宣布离开。

此后，新贝斯手一帆加入。

和子健一样，为了音乐，一帆也牺牲了太多东西。毕业后，他进入国有银行，为了乐队，绩效考核经常垫底。本来有升职机会，撞上乐队巡演，一帆想办法骗了一个星期病假出去。回到单位后，再也没能升职。

可是他从来不觉得后悔。

最难的时候，刺猬租过超市地下二层的排练室，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写歌、巡演、出唱片，一年又一年，由于曝光机会少、不出圈，哪怕是音乐节，一场下来也就三四万，一分就没什么钱了，就这还要添设备、录专辑。

但刺猬一直在坚持，乐此不疲。周围同学都赚了大钱，住上了豪宅，开起了豪车，他们也依然故我。为什么啊？傻不傻啊？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热爱。

对他们而言，做音乐，才是活着。

只有写歌，才会让子健感到兴奋和幸福，只有打鼓，才让石璐感到生命的律动。这样活一次，才能证明自己在这世界上来过。从当年的野孩子、万晓利、周云蓬算起，再到后来的云村音乐人们，不都是如此？

90年代在歌厅放镭射碟的张楚，95年在北京街头卖唱的周云蓬，千禧年后为出唱片蜗居在天通苑的万晓利，躲在石家庄烂砖房里抑郁的董亚千，一个月逼自己写10首歌的裘德…...

这些人图的是啥？

往小了说，是生活的滋味；往大了说，是生命的意义。

吴宁越说，最重要的是对音乐的信仰

但在热爱之外，一代代独立音乐人更需要的，是更多的曝光机会、演出平台，更充足的生活保障和更完善的版权保护。

毕竟热爱也不能当饭吃。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听《黄河谣》的感动，还能记起听《陀螺》时的沉迷，还能记起上班时每个周末跟朋友约酒，隔着窗户看月亮，听万青《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听房东的猫《爱你就像爱生命》听裘德《北海道恋人》，还能记起那些旋律陪我们度过的温暖时光，记得它们在深夜里带给我们的抚慰。

音乐是疗愈，也是回忆。

那些带给我们无限安慰、陪我们穿越孤独的音乐人，不应该在出了一张张专辑后落个衣食无着。只希望随着时易事迁，更多用心写歌人，能得到更多的曝光和收益，而不是只能无奈地拍个自制MV《把梦烧光》。

他们把梦烧光了，谁来抚慰我们呢？以后又还有谁敢继续做梦呢？

30年了，他们值得更好的回报。幸好，他们已经迎来了更好的回报。

参考资料：

[1]《那些梦想还万能的日子》，姬庚

[2]《在崩塌之前，地火之上》，和小宇

[3]《沙沙生长》，郭小寒

[4]《长不大唱不老的野孩子》，南风窗

[5]《万晓利：音乐我已经受够了》，南周

[6]《民谣圈鬼才往事》，盖饭人物

[7]《中国民谣20年：一条流动的河》，南周

[8]《独立音乐人的春天到了吗》，人民周刊

[9]《那些月收入低于一千的音乐人》，凹凸镜DOC

[10]《偶像·布衣乐队》，王大维，优酷

[11]《中国livehouse二十年进化史》，娱乐独角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