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过早衰亡，而在于它们变得，苍老和鄙俗。”

——作家雷蒙德·钱德勒，逝于1959年3月26日

出自作品：《漫长的告别》

一

《乐夏3》的舞台上，大张伟好几次欲泪又止。听到《大梦》这样的音乐时，这个北京南城穷苦出身的孩子没哭。看到咖喱3000唱着朋克时，他眼泪婆娑，说我总觉得是自己该站在那儿。麻园诗人那场，一个小孩儿在舞台上无法无天地蹦跶摇摆，大张伟差点又哭了，说真他妈自由啊呜呜呜。

看得出来，在大张伟心里，摇滚其实很难割舍。每当提到朋克时，他脸上幸福的光晕完全不同于他戏谑接梗的神色。可是时间走得那么快，改变的又是那么多。遥想1999年，这个未成年横空出道，拿《幸福的旁边》惊艳滚圈，每每接受采访，大张伟的京腔里还带着未经磨损的稚嫩。

1999年，大张伟一边演出一边学美术设计，写着同龄人的烦恼。虽然他录第一张唱片时，丁武、崔健给帮忙调音、搬乐器，但提及前辈，大张伟对记者说，崔健他们挺好的，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写歌吧，都是先让自己高兴，别人高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不同于日后的百般隐藏真心，1999年的大张伟是真想表达自我。在《草莓声明》发行前，他说：

“现在年轻人老觉得自己能有点什么事儿干。可是最后还是被家长搁在框里送走了，我觉得我可不能这样。我要冲出来。”

少年想做自己，但做自己何其难也。1999年的一次采访，主持人问他想不想长大，长大就有压力，要赚钱了。大张伟说，是啊，班上同学特着急，以后挣不着钱可怎么办啊？末了，着重强调一句：关键目前我没这想法。

然而想法很快就来了。他们顶着未成年乐队的光环进入成年世界，大张伟明白搞摇滚是吃不上饭的，也没那么讨人喜欢。于是2005年，他把《嘻唰唰》丢给了鼓手石醒宇。对方说这没摇滚声儿啊，大张伟来了句：

“可它有钱声儿。”

风流子弟曾少年，多少老死江湖钱。十年后，2009年，花儿乐队开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也是乐队的解散会。那天，尚未成为传奇的李健、许巍都在现场。大张伟哭得梨花带雨，唱着《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从此情谊各两散，花儿再无大张伟。1999年的他，慢慢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综艺咖。

15岁的大老师就写出了《静止》。里面有句词，叫“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大张伟是有末日情结的，不是千禧年的末日传说，而是他从小就觉得他所爱之人和爱他的人，终会离开。他特别怕别人不喜欢他。他不玩儿摇滚，去做综艺，就是想大家看到他、爱他。然而，当又一个十年过去，出道20年的演唱会上，他站在《幸福的旁边》CD封面大背景下说：

“这些年真的是，我感觉我度过了无数的末日。”

离开花儿后，大张伟习惯于隐藏自己，只写一些肤浅的歌。他不能袒露心声，因为觉得一把心里那些话写进歌里，他内心就撕扯着疼。相比于1999年，这是20载光阴带来的无奈和灰暗。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写了那么多歌，做了那么多节目，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也没留下。

这又是什么呢？

这无非应了那句老话：C'est la vie。

二

《草莓声明》发行期间，大张伟去湖南台开歌友会。唱完《时间》，大张伟对着台下一帮大人说，如果能一直保持昂扬的激情，老了就不会讨厌自己，不然你老了就是你年轻时讨厌的模样。主持人赶忙打圆场说：

“希望花儿一直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大张伟斩铁截铁地说：一定。

最后，一定变成不了了之，袒露变成隐藏自我。50年前，鲍勃·迪伦老师写歌祝福我们，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跟大老师同年出道的朴树后来写了同名歌，是拿1999年《New boy》重新填词。在这首《Forever Young》里，朴树老师给出了关于生命的不同意见。像极了20年的物是人非。

1999年，因为高晓松制作水平达不到他的要求，宋柯找来了张亚东。每天去张亚东家录音，有想法就编，没想法就弹琴，夜里看世界杯。朴对作品要求非常高，一切都必须准备好。结果王菲的棚临时空出来，还没想明白，他就紧张地走进了录音棚。第一次录音时，朴树的自信心都被绞碎了。

可能是惜才，可能是趣味相投。录了几首歌，朴树跟张亚东产生了龃龉，张亚东心情不好，都打算不干了，可一扭头，又回来帮他录。这导致后面几首歌朴树录得并不满意，其中就包括那首《New boy》。

1999年，朴树本来也没打算当什么大明星，经人介绍认识高晓松，无非是为了挣点钱。拍完专辑封面，他问摄影师宋晓辉，专辑发了，我该怎么办啊？当时宋晓辉就说，你啊，找个图书馆上班，只要不对着人就行。

结果，一出道，大火。

那一年，他去北师大唱歌，背着个双肩包上台，台下姑娘们全疯了。

尽管朴树当天很快乐，恨不得拥抱每个人。但真的走上舞台，他并没那么享受。他不能忍受整天说着重复的话，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上大学时，他的梦想是在三环立交桥边上有个屋子，能做音乐谋生，养活女友，够了，重点是不要被生活逼着去做不想做的事。你看，这又是一种稚嫩的少年心气。

为了获得更多创作自由，朴树上了春晚，唱《白桦林》。他看到许多人削尖了脑袋想上去，忍不住恶心。那时候，他是被整个行业半逼着、半哄着往前走的。也是欠了人情债啊。《我去2000年》第一版录音废掉后，宋柯想尽办法给他找来张亚东，就说，小朴啊，哥能为你做的可全都做了。

尽管有种种的抗拒、拧巴，和整个娱乐圈的格格不入，但在那个盛大的千禧年到来前，朴树还是在努力适应这个世界。1999年，他写过一篇《与命运无关，并感谢生活》，在文中感谢天赋和造物，感谢不完美的生活让他成熟、试着微笑。他说，自己在这欲望丛生的城市里，终会找到他的路。

那一年，上王东的电台节目，朴树非常认真地说：

“我就是想把我生活中的一种美找到，然后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无论压力有多大，我现在这种梦想感更强烈了。”

5年后，再次上王东的节目，提及那篇感情充沛的长文，他却说：

“那些问题其实不应该拿出来说的，我觉得内心的东西，只能放在心里。”

曾几何时，大家去北大南门的潜水艇酒吧演出，演完了，围桌喝酒吃饭。张亚东就穿着军大衣坐在那，听老狼侃大山，朴树不说话，但很开心。后来的后来，进入这个行业和世界越深，他的沉默就越彻底。

我估计，他可能不是要回家早睡，他只是觉得录《乐夏》，意思也不大。

三

张亚东哭了，说起千禧年之前的美好愿景。大张伟泪目了，想到应该是自己站在台上摇滚。《乐夏》像是通往1999年的时光列车，把一帮老人心底的沉渣打捞。节目组甚至搞出了时隔多年鲍家街乐队的合体。

成为导师的汪峰，当初哪有什么夏天。

1998年的寒冬，汪峰揣着《花火》的10首小样，在建国门地铁口报摊上给“滚石”唱片打电话。当时滚石准备在内地签约歌手，而鲍家街乐队正濒临人心溃散的局面。他们出了两张唱片，但是越来越穷，饭都快吃不起了。京文唱片对他们也没抱太大期待，允许汪峰把10首新歌拿去别的公司试水。

到滚石公司门口时，一个比汪峰年轻10岁的乐手兴高采烈地跑出来，说自己签约了。这个人叫邓力源。不少人第一次听说他，是在《乐夏2》木马乐队那期。1999年，滚石最后也没签他。随后，邓力源看到摩登天空千禧年之际拍的一个采访合集，里面谢强说，我缺个吉他手。邓力源便加入了木马。

滚石最后签了两人，一个叫陈羽凡，一个叫胡海泉。

滚石没戏。汪峰相当失落。就在这时，“华纳”突然找上门来，说想签，但不签乐队，只能签他一个人。汪峰最后选择了签约。在东直门的一个饭馆里，汪峰把这事儿告诉了其他成员。鲍家街乐队，从此成为陈年旧事。

1999年底，眼看着一个千年接近尾声，一个新千年即将到来，汪峰也写了歌。那首歌不像朴树的《New boy》那么灿烂。在那首《再见，二十世纪》里，汪峰用他曾经呐喊般疼痛、孤独的口吻如此写道：

我从五岁歌唱到现在已苍老

现在还是两手空空像粒尘土

再见，二十世纪

再见，和我一样迷茫的人们

还有一点点时间用来回忆

还有一点点时间用来哭泣

这首歌显然不够正能量。所以并不怎么火。进入21世纪后，汪峰终于靠《飞得更高》和《怒放的生命》这样的正能量歌曲，如愿成为superstar。那时，他不再是那个孤独拉着琴、跟父亲较劲、为了摇滚只能住地下室吃泡面的学院派摇滚才子，而是一个抹着发胶、穿着皮裤的梦想代言人。

汪峰是知道梦想的重量的，也知道追逐梦想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和代价。可当他把这样一个问题反复抛在一场场秀台上后，梦想的重量被消解了，在一个普遍平庸的大家只是想看个乐呵的时代，它变成了一种嘲笑。

后来，总有乐评人说他不摇滚，打着摇滚幌子干流行歌手的事儿。可在上世纪末那个寒冬，汪峰“觉得自己特孙子”而决定签约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一心一意做音乐。他看到太多和他一起起步的人，逆着潮流，被淹没了。

然后就都来吧，豪车、别墅，泛滥的头条梗，和一位名利双收的国际范夫人。

你得到了那么多讨好，注定也要失去一些锋利。

1999年猛烈、不安的摇滚气息，终于还是变成了成功后2009年的“可我感觉是那么悲伤，岁月带给我更深的迷惘”。汪峰迷惘可能是真的，告别二十世纪时，他就曾在歌里呐喊迷惘。但歌者有心，听者无意。

他们说《春天里》只是富贵后的心灵鸡汤。

四

有人不但富贵了，甚至还慢慢接近了朽败和虚伪。

1998年，陈羽凡第二次见到胡海泉，就决定说服他一起干个组合。那是在胡海泉家里，看着他娴熟地处理手头各种工作，陈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拥有对音乐的渴望，一定能闯出点名堂。

胡海泉也觉得主意不错。两人各自拿出攒下的作品，陈羽凡拿出来二三十首。胡海泉直接丢了两大本给他。陈羽凡再次觉得自己找对了人。在那之前，陈羽凡只有一首单曲《原谅我这一回》被京文唱片选为主打，拿了个央广电台第13名的成绩。胡海泉也只是帮别人做嫁衣。

那年5月，陈羽凡通过朋友袁涛的介绍，接触到滚石。羽·泉两人，大夏天一人只穿一条内裤，在胡海泉屋里录了小样。东西交上去，半天也没影儿，还得去酒吧驻唱。直到年底，滚石发来正式合同。

1999年，在迷惘而仓皇的世纪末，羽·泉迎来人生转折，推出专辑《最美》。那张专辑封面是去青岛拍的，当时一共五个人，挤在青岛火车站一个七人间里。那一年，站在海边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完全还是青涩模样，连拍片衣服都是借的。拍封面时，哥俩儿看到海边的小别墅，一栋50万。

他们说，咱们好好努力啊，争取一人来一套。

1999年5月，乐评人科尔沁夫在《音乐生活报》上发表了第一份关于羽·泉的报道。就200个字，当时还错把人家写成了羽·凡。可见不受重视。结果《最美》一上市就卖爆了。哥俩儿一夜之间成了内地一线组合，拿了那年能拿的所有组合奖。2000年，第二张专辑直接卖到了180万张。

青岛海边的别墅，再也不是奢望和梦想。

1999年，在第一张专辑发行前期，陈羽凡问袁涛，老袁，我们出了专辑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四处做宣传，把我们的歌唱给更多人听了。那时候，陈羽凡和胡海泉一心扑在音乐上，以一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往前冲。他们希望可以一直创作下去，成为中国的西蒙&加芬克尔。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当时虽然是新人，但每到一处，羽·泉都是最受欢迎的。歌迷的狂喊，现场的热烈，让两个年轻人一出道就登上顶峰。

在簇拥的灿烂中，十年过去……

2018年11月28日，石景山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抓获了2名涉毒违法人员陈某和何某某，现场起获冰毒7.96克、大麻2.14克。经尿检，陈某呈冰毒类和大麻类阳性，何某某呈大麻类阳性。

10年后，曾当过禁毒大使的陈羽凡因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而早在那之前，他和白百何貌似甜美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面对形影不离的好哥们儿吸毒，胡海泉在微博上痛苦疾呼，说你为什么瞒着我！！！！！吃瓜群众们只是笑笑不说话，心说你要不知道才怪了。

当年因为羽·泉而被踢出合同的邓力源加入的“木马乐队”有一首很有名的歌，这首歌在《乐夏》舞台上也唱过。它叫《纯洁》，里面有句词是：

“年轻的，美好的，一转眼…”

也许谢强唱的就是时光吧。

五

在《乐夏》舞台上，谢强有很多熟人，其中就包括坐在台下的周迅。

1999年，也是周迅人生转折的一年。她被李少红选中，演了《大明宫词》。这个机会是一个热爱摇滚、自称列侬之子的男人带给她的。

当时，贾宏声去《大明宫词》剧组试戏，把周迅带去。本来李少红只打算让周迅演个小丫鬟拉倒。但周迅换上古装后，李导毫无疑问地认为她就是小太平。其实周迅当时也不算无名氏，头一年，她和贾宏声共演《苏州河》拿了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那年，她恋上了贾宏声。

1998年的《苏州河》是贾宏声的复出之作。之前，他的艺术生涯差点毁了。

英俊、极端，浓烈的才华，侵略性的眼神，是贾宏声身上比同时代男演员率先崭露头角的原因。他继承了父母身上优秀的艺术基因，上中学时回头率就巨高。读高二时，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同学是巩俐那五朵金花。

毕业后，他是文艺片导演手中的宠儿。那个年代先锋、探索的电影，他都乐意尝试，给出的表演状态，连很多导演也hold不住。他是个走体验路子的演员，一旦进入角色，就很难出来。每次演戏，从接剧本到表演结束，他都保持着和剧中人一样的装束。哪怕是大夏天，也会穿着皮夹克出门。

贾宏声在艺术上追求一种极致。并非所有导演都能接受。只有当时跟他混在一起的第六代们理解并接纳他。拍艺术片让他很嗨，他喜欢那种纯粹。

1992年，他和张杨排话剧《蜘蛛女之吻》，接触到了大麻。据说贾宏声不但心灵敏感，身体也很敏感，喝咖啡、可乐都会兴奋。接触大麻后的效果，直接把他带到了另一个空间。他认为这可以让他更直接理解艺术的真谛。

然而事与愿违，大麻最终毁了他。

他爱上了大麻，爱上了摇滚。那时他每天也不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听披头士，能听整整一天。他因此错过了不少演出机会。他甚至想过不演戏了，组个乐队去搞摇滚，每天练琴。事实证明他并无天赋。

有朋友劝过他别依赖那玩意儿。可贾宏声觉得是他们不懂，无法从中体验到更飞翔的生命。慢慢地，他跟人们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他只能寄托于摇滚。把自己关在漆黑的屋子里，坐在一盏暗灯下，一直听，一直听。

他的个性，变得越来越偏执。

然而多年前，他给人的印象，还是个阳光大男孩，充满朝气。

贾宏声进了戒毒所。等他出来时，时代早不是他风光的时代。成长在80年代的他对文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才华出众，有艺术追求。在学院里，受的也是精神性的艺术教育。但在物质狂飙的90年代，对金钱的普遍追求，让他感到惶惶然。当初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为金钱干一些令他鄙夷的事。

在社会的变动中，艺术的崇高早早被消解了，商业的浪潮席卷而来，贾宏声一时间找不到容身之所。1998年，他拍完《苏州河》，已不太能融入各种圈子。拍完《昨天》，他变成一个沉默的人，没有社交，大部分时间在家，不跟外界接触。那一年，内地娱乐崛起，他成了一个边缘人。

很多人以为他会慢慢走出来，复苏。

十年后，贾宏声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他去世不久的音乐节上，一支叫新裤子的乐队唱了一首歌。

叫做《你们还记得贾宏声吗？》

《乐夏2》第14期结尾，新裤子又唱了这首歌，歌曲改名为《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演员吗？》。歌词里，新裤子动情地写道：

那年的夏天

暴雨和闪电

过期的胶片

失落一点点

为什么流泪

为什么怀念

我失眠

至少我还有你的照片

还记得你演的文艺片

写在墙上的那一年

不会变

那天台下坐着的，就是贾宏声的前女友，周迅。

1999年，周迅结束跟贾宏声短暂的恋情。当时高晓松拍《那时花开》，本来选章子怡当女主。但章子怡突然得到机会，要去拍《卧虎藏龙》。高晓松找到周迅经纪人，说我只要她35天。周迅是个演戏的精灵，高晓松很满意。但为了赶进度，拍起来巨累。周迅累得不行，必须睡一觉。

朴树让她去车里睡觉，站在门口当守卫。差点跟高晓松起了冲突。

然后他们恋爱、燃烧、分手。再然后，周迅爱上了一个又一个颜值很高的男人。就像《爱情转移》里唱的那样，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肩膀。为爱奋不顾身的她，努力从上一次的失落中反省出新的梦想。

每一个男人，她都以为是最终的归宿和寄托。

2014年，周迅大婚当天，消失沉默许久的朴树，发布新歌《平凡之路》。

但就在录完《乐夏2》不久，周迅宣布离婚。

正如多年前朴树在《我爱你，再见》里唱到的那样：

真甜蜜啊

我爱你到永远

可哪儿有什么永远

是非爱恨已无须再辩

下一曲舞伴更换

失去的永不再返

六

《乐夏2》排名HOT前五，是重塑、五条人、达达、大波浪和Joyside。有人说，这他妈哪是乐队的夏天，分明是“摩登天空的夏天”。

听到这句话时。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一定笑得合不拢嘴了。

沈老板创建摩登的想法很直接。1997年，为给自己发起并担任主唱的“清醒乐队”出专辑，他创办了这家公司。为的就是把一张专辑做完。那张《好极了！？》一口气卖了20万张。从此他变成了一个老板。

清醒乐队的键盘手张阳，他还有个身份，是贾樟柯的御用录音师。

他俩从拍《小武》的时候，就勾搭在一起了。

贾樟柯虽然只是个蹦迪小王子，从未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迷恋摇滚乐，但在1999年，他做了人生中无比摇滚的一件事，顶风作案拍《站台》。

在拍《小武》之前，贾樟柯就在酝酿《站台》的剧本了。他经常跟人说，这片子不拍出来，他根本做不了别的事。这部电影，如同压在他心头的巨石。《小武》开拍前，他就用青春期的回忆写过一稿剧本，但写得很零散。

1998年，贾科长带着剧本去釜山电影节，拿到大奖，找来了几方投资人，随即鸟枪换炮，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真正的长片创作。

由于《小武》被禁，而贾樟柯极度希望《站台》上映，为了拿到许可证，他想办法找国内制片厂合作。上影感兴趣，但无力解决拍片资格问题，他只好去找北影厂。厂里有几个领导喜欢《小武》，乐意找关系。贾樟柯选择一边等待，一边物色演员。这期间，他找到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的舞蹈老师，赵涛。

可等了大半年，直到1999年9月，许可证还没下来。眼看要入冬了，贾樟柯不愿意再等下去。那年10月，他拉着队伍到黄河边开始第一次预演。

《站台》的男一号，本来定的梁景东。但回到北京看样片，贾樟柯还是决定该让演小武的王宏伟来演男一号。他的形象更接近自己的回忆。这一搞，梁景东有了点脾气。梁为男一号留了两年的长发，现在必须剪掉。回到汾阳，梁景东不愿意剪头发。贾樟柯拿着剪刀就上去了。两人一番对峙后，贾科长气得冲出现场，打了辆车出城，剧组的人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赶紧打车去追。

贾樟柯一下车就哭了。

梁景东上去，跟他聊了会儿。第二天，他当着全剧组的面剪掉了头发。

那时，《站台》在贾樟柯心目中的位置太重了。他的剧本写了整整七万字，拍的时候，还在不断构思新东西，不断加戏。正式开拍，队伍进入汾阳三天后，他还在弄剧本后半部分。甚至希望把叙事变得更广阔，凸显出主人公在时代里失败的命运。开机前，贾樟柯加班加点搞出了新剧本。

78页，180多场戏，体量是一部普通电影的三倍。剧本太长，拍到后面实在没钱了。贾樟柯借遍了所有能借到的钱，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有一次离开汾阳，旅馆的人把大门上锁，放狗看门。剧组严重超支，旅馆不放人走。

第二年5月，贾樟柯每天都在北京地下室里剪片子。那天凌晨，他放给大家看样片。这个超长的覆盖了个体悲欢、时代浪潮、人生况味的史诗般的故事，初剪下来竟然长达四个半小时！看完时，天已经亮了。

他拍的如此辛苦，怀揣着如此巨大的期待。

可《站台》最终无法上映。

年底，《站台》在北大首映。现场十分火爆，很多人挤在过道上。可《站台》只能以打游击的方式在地下放映。那些年，《小武》和《站台》的拷贝在地下流窜时，张阳还觉得挺有意思，心说电影是工业化产品：

“怎么搞得跟咱们搞摇滚的一样了？”

《站台》最终拿到了金狮奖的提名，但这也掩盖不住贾樟柯的失落。不过，当年30岁不到的贾樟柯在此间接受采访时说：

“无论如何，我都会把电影拍下去。”

十几年后，贾樟柯拍出了《天注定》。

此时，科长已过四旬。本来《天注定》上映已有眉目了，但最后这个眉目变成了后会无期。那一年，巴西导演沃尔特给他拍传记片《汾阳小子贾樟柯》，片尾谈及此事，贾樟柯抽着烟沉默。疲倦时，他觉得：不知道该不该把电影继续下去了。

贾樟柯早早就拿到了戛纳终身成就奖，他说：

“年轻的时候，我希望靠拍电影来改变世界。”

二十年过去，他发现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七

世界的改变很小，但人的改变却总是巨大的。

1999年，一个远在美国的青年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想玩摇滚，要不然咱们搞个乐队玩玩。结果朋友说，摇毛线啊，我正做生意呢。

这个天天看《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青年名叫张朝阳。他立马嗅到风口，选择了回国创业。在清华读书时，激烈的竞争一度造成他的压抑。去美国后，他变得反叛，梳马尾、开敞篷车、戴墨镜，想做摇滚star。互联网创业给他张扬自我站在舞台中心的机会。1999年，他一边对付投资人，争夺公司的掌控权，一边四处高调演讲，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创业明星。

1999年的7月，他成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登上同年中国50富豪榜。他在天安门玩儿滑板，在时尚杂志上秀身材，和娱乐圈走得也很近，带着李冰冰、高圆圆去爬山，在搜狐大厦里开不散场的party。

可十年后，张朝阳在杨澜的采访中说，我有那么多钱，也那么有名，我可以买到我想要的一切，可我居然这么痛苦。搜狐掉队后，张朝阳陷入了阴郁，陷入了对自己人生观念的巨大质疑，陷入了人生价值的重估。

他觉得以前的自己错大发了。

如今，他再也不是1999年那个风光企业家。他直播，教英语，教量子力学。在采访中，他告诫年轻人也别太努力，有时候努力也没啥用。

穿越时光的迷雾，你会发现，从1999年走来的许许多多人和故事，跟张老板差不多，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骄傲的，凋零了。激烈的，温和了。期待的，失落了。坚固的，崩离了。风光的，消失了。

那一年，贾科长的革命战友顾峥回电影学院交毕业论文时，发现表演系的考生增加到了上千人。因为《还珠格格2》爆红，把小燕子推成了内地第一偶像。这激起了无数人的明星梦。而如今，小燕子飞走了。

剩下的，是《还珠》演员表上没有了的姓名。

1999年年末，为迎接千禧年，一家叫榕树下的互联网公司，在金茂大厦86楼的套房里，开了一场十万元的party。零点钟声响起，黄浦江岸，烟火升腾。大家觥筹交错，喜笑颜开。公司创始人朱威廉，以为能在中文互联网中开辟一片文学的沃土，让大家书写生活，创造一个纯粹的精神家园。

可榕树下没能撑过互联网寒冬。

从那里走出来的宁财神，后来也因为吸毒隐匿江湖，从那里走红的安妮宝贝，如今也变成了家庭主妇。还有一位安妮宝贝的粉丝，在看到大上海的繁华后，纵身跃入小时代的洪流。翻卷波浪后，道完歉，他只能假名顾晓声。

1999年3月1日，还有天涯创办这件大事。那里曾出过最高质量的中文贴。

而如今，天涯变成了各奔天涯。

那一年，还有一位写书的少年，在央视《对话》上秀一头长发，成为一代80后反叛、自我的代表。后来那些赞赏他的人喜欢把这场对话叫做“舌战群儒”。再后来，少年变成了过来人，他告诉大家，别学我辍学，那是懦夫。

他说我不写影评了，因为圈内人不能评论圈内人。

少年是个不服输的人，写书第一，赛车第一，拍电影票房也很高。

可他上一部《四海》还是扑了。

相信有朝一日，他还会赢回来。但时光走得委实太快了，许多心气没有了，许多声音发不出了。苍老和圆滑，正是人走向成熟和朽败的标志之一。

时光荏苒中，有人老了，有人沉默了，有人妥协了，有人堕落了，有人抑郁了，有人放下了枪，有人化上了妆，有人死了，有人随着风去了。

岁月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回望时间的来处和去路，1999年那些灿烂过、反叛过、风光的人，他们都变了模样。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这世上有的，只是朴树重新填词的《Forever Young》：

所有曾疯狂过的都挂了

所有牛逼过的都颓了

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

全都变沉默了

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

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

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

你变成他们了

这段歌词翻译成四句老话就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三个文艺青年的10年》，博客天下

[2]《羽·泉二十载：此间仍是少年》，鲁豫有约

[3]《贾宏声：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青春终结》，三联

[4]《四季中的「站台」》，顾峥

[5]《一个成功者的告白》，杨澜专访张朝阳

[6]《那些都不是我》，大张伟出道20年纪录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 （ID：zmrben115），作者：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