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写：潘文捷，编辑：黄月，受访者：许晶（美国教育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附属助理教授），原文标题：《怎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一位人类学家的中国田野调查 | 儿童节·专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又是一年儿童节。育儿焦虑是这个时代难以避免的话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着作为上升渠道的教育，它不仅关乎孩子个人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教育变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成为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也正因如此，孩子从小就要进行履历的军备竞赛。

家家户户都重视育儿，除了学习成绩，育儿还有道德培育的面向。今天，究竟什么才算是“好孩子”？怎样才能培养一个“好孩子”？这些是美国教育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附属助理教授许晶关注的话题。

许晶（受访者供图）

在《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一书中，她引入了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对话，来探讨中国儿童的道德发展。许晶根据在华东地区一所中产私立幼儿园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探索了教育者的育儿理念、实践和面临的伦理困境。

许晶发现，在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对“好孩子”“表现好”的标准在发生着变化。而身处其中的家长、教师，则有很多迷惘和矛盾之处，他们既希望孩子单纯、善良、讲道德，又担心这样的孩子难以适应充满着不确定的社会。孩子怎么“讲公平”“拉关系”“学表现”实际上也反映着成人世界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育儿，在许晶看来，是“在充满困境甚至是悖论的环境中去摸索着生存”。

要研究道德伦理变迁，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方

界面文化：你提出研究的背景是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给道德教化、修身养性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能否谈谈这个复杂的价值体系的冲突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主要受到着哪些思潮的影响？

许晶：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源是怎么样的，将来会怎么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类学家阎云翔等有很多优秀的民族志在探讨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不完备，但就我的研究观察来看，传统社会的一套人伦等级秩序现在还有很多遗留，虽然不能完全用儒家思想概括，而且这些标签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

鉴于中国漫长历史流变的复杂性，研究道德伦理变迁，大概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方。

我做田野的那几年是我们大众对所谓“道德危机”讨论最激烈的时候。当时有帮助老年人反被讹的事件和“小悦悦”事件，都在拷问我们自身。大家对于伦理道德有很多的反思，从媒体讨论到大众日常的交流，很多讨论到现在还在延续。

界面文化：你有谈到，中国教育中的贿赂文化远近闻名，家长给老师送礼就像军备竞赛，谈到家长和家长之间的一些势利和攀比。今年二月也出现了天津某中学教师“某同学妈妈一年挣的比你妈妈50年挣的都多”的训话录音。这位教师不仅将不同家长收入做了对比，而且直接把家长的职业、收入与学生的素质挂钩。你认为这种现象是常见的吗？

许晶 ：挺常见的。当然在我做研究的幼儿园，家长之间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没有那么大，攀比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也听家长说过其他幼儿园送礼的事情。公立幼儿园一个班比如说有30多个小孩，老师照顾不到每个人，但大家都把自己小孩看得宝贵，想让自己的小孩得到很好的对待，又没有一个直接的付费渠道，就要去走其他的渠道。因为教育内卷的焦虑，送礼和攀比愈演愈烈。经济学里有博弈论，别人都送，你不送怎么办呢？至于直接把家长的职业收入与学生的素质挂钩，美国也有很多这类隐性情况，只是大家不会直接说出来。

当然，“素质”这个词本身也需要历史化地看待，尤其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下。人类学家Andrew Kipnis（任柯安）有一篇文章，从语言学和社会变迁等角度分析了“素质”一词在中国的发展。前现代直到20世纪早期，这个词指的是内在的、本来的甚至天然的品质。在1970、1980年代，随着提高人口素质运动和推行素质教育运动的开展，这个词的意义发生了很多变化。在1990年代，一批研究素质教育运动的人类学者，分析了政治治理术如何通过“素质”话语塑造民众的主体性。在这一背景下，“素质”成为区隔个体高下之分的标签，变成了与阶层有关的等级化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在研究中发现，有些家长也言行不一，一方面教导小孩讲道德，另一方面自己有时也难免势力和攀比；有时候希望孩子纯真，有时候又希望孩子能更圆滑。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你自己也有类似的困惑吗？

许晶：我的出发点是同情式的理解，人类学不是去给家长做道德判断。当你时时刻刻处在矛盾甚至是牢笼之中，想要言行一致，想要有自洽的价值体系和实践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国外对中国的幼儿园有很多刻板印象，觉得中国父母是虎妈，但不身处这个具体的环境里面，外人很难理解家长的焦虑和挣扎。在中国做家长，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量，平衡很多事情，一方面希望小孩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一方面又得让孩子适应环境——如果别的小孩都报班，你不报班怎么办？孩子可能连交往的环境都没有。

在道德方面，你希望小孩特别善良地去帮助别人，但在社会变化飞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孩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和人，甚至可能遇到欺诈。我书里写过，有一个小孩虽然可能认知发育稍晚，但是特别可爱，我对家长说“您的孩子特别纯真善良”，家长却非常无奈，说“纯真有什么用，将来会被人欺负”。

当然，我们的社会情境只是把这些矛盾和冲突集结在了一起，事实上无论在哪里带孩子都有类似的情况——教育理念很美好，然而现实很骨感。我这本书的三位审稿人之一、已故美国认知人类学家Naomi Quinn就说，从我的民族志里面看到，没有哪一种教育理念是能够与现实自洽的。

“好孩子”难以定义，学习好被赋予了道德含义

界面文化：这本书的名字叫“培养好孩子”， 2019年你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的论文关注的是“表现好”，所以“好”到底意味着什么？

许晶：英文著作是从博士论文改的，当时没叫“好孩子”，而是叫“the moral child”，后来成书时我想到了“the good child”。“好”这个词是打引号的，它很难定义，“好”本身有多层的含义，有时甚至是反讽的。

关于“好孩子”，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观念。什么样的小孩是好孩子，我们想把小孩培养成什么样子，这些讨论是有意义的，国外的读者也有一些共鸣或对照。1990年代早期，基于问卷调查和对上海及周边两个村庄的父母的访谈，人类学家吴燕和认为中国人是权威式的育儿，强调孩子要顺从。

我的研究则表明“好”的标准在变化，有了更加多元的表现。比如现在家长认为，听话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善于社交。一个变化的环境对于个体生存的要求更高，竞争更激烈，不是有个铁饭碗就能生存得好，处好关系是很重要的。这种对于社交的强调也来自家长对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很多家长会认为独生子女自我中心，不会跟人打交道。

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好”字非常难以定义，里面甚至会出现矛盾。有的人说善良的、愿意帮助人的、大家都很喜欢的是好孩子，但我那篇讲“表现好”的文章就提到，到了五六岁特别重视学习成绩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学习好的是好孩子。有的家长就跟我说，都在想争第一，但是为他人鼓掌的小朋友也很让人感动。有的孩子可能学习好上天，但是不快乐，或者和周围的人都处不好，家长也会担心。

虽然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情境对于何为“好人”、何为“好的教育”的理解有很大差异性，但是道德教化、尤其是通过个体教育达致或者改良社会秩序的这一理想，贯穿于漫长的中国思想史。我给书起名“好孩子”，也是想将当代儿童发展研究联结到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脉络里。 

《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许晶 著 祝宇清 译薄荷实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5-30

界面文化：“表现好”更强调的是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吗？

许晶：对。“表现好”特别有意思，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人讨论“表现”，但很少有人从儿童发展、童年早期教育的角度去分析。我觉得这个角度很重要，也恰好是我最关心的。

“表现”这个词是在一个关系性的环境之下的自我呈现，有“表面”“展演”的维度。既然有展演，就针对着一定的观众，就蕴含着关系情境；在我们的社会情境下，这种关系通常有等级权威的意涵。

“表现”特别道德化，好和不好本身蕴含着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而且有非常大的模糊性。你在班级里面帮助别人是好，但到外面一个不认识的人找你要钱，这时候好的方式可能是保护自己。所以它确实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也反映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特点。

“表现好”的模糊性还体现在不同情境下标准的变化。比如孩子两三岁时，幼儿园要建立秩序，坐得整整齐齐就是“表现好”。等到了四五岁开始讲学习，小孩就会自发地把学习好称作“表现好”，标准逐渐窄化。

界面文化：比如我跟一个学习好的孩子起冲突，老师一般会偏向于学习好的学生。是不是学习好也可以道德化呢？

许晶：在中国教育文化传统里，学习好本身就被赋予了道德含义。读书一方面是修身养性，另一方面读书是考科举，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社会秩序里面，这两方面也是耦合在一起的，这些意义是在社会现实里面生长出来的。

今天教育体系也把学习优秀看得特别重要，甚至跟人的命运连在一起，被赋予了很多道德的含义。但从儿童发展的科学话语来看，数学语文这些是狭义的学习（academic learning），和他人交往、表达感情、规范行为，是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发展有多个领域、多个面向，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老师总是会有所偏爱，对一些学生会比另外一些学生更好，哪怕老师内心不愿意，也都会不自觉地这样做。

所谓“虚伪”，只是儿童跟他人产生连接的一种方式

界面文化：《培养好孩子》一书里有个叫彤彤的孩子，跳舞的时候脸上会挂着“假笑”（引用老师的评价），是个“小人精”，而3岁的成成会和老师说，应该和上司套近乎。这些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虚伪，这是不是很可怕的呢？

许晶：拉关系、虚伪、有心机，这是我们成年人的社会化的语言，我所接受的科学训练的语言会超越这种社会价值判断，换一种视角看待。比如从进化人类学的视角看，这些就是人类合作的能力或者解决冲突的能力等等，是人际交往和建立社会秩序的认知能力。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不会去贴标签。

我们对小孩的想象带着很多的无知甚至是偏见。我们认为小孩是一张白纸，可以任由书写，但小孩子会处处给我带来惊讶。首先不可否认，这跟整体环境有关系，孩子看着家长的做法，会受到拉关系的意识的影响。

我们用“虚伪”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事情都是人性里面的东西，我一直强调要关注孩子心理的内在理路，关注小孩的心智如何成长，它在不断地吸收周围的环境，但这种吸收不是直接的复制，而是以自己处理社会信息的方式进行，某些方式甚至带有人类物种“自然历史”的印记。我在心理学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的就是婴儿的社会认知，发现婴儿对社会类别、对人际关系都很敏感，有些认识甚至是先天带来的，在不同环境里面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

孩子刻意把梨让给别的小朋友，你说这是虚伪，但从孩子的角度是可能是尝到了某个甜头，觉得取悦老师能获得奖赏，因此做了一些看起来是利他其实利己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虚伪，那是他们的一种跟世界、跟他人产生连接的方式。

很多心理学实验也讲小孩子拉关系这件事，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甚至是在部落社会，小孩分东西也不是完全大公无私，见者有份的。人类幼崽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考量很多因素，会考量自己的声誉，即在别人眼里看来我是个好人、是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因此在有人看和没人看的时候怎么分东西是两码事。

小孩也要考虑关系的远近，你是我亲戚，或者你会和我天天见面，那我给你一个东西，将来你也会给我的，这是对于社会交往的长期考虑。纪录片《幼儿园》里有一个小孩说他干爹是交警，可以没收车子，还说如果自己收到了钱也要给领导分一份。你就能知道，孩子对社会上细微的等级关系、个体声誉、互惠前景这些考虑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心理学的、进化人类学的实验发现和田野发现，都讲了类似的事情。

《幼儿园》纪录片 截图 图片来源：豆瓣

界面文化：讲表现的时候，你有讲到权威今天重视什么要表演什么。你也提到，中国的小孩面临的特别情况是权威的文化，小孩对上下级的关系特别敏感。

许晶：我研究的所有问题，背后都是想探究人性是怎么回事，它在中国社会的表现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和探索。等级的权威的文化，很小的时候就扎根到小孩心里了。

“表现好”里有取悦权威和认同等级的一套逻辑。如果我们从小在教育这一套东西，那么小孩对于等级权威会格外敏感。这种敏感性也有与生俱来的基础，不是只有中国小孩有，但我们的环境里小孩的表现有其特色。比如小孩会非常主动地去揣测成年人的想法，甚至会主动取悦权威。

我去年发表了一篇人类学文章，说的是老师让孩子当小班长去管别人，小孩则觉得告状会让老师关注自己；其实老师不太喜欢爱告状的小孩，但实际上老师又无形中助长了小孩去监督他人、取悦权威——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世界。

界面文化 ：老师也很矛盾。

许晶：他们觉得小孩要善良，要帮助别人，又觉得外部的世界有很多风险。而且幼儿园老师很累，一个人管那么多小孩，怎么样去维持秩序？集体观念便于管理，如果孩子都能够乖乖排队，互相都更省心，更有效率。我的书里也提到了一位托班老师如何训练孩子的集体观念，老师让小孩在走廊里面走直线，一个小孩走歪了，整个集体就全部重来，小孩就会受到集体的压力，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这里也有人性深处的东西，比如小孩子对于集体荣誉和自己是否合群的敏感性。这些方法一方面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在充满困境甚至悖论的环境中摸索着生存的结果。

界面文化：在《培养好孩子》一书中，你也介绍了几种管教方式，比如羞耻感、社会排斥、自我批评等。你怎么评价这些技术？

许晶：不能说是有效，可能用有力（powerful）比较合适。这些方法对于管小孩很有力，但不意味着我认同这种方式。

有一次可能是早操没做好，老师让小孩坐在太阳底下，围上一圈，让他们想想犯了什么错误，自己讲一讲。我想老师的这些方法可能也源于他们的成长经历，可能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因此这种形式不一定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人在长期积累的文化影响之下，不由自主沿袭了那套东西。

又比如，老师对我儿子很好，但有一次我儿子回来就学着样子跟我说，妈妈你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到另外某某老师班里面去。他因为表现不好被批评了，被吓到了，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奏效的。小孩为什么会对被排斥那么敏感？为什么对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批评会觉得那么羞辱？很多心理学和进化的理论在讲人对群体的忠诚，这是人性里共通的东西，但这种具体的规训方式背后有其历史根源。

我们的教育有很多变化，吸收了很多新理念，有很多所谓科学的民主的育儿方法，但自身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依然很深。可能国际学校不一样，可能某些精英家庭孩子上的学校不一样，或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观念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说，在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世界，还是有很多连续性。

我在讲“表现好”的文章里讲老师怎么规训小孩，他们把小孩放在一个集体的情景里被彼此观看，被权威凝视，然后不停地比较，把一个小孩跟别的小孩比，让小孩子互相去比，这种比较里面蕴含着道德评价，一定要分出你是好还是不好。

我引用了有一个挺有名的研究叫做“三个文化下的幼儿园”（Preschools in Three Cultures），比较了美国、中国、日本在三个幼儿园进行的研究。我清楚地记得，上海思南路一家很好的公立幼儿园引进了很新、很先进的西方教育方法，让小孩比谁讲故事讲得最好，评比“故事大王”。

研究者把这个片段录下来，把视频播放给三个国家的幼儿园老师观看，很有意思的张力出现了： 中国老师非常自豪，觉得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方法，尊重小孩的主体性和自主创造力，讲民主，让小孩自己去评比；但美国、日本的幼儿园老师却对评比“故事大王”的方式感到惊讶——引用研究者的话，这种方式非常“中国化”，最后还是要比出一个“大王”，让小孩跟着老师定的某种标准去比。

育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生活的领域，你会发现我们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连续性。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过去，也没有与过去绝对的断裂，没有绝对的新。

在跨文化视野中，没有特别具体化的、可操作的育儿宝典

界面文化：提到育儿，人们总是讲所谓“虎妈”跟好妈妈有一些区别，能不能请你稍微讲一下，育儿到底有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许晶：这个问题一下就打中了靶心。从基本层面上，给孩子的爱的连接以及一定的秩序是好的，但放之四海皆准的精细化的一套标准和操作系统是没有的，不存在一个特别具体化的、可操作的育儿宝典。

在美国，很长时间以来视为“正确方式”的是建议妈妈不要跟婴儿一起睡（co-sleeping），基于对压到小孩的担心以及对培养小孩独自入睡的考虑。但是从跨文化的研究到进化人类学的理论都发现，人类祖先的婴儿就是跟妈妈睡在一起的，很多文化中小孩也都跟妈妈一起睡，所以现在美国儿科协会的标准也在更新。我想从这个例子说，很多所谓的具体育儿标准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家庭环境里适应出来的。用人类学视角就能够把它们解构了。

界面文化：你说育儿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你如何看待现在流行的密集母职？

许晶：确实没有标准答案，但现实会逼得人没有办法。密集母职一开始是美国社会学家定义的概念，他们发现美国白人中产有一套育儿话语和实践体系，现在来看，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了。

整个社会还是有那么多不平等的结构在，妈妈就是承担了那么多的责任，甚至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是妈妈的天性。其实，哪有去给小孩报班的天性？可是在竞争的环境里面，不密集投入怎么办？在美国也得给小孩报班，只是跟北京海淀比起来算是小巫见大巫。

我现在的研究关注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台北附近村庄的儿童，有很宝贵的田野资料，那时候的育儿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妈妈有的在田里面劳作，有的在工厂上班。我用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小孩很大程度上是跟其他小孩一起玩，或者一串兄弟姐妹在村子里面跑的状态，跟现在的密集母职非常不一样，短短几十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界面文化：《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一书提到，我们对孩子有一种过度保护、过度教育的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许晶：首先必须承认，儿童作为人类的幼崽是脆弱的，需要保护的。从进化的角度讲，智人的小孩是灵长类动物里成长过程最长的，漫长的童年期让大脑发展，让我们脱颖而出。

过度保护绝对是全球中产文化的一个倾向，人们觉得外部世界的危险越来越多了。美国很多人不敢让小孩骑单车在外面玩，走一步家长都要看着，但在我们的上一代，10岁的小孩就在田里干活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养育确实是不正常的形态。

很多发展心理学、进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认为，人类的童年之所以那么长，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个充分学习的阶段。小孩是一个巨大的学习引擎，与生俱来拥有很多能力，这些能力也必须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得到施展锻炼。

用目前人工智能的一个理论打比方的话，就是所谓“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矛盾权衡。有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成长的本质是开放式的学习，就是高成本的探索（explore），不一定非得现在就有个明确目标、就要交出一个作业，这种探索式学习有利于长远个体发展和人类生存。

但现代学校教育的主导形式是今天要学哪个知识点，就要把它弄明白，要写作业要考核，是被限制化的、目标非常明确的利用（exploit）式学习。现在我们的教育竞争体系绝对是在过度教育小孩，让孩子从一岁就开始认字、背唐诗，孩子大脑在其他方面进行发散学习的空间就少了。其实，学习的形态、儿童成长发展养育都可以是多姿多彩的，人类学关于世界各地儿童成长的研究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面也讲，中国儿童是可以构建自己的道德世界的，是不是说家长的管教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许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成年人的督导或者教导到底对于小孩的成长有多大的作用，一直有争论。一些人的观点比较极端，认为这都是基因决定，教导的影响不大。我没有那么极端，我承认有先天的因素，但也看到环境对于小孩子成长的巨大影响。

从我的书里面你也能看到，不管是家长的、学校的还是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对孩子的意识发展都有影响。但是很多研究过于侧重成年人的教导，忽略了小孩子的peer learning，即孩子在同伴群体里有意识无意识的学习，在与同龄人的交往过程中成长。

这是两种不同的学习类型，也是我目前的新研究兴趣。《培养好孩子》里也讲到这样一个例子：独生女瑶瑶的妈妈觉得女儿特别娇惯和固执，到哪都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但瑶瑶在去另一个女孩家里玩的时候发现，这家的两姐妹之间有一个规则，即我先拿到就是我的，也称“先占者偏见”。瑶瑶通过跟同伴群体的交往，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规则，这种学习比家长的管教更有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写：潘文捷，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