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学术上司压榨欺凌，只能忍气吞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ID：sciencenet-cas），编译：晋楠，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被要求每周去博导家打扫卫生，被导师要求叫“爸爸”、帮他洗衣服做饭，在论文/专利中使用学生的数据而不承认学生的贡献……

在学术界，类似的压榨、欺凌行为并不少见。最近一项对全球近2000名研究者（大多数是研究生或博士后）进行的调查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最新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曾经历（84%）或目睹（59%）学术欺凌，抑或两者兼有（49%）。然而，绝大多数被欺凌者（64%）因害怕报复未向所在机构报告。极少数人（16.6%）报告欺凌行为后，却得到不公平或有偏见的处理结果。

欺凌行为为何在学术界如此盛行？除了选择沉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遏制学术欺凌？

一、近2000人调查：84%曾经历欺凌

什么是学术欺凌？ 

在近日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网（SSRN）的一项预印本研究中，美国维克弗里斯特大学的Sherry Moss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Morteza Mahmoudi给出的定义是：来自学术上级的持续敌意行为。

除了身体虐待，他们表示，学术界的施暴者与家庭施暴者表现出的具体行为非常相似。这些行为包括口头的，如辱骂、奚落、斥责；和非口头的，如沉默对待、孤立，并在各种情境中表现出来。

作者对高校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学术欺凌行为进行全球匿名调查发现，在1904名参试者（多为研究生或博士后）中，84%的人曾被欺凌，59%的人曾目睹欺凌，两者兼而有之的比例为49%。

此次采访中，有被欺凌者这样说：

“她会因为一个小错误对我大吼大叫，逼我离开实验室，我这么做了……”

“一年后，我才意识到PI告诉我上厕所的时间只有45秒是不合适的，这侵犯了我的隐私。”

“我试图忽视这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对我的攻击又开始了，结果我出现了耳鸣，我去实验室之前经常呕吐……”

那么，谁是欺凌者？作者不出意料地发现，大多数欺凌者往往是拥有更高职位等级的“掌权者”。他们对723名受访者进行的开放式访谈显示，欺凌者中系主任占15%，高级教师占12%，院长、助理院长、博士顾问和实验室高级同事/同行占6%~8%。

同时，“名头大”的机构更可能出现欺凌者。成千上万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申请在这些著名学府中与著名科学家一起工作。作者表示：“这为学术欺凌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滋生地。因为欺凌者有更大的影响力，被欺凌的学生如果选择离开，很容易被取代。”

此外，学术欺凌者不分性别。由于大多数STEM领域男性是掌权者，男性按比例代表了更多的恃强凌弱者。但女性施暴者滥用监督的行为水平却高于男性施暴者。

与“欺凌者”相对，“被欺凌者”往往地位较低，且女性和国际学生占有相当比例。

此次研究发现，大多数受欺凌的对象是研究生（41%）或博士后（28%）。而且，欺凌行为超出“PI-学生”关系范围，还包括行政助理、初级合作者等。84%的受访者表示曾遭遇监管滥用。

此外，当国际学生、博士后和初入职场的学者成为欺凌目标时，所受欺凌的严重程度更甚。

具体的欺凌行为包括，强硬地改变作者顺序，为了个人利益用不属于自己的想法或知识产权邀功，以进步的名义辱骂他人，嘲笑或公开羞辱他人，以及威胁不推荐或失去工作职位等。

二、权力差异导致学术欺凌盛行

高达84%的人曾遭遇学术欺凌？是什么让这一现象如此盛行？

Moss与Mahmoudi认为，学术欺凌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学术等级制度在资助的主要研究者（PI）和开展研究的实验室成员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权力差异，使拥有更多权力的人欺凌那些没有权力或权力相对较低的人。

学术欺凌（或滥用监督）主要有三种前因：自我调节障碍、身份威胁和社会习得。

首先，欺凌型领导者的行为会被追随者效仿，且这种行为比积极行为更容易被学习和传承，即“滴注效应”。

其次，身居高位的人感到来自上级（如发表文章或获得资助的压力）或下属（如认为不称职）的威胁而导致欺凌行为。

此外，疲惫不堪、工作过度的科学家可能经历个人或心理资源的枯竭，而对下属的挑衅做出严厉的反应。

这些都表明，权力差异加剧了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向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发泄愤怒的可能性。

作者表示，学术欺凌会对被欺凌者带来广泛的生理和心理伤害，导致他们对原本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产生倦怠，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和行为，导致许多有才华的研究人员离开学术界，给科学研究带来损失。

同时，由于“滴注效应”，受虐者后来转变为施暴者，从而使学术欺凌发生恶性循环。

此外，当欺凌丑闻曝光后，学术机构的声誉也会受到损害。

三、被欺凌噤若寒蝉，谁之错？

尽管很多人曾遭遇或目睹欺凌行为，但他们却“噤若寒蝉”。检举者如“冰山一角”，仅为少数。

此次研究发现，超过64%的被欺凌者选择了“逃避”策略（不举报和依赖家人或朋友的支持）。只有29%的人选择了“战斗”——向所在机构报告欺凌行为。

而目击者在85%的情况下选择了非对抗性反应，包括不报告（25.4%）和支持受害者（59.6%）。只有11%的目睹者向所在机构报告了欺凌事件。

实际上，此次调查表明，参与者渴望分享他们遭受欺凌经历的更多细节。那么，他们为何会选择“逃跑”策略？

研究表明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害怕报复。此次研究中，被欺凌和目睹者因害怕报复而不检举的比例分别占60.5%和63%。

  
  

• 举报后所在机构没反应，或处理结果有失公正。在全部1904名调查者中，仅有极少数人（16.6%）报告了被欺凌，他们中绝大多数（58%）收到的是不公平和有偏见的处理结果。

“……他们发现我的大部分指控都是存在的，但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一、继续在上司手下工作，如果有其他不良行为发生，就报告；二、离开研究机构。”

“我向学校领导投诉后。他们没有遵守自己规定的解决投诉的指导方针，而是告诉我的PI，让我离开实验室，并撤走资金。”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报告；结果却严重陷入抑郁。他们认为，这是我们之间沟通问题和文化的差异，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一开始，出于害怕，我保持了沉默。后来，我和同事向大学董事会和院长报告了这一行为。尽管在10年的时间里，不同团体和个人多次尝试为此采取一些措施，但学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施暴者去年平静地退休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年来提出的投诉存在过。”

最新研究对723名被欺凌者进行的开放式回答定性分析也显示了类似的模式。有388人谈到了举报后的结果：其中41%的人表示检举后什么都没有发生；34%的人表示受到各种报复；25%的人表示最终离开了所在实验室、机构或领域；16%的人表示欺凌者得到保护；只有13%的人表示在报告后得到所在机构支持。

四、如何遏制学术欺凌？

如何应对学术欺凌？作者提出了建议：

• 权力差异是学术欺凌的重要原因，因此PI和其他组织领导人在获得实验室或领导职位之前，需要接受支持性领导行为的培训。

  
  

• 排名最高的院校欺凌行为比例更高，这些高校需要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制定遏制学术欺凌的政策和规范。

  
  

• 制定更多的（类似防治性骚扰的）政策和程序，以保护年轻的、崭露头角的科学家的权力。国际上一些机构的做法可以借鉴。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明确规定，不向被发现有性骚扰行为的研究人员提供资助。英国惠康信托基金会也规定，不向被投诉存在欺凌或骚扰行为的研究人员提供资助，并对未能及时处理欺凌或未报告欺凌事件的机构进行制裁。

  
  

• 成立全球学术行为委员会，独立追踪与特定研究者相关的欺凌报告。

参考资料：

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850784

2. https://www.sciencemag.org/careers/2021/05/academic-bullying-too-often-ignored-here-are-some-targets-stories

3. https://www.sciencemag.org/features/2020/01/academic-bullying-desperate-data-and-solution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ID：sciencenet-cas），编译：晋楠